2019-01-15 12:27:43新京报 记者:徐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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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是一则满族寓言?

2019-01-15 12:27:43新京报 记者:徐悦东

​近日,瑞典学院表示,老舍并不在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上。尽管如此,老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依然是重大的。今年也是老舍诞辰一百二十周年,1月13日,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围绕着《骆驼祥子》,谈了谈祥子背后少有人知、隐秘的民族背景。

家喻户晓的《骆驼祥子》,围绕着年轻主人公祥子个人奋斗终至落败并且身心俱疲的经历,谱演了他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悲剧。这个北平民国年间的贫民故事,却又有着少为人知、相当隐秘的民族寓言背景。


 

老舍


祥子真的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吗?《骆驼祥子》是一则满族寓言吗?1月13日,老舍研究专家、满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关纪新,在首都博物馆多功能厅中,发表了“《骆驼祥子》:北平老年间的贫民故事”的演讲,探究了祥子隐秘的民族背景,以及老舍书写这则寓言的普世意义。


《骆驼祥子》是曲笔书写民族题材中的一部


“祥子初来城里已有18岁,如果他以前真的是在小农意识占支配地位的农民中间长大,就该对都市社会不良的精神现象,有较强的心理承受力,但是,当时的祥子,缺乏起码的承受力,他单纯得叫人揪心,假使祥子刚到北平城里来的时候,就能世故些油滑些,也许随后的许多故事都不易发生。这就让读者想到一个问题:祥子原来真的是个地道的农民吗?”关纪新说。


老舍是满族人,他在十一岁的时候,赶上了对满族来说一个很关键的辛亥革命。这虽对历史来说是一场进步,可对老舍身处的满族来讲,却是一件不美好的事情。辛亥革命后的满族丑化,使得民国年间推行着一种歧视满人的大汉族主义。


少年老舍亲眼看到了他众多的民族同胞在清朝垮台之后,被迫涌入城市赤贫阶层的行列,过着完全失去温饱挣扎于死亡边缘的生活。老舍自己也有一个凄苦的童年,但是他遇到了善人,资助他读书。老舍知道,很多贫民并没有像他一样幸运,所以他对这类城市贫民充满着同情和关怀。


 

骆驼祥子


关纪新认为,老舍没有忘却他苦难的民族同胞,在不允许文学作品明文书写“满族”字样的岁月里,他采用多种变通方式,顽强地描绘着与自己民族骨肉相依的那些人,在赤贫阶层的生存和命运。《骆驼祥子》只是这类曲笔书写民族社会题材小说当中的一部。


祥子是满族人吗?


那么,《骆驼祥子》的主人公祥子是否也是一个满人呢?关纪新认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他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首先,是祥子的名字。在作品里,祥子出现时,“他就是‘祥子’,仿佛根本就没有个姓”,而且,“有姓无姓,他自己也并不在乎。”这种情况在汉族人中间很少会遇到。有姓无姓都不在乎,在汉族人眼里其实很不可思议。但是,这种现象在清代中后期直到民国早期,在陆续改用汉字姓的北平满人中间,却是司空见惯的。


因为满人的满语姓氏不会轻易示人,只有家族内部才知道。满姓改汉字姓后,他们保持着这种对外“称名不举姓”的习性。所以,在清末民初的北平市井风俗里,对满人男性的称谓,常以这人俩字名字的前一个字来作为代称。在他年轻时称他“x(即两字名的前一个字)子”,而这人年长或者身份较高时,便被称为“x爷”。“祥子“到底姓什么,外人并不关心,他究竟叫“祥什么”别人也不会去打听。在那时,北平满人还占着很高人口比例,人们都明白这种人必是满人无疑。


其次,是祥子的语言。虽然说祥子是个不太喜欢说话的人,但他每一开口,却总是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而不是外埠或者京郊农人的语调。这证实了他在语言文化的归属上,跟故都内的老住户们,就是一回事。清代的北京内城,长期被辟为专门居住八旗军人和家属的地方。满人们经过一两百年的锤炼,把明代之前的北京方言来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京腔京韵便是改造后的产物,京城满人都以能说一口“京片子”为能事。


老舍写《骆驼祥子》的时候,正是保持对人物语言地方性高度敏感的阶段。他甚至能让不同原籍的人物操不同方言。比如,天津人杨太太嘴里的“怎吗札(怎么着)?”这可见祥子在进到北平城之前的语言文化归属上,他早就是一个北平人。


骆驼祥子


再次,是祥子喜洁、好义、讲礼貌、好面子的性格。从前祥子极好干净,不管是在车厂子里还是到宅门儿,他总是主动打扫各处。“而忘了车夫并不兼管打杂”,这种“洁癖”式的穷人,在各地的农民中很少见,但在京城满族中间却多得很。而且,祥子起先又具备待人处世热心侠肠的一面,肯于自己掏钱,给快冻死的老车夫祖孙买包子吃;摔坏了曹先生的车,立即想到该赔人家。


初到城里,他甚至于“最忌讳随便骂街”,这也跟一般农民不像。据京城老年人讲,只有旧式的满人,才不习惯张口就骂人,彼此产生龃龉,有的竟只能当面说一句“我实在地恨您”来发泄。祥子身上凡此种种,知晓满族人文特征的读者,都能读出他们的内在联系。


还有,是祥子茕茕孑立的处境。祥子从开头到结尾,一直“就没有知己朋友,所以才有苦无处去诉”。民国初年的北平生活中,恐怕只有满人更可能有这般世间冷遇了。


可是祥子生长在乡间,他怎么可能是一个满人?


说祥子出身于满族,其中一个障碍在于,祥子18岁以前不是城里人。他“生长在乡间”。关纪新认为,其实这依旧不能排除他是满人的可能性,而且恰恰还能证明祥子原本淳朴的品性。清代的京城满人,不都驻扎在京城圈内,在城外乡间,驻扎的还有成建制的三个八旗军事部队及其家眷,即所谓“外三营”——火器营、健锐营和圆明园营。他们分别驻扎在京西的蓝靛厂、香山脚下和圆明园园林里。


“外三营”的满族官兵世居郊外,与京师城内的市井习气阻断,直至清末民初,仍较少受到荒嬉怠惰之风的侵蚀,保持了纯朴、倔强和勇武的传统。在清廷垮台之后,“外三营”的满人只好就地改事农耕,他们缺少耕种的技术,还有军阀混战给他们带来了掠夺和摧残。不少人在田地间谋不出生路,就只好丢掉土地,投奔城里。


祥子“失去了父母(他们可能死于战乱)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与这一历史现象正好吻合。关纪新认为,假若这种分析有道理,能顺利成章地获得相互证实的,还有以下两点:一是,祥子因为自小在京西地区八旗居住地长大,才对该方向的若干地理方位异常熟悉,因此,他为了从被乱兵掳去的地方跑回城里,“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


老舍


二是,祥子虽自幼生长在京外乡间,但他对在那里长期居留并从事农业劳动,却没有兴趣,他把北平当成“他的唯一朋友”。进城后,他一度被抓到远郊去,他仍然“渴望”着这座“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的城,认定“整个城都是他的家”,每逢在城里困苦到了极点,他总是告诉自己:“能在北平,还是在北平!”以至“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可见,祥子从心理到文化(虽然他并没有太高的文化)上讲,是绝对从属这座古城的。他若不是满人,难以想象会有这份坚定的归属感。


底层满人的市俗“堕落”


关纪新认为,我们再次得到了老舍以满人作为作品主角儿,又不愿明说的创作底细的结论,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愿望。作家如果只是想写北平下层的满族洋车夫,自不必绕这么一大弯子,非让小说主人公从乡间走来不可。老舍的用意还包括下面一层:他要借祥子的心理变异,思考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满族下层人的精神与心理演变规律。


关纪新先撇下祥子,对作品中“刘四-虎妞”和“二强子-小福子”两家,做了些族属观察。刘四,据小说里介绍,“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那时该是清末,管钱粮仓库的库兵,必定都是内务府满人;虎妞是刘四女儿,也出不了满族圈子,她那豪横、爽利的性情,也是满人女性常有的样子。


“二强子”,从名字上看,又是个男性满人。他也很有满人特征,“在他醉了的时候,他一点情理不讲。在他清醒的时候,他顶受体面、因为爱体面,他往往摆起臭架子,事事都有个谱儿”;他的女儿小福子被军人骗婚而后抛弃的经历,在民国初年的北平城,是生活无着落的满族年轻女子最典型的遭遇。


于是,关纪新找到了祥子和刘四、虎妞、二强子们在精神上的对应关系。刚到北平的祥子,代表着最原初本色的满人精神——重伦理、尚淳朴,还葆有创造性;而刘四、虎妞、二强子们则代表着彻底市俗化了的满人精神——基本特点是轻道德、贱创造,是没落的消费型心态,构建着扭曲的人生价值观。


祥子当初跟他们格格不入,后来,祥子却亦步亦趋地被他们的价值观念俘获。终于,他心灵的洁净变肮脏了,淳厚的品格变“精明”了。祥子短暂几年间完成的心灵蜕化,浓缩了满族精神文化长久以来,从本元类型向市俗类型演进的趋势。


尽管18岁之前的祥子身心健康,一旦遇到汪洋般涌来的市俗文化的夹击,他也只能一筹莫展地败下阵来。由此可见,老舍对弥漫于都市底层的蛮悍的市俗精神力量的忧虑。


当然,关纪新认为,小说提供的思考,不仅停留在潜在满族的精神文化层面,它已经具备了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现存的民族都经历过精神上的纯真童年,也都难免要面对随后的心灵走失的阶段。老舍的非凡之处,在于他洞察了本民族的文化变异,将它清晰地投影于中国多民族的精神文化之屏,让来自不同方位的民族,都能从中找到自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作家从历史的特殊性出发,穿越文学描述,触及了历史的深层规律,从而极大地扩充了作品的现实主义价值。


作者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编辑 安也 

校对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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