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当地时间1月15日，英国议会下议院以432票反对、202票支持的结果，否决了此前英国政府与欧盟花了两年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这是英国历史上执政党在议会投票表决中遭遇的最惨重失败。协议被否后，反对党工党立即对政府发起不信任动议，不过，英国议会下议院16日经投票表决，否决了该不信任动议。这一投票结果使得英国“脱欧”再度陷入僵局。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于当地时间15日晚发表声明，对英国议会下议院否决“脱欧”协议表示遗憾。声明说，欧盟方面批准英国“脱欧”协议的程序仍在继续，这一协议是公平的，也是对双方最好的协议。这一协议能减少“脱欧”对欧洲企业和民众的伤害，也是保证英国有序“脱欧”的唯一办法。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在1月9日，英国议会曾通过法案规定，“脱欧”协议被否决后，特蕾莎·梅政府必须在3天内交出替代方案。特蕾莎·梅于1月21日将脱欧协议替代计划“B计划”提交英国下议院，如果这份“B计划”在1月29日再遭到议会否决，这将有可能导致英国提前举行大选。

第二次脱欧公投能解决问题吗？

戴夫·劳勒（Dave Lawler）在新闻网站Axios写的《第二次脱欧公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文章里分析道，自从英国脱欧公投决定离开欧盟之后，各政党都表示尊重投票结果，并推进英国脱欧。但是，他们并未就英国脱欧的具体形式达成共识。有人担心，这时若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企图通过公投放弃脱欧，没准会侵蚀一代人对政治的信任。即便如此，包括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在内的一些人认为，第二次全民公投也许是唯一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不过，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要面临的挑战很多。首先，议会必须得批准第二次脱欧公投，还要规定选民投票的选项，这个选项就特别棘手：因为从广义上来说，现在英国有三个选择，采用特蕾莎·梅政府的脱欧协议、“硬脱欧”和留在欧盟。《每日电讯报》的政治记者阿萨贝·内特（Asa Bennett）和哈利·约克（Harry Yorke）认为，若仅仅提供这三个选择，让选民在三个选择中选一个，这会使脱欧派的选民分成两个阵营，结果是留欧派获胜的优势大增。若让选民在这三个选项中进行偏好排序，因为脱欧派的选择就占两个选项，所以脱欧派获胜优势很大。如何公平地设计公投机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此外，因为3月29日是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若要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英国将不得不启用“第50条”，推迟这个最后期限。因为据英国政府研究所指出，一个公平的公投过程至少要21周的酝酿。

特蕾莎·梅

而且，第二次脱欧公投这个选项面临着许多反对的压力。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就坚决反对举行第二次公投，她曾说，英国人民让他们的领导人“承担脱欧的庄严责任”，而不能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虽然根据1月上旬YouGov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英国人民里，留欧派占46%，领先于脱欧派的39%，剩下的人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倾向。这看起来，若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留欧派会胜利。不过，这种预测跟2016年脱欧公投时很像，谁也不敢为留欧派获胜打保票。

就算推迟脱欧的最后期限，也解决不了根本的政治问题

历史学家蒂莫西·嘉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在《卫报》中撰写的《如果英国脱欧希望被欧洲倾听，那么它必须学会说欧洲语》一文中指出，仅使用“第50条”延长脱欧最后期限三个月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解决英国要去了解欧洲自身的问题。

蒂莫西·嘉顿·艾什认为，英国人几乎毫不关心一些欧洲大事，诸如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正在签署新的合作项目；法国总统马克龙受“黄背心”运动的震撼，发起了一场全国辩论；波兰亲欧洲的自由派市长帕维尔·亚当莫维奇（Paweł Adamowicz）被反移民的保守批评者谋杀，撕裂了波兰社会；欧盟准备在5月举行欧盟大选，维克多·奥尔班和马泰奥·萨尔维尼等更国际化的民族主义者，对抗着马克龙和默克尔的自由主义等。而这很难使得欧洲“倾听”英国的决定。

英国人只关心自己的脱欧之路，纠结于脱欧的条款和法律。其实法律的背后是政治。英国人能很容易地延长脱欧最后的截止日期，在那额外的三个月里，英国人也许能通过达成更温和版本的脱欧协议，或许这并不需要全国性的辩论和第二次脱欧公投。但是，蒂莫西·嘉顿·艾什并不认为这能解决未来欧洲的政治问题。因为这个危机是一个普遍的大危机。英国人应该先了解欧洲大陆，因为英国与欧洲许多国家同样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而目前来说，这些问题在这个世纪内才是最重要的。

面对撕裂的英国社会，英国女王继续呼吁求同存异

据《卫报》报道，在纪念桑德灵厄姆妇女研究所（WI）成立一百周年的演讲中，英国女王呼吁“凝聚共识”和“永远不要忽视大局”，这被解释为女王围绕脱欧争论的隐晦表达。英国女王就曾在圣诞节的演讲中呼吁大家“尊重”对方不同的观点。在撕裂的英国社会里，在宪法上保持公开政治中立的英国女王，在近期的讲话中不断隐晦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为弥合社会分歧做努力。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英国女王在纪念桑德灵厄姆妇女研究所成立一百周年的演讲中说，“我们要继续强调耐心、友谊，要有强烈的社区关注，还要时刻考虑他人的需求。”“每一代人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当我们寻找新的答案时，我更喜欢经过了考验的解决方法，诸如大家好好说话；尊重对方的不同意见；大家求同存异，凝聚共识；永远不要忽视大局。对我来说，这些方法是永恒不变的，我向大家推荐这些方法。”

全民公投本身就不是好东西？

亚历克斯·赫恩（Alex Hern）在《英国脱欧的噩梦完全是保守党的错，不要责怪工党》一文中指出，现在脱欧这个“烂摊子”，也使得工党深受其害。在网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推特内容是：“如果工党以任何形式促进英国脱欧，我将永远不把票投给他们。” 亚历克斯·赫恩却认为，工党也是受害者，我们不能怪工党，这完全是保守党的错：前首相卡梅伦为了保守党内的支持度，提前推出脱欧公投，贻害至今。

亚历克斯·赫恩认为，在一个政府犹豫不决、不支持变革的时候，举行全民公投是一件坏主意，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会不了解公投内容的后果。而公投意味着合法性，意味着要对投票结果进行承诺。但是，保守党并没有将国家从混乱中解救出来，而保守党将失败归咎于政治对手就过分了。

英国脱欧的“烂摊子”因2016年全民公投而起。许多学者借此开始反思全民公投制度本身。伦敦玛丽王后大学的罗伯特·桑德斯（Robert Saunders）在《经济学人》中的《英国如何接受全民公投制度，这个独裁者和煽动者的工具》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从“全民公投”制度变成“全民否决”制度。

罗伯特·桑德斯认为，不管是克莱门特·艾德礼，还是哈罗德·威尔逊，都称全民公投“违背了英国的传统”。撒切尔夫人称公投是“独裁者和煽动者的手段”。全民公投对少数群体是危险的，对议会的权威性也有损害。

然而，全民公投已经成为了英国宪法的一部分。自1973年以来，英国已经使用过12次全民公投。但是从哈罗德·威尔逊到戴维·卡梅伦，他们只是将全民公投当成“政治炸弹”——解决政党内部分歧的工具，来逃避执政者的责任。而且，这些全民公投经历并没有使英国形成重要的规则，比如公投的原因和方法。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

公投是在二十世纪初进入英国公共辩论内容里的。那时英国在一些如妇女投票权、关税改革和爱尔兰自治的问题上争议很大，在各个政党内部里都很难取得共识，因此才把决定权交给人民。这种氛围跟现在的英国是很相似的。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宪政主义者戴西（A.V. Dicey）来说，全民公投的确是一个可以从个人对某个政党的忠诚中，解放对多样议题态度的方法。但是，对于戴西来说，公投是用来支持或者拒绝已经在议会上批准的提案，他称这个为“全民否决”制度。这是对“议会冒险主义”的一种制约，而不是用“全民公投”来替议会做决定。

桑德斯认为，大家抵制“全民公投”主要集中在三点上：第一，公投将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化成了“是/否”的问题，忽略了细节和所涉及的成本。人们可以公投决定要不要减少移民以消除结构性赤字，却无法公投哪些移民该被驱逐，以及如何削减赤字的具体问题。

第二，公投会削弱“责任政府”制。因为政府可以用全民公投转嫁责任，去制定一些本来它不同意的政策，却仍保住权位。而那些在政府外的政治活动家，能通过全民公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且还不用负责。这会使得政府和政治活动家不负责任，运用谎言煽动大众。

第三，公投还会促进威权主义。因为有异议的选民不能再挑战政府或政党。他们不能挑战“人民的意志”。在这种制度下，少数民族的自由空间会很小，而且，“忠诚的反对派”的空间也很难存在。

这些问题都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应验了。桑德斯认为，脱欧公投将一种“神权原则”引入英国政治。其结果是民主受到了损害，“人民的意志”成了单一且统一的整体，不同意见者变成“人民的敌人”。

而第二次脱欧公投，这种以公投治公投的想法就跟醉了还继续饮酒一样。桑德斯认为，特蕾莎·梅和科尔宾反对第二次脱欧公投，只是因为他们无法在不脱离他们的党派的情况下，对英国脱欧的方案做出决定。在桑德斯看来，应该思考的是，如果要想避免更多因全民公投而出现的政治危机，就要把“全民公投”变成戴西一开始所想的“全民否决”，回归旧的宪法传统。

作者：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编辑：李妍；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