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的书写,通常只是描摹单个艺术家的形象,斯密却在《竞争的艺术》中一写写一双:马奈和德加、马蒂斯和毕加索、德·库宁和波洛克、弗洛伊德和培根。八位响当当的现代画家,在斯密笔下却献身四段有料的八卦。那是既密切又疏离的传奇友谊,亦是被嫉妒和雄心左右的男性博弈。斯密在那些伟大的画作背后,发现了艺术家之间的秘密——他们的爱与恨、相似与矛盾。没有来自马蒂斯的压力,毕加索不会暗自较劲画出《亚威农少女》;没有马奈人格魅力的引领,德加不会走出工作室,去咖啡店写生;不曾嫉妒过波洛克,德·库宁不会在他车祸去世不到一年就和他原来的女友高调恋爱;不曾崇拜爱慕过培根,弗洛伊德也不会三个月不间断工作一心想画培根肖像。


“当一位艺术家遇到比他事业上更顺利、更无畏的同行时,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启发性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解放。它打开了一扇大门,各种可能性尽在眼前。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还有看待世界的方式。人生的方向也随之改变。”垂暮之年仍对培根念念不忘,是弗洛伊德让斯密意识到,之前的艺术史评述似乎从来没有把视线聚焦到艺术家们的关系和影响上,尤其在他们艺术生涯的早期。这种被斯密归为艺术家之间的“竞争”关系,远比对抗与竞技更复杂,还牵涉最初的爱与崇拜,最终的失望与伤害。这也是19世纪50年代以来强调原创性的现代艺术语境中特有的“竞争”范式——创作受阻,在他人身上看到可能性,继而寻求突破,改变之后又为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试图拒绝影响,从而确立自我的声音。


塞巴斯蒂安·斯密,艺术评论家,2011年普利策批评奖获得者。在多所大学和机构授课,包括耶鲁、哈佛、纽约大都会博物馆。2016年10月他应邀以本书为题,参加普利策百年纪念演说。斯密获2011年普利策批评奖颁奖词:“他对艺术生动丰富的写作让那些伟大的作品在爱和欣赏中重生。”


作为一个艺术批评家,斯密自嘲这个群体总是相对最晚发现那些了不起的作品,“批评家总是念念不忘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并希望他们看到的艺术总是与他们认为艺术应该的样子相适应”。同情的理解,善意的评论,在创造力不断迭新的时代,开放的心态显得尤为重要。不止在绘画艺术,在任何领域都是;就像真正的对手对自我的激发一样,亦适用于每个领域的创作者。

  

竞争的关系 生活与艺术一起发生


新京报:最初为什么想写这本书,因为结识了卢西安·弗洛伊德?


斯密:对,我在伦敦住过四年,也是在那里遇到卢西安·弗洛伊德。我知道他曾经跟培根有过一段很密切的交往,他们一度非常亲近,当然也有过争吵,最后到关系破裂,谁也不跟谁讲话。


我其实挺害怕去问弗洛伊德这件事,因为不想冒犯他。所以认识弗洛伊德很多年了,我都没有问过任何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事,直到2006年的一天,我在同他做一个采访的时候,终于忍不住问了。


关于培根,弗洛伊德其实想过挺多,所以他其实很乐意去谈他,不会觉得冒犯。他告诉我,他确实曾经对培根心生敬佩并倾倒沉迷,不止在于培根的作品和画法,还念念不忘培根的个人魅力和散发出的强烈吸引力。他那天谈了很多,包括培根如何影响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以及他并不觉得培根的作品曾经受到他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与这种影响作斗争。他身上确实表现出培根的影响,但一段时间过后,他害怕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所以再次把这种影响推开。


新京报:这也是你这本书里所讲的“艺术的竞争”,这种关系和影响在书中四对艺术家身上都有表现。


斯密:确实,在这八位画家的早期艺术生涯中,都有一个对他们很重要的人。我继而开始观察每一段关系里的模式,它们几乎是一样的。每一对里,总有一个人擅长画画,另一个人不擅长;同样,总是其中一个人创作受阻,试图寻求突破,然后他遇到另一个人,看到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能量,就想按照他的方式走下去,创造力得以被释放。这就好像波洛克对德·库宁,培根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所以,总有一个特定模式,不仅仅关乎作品的艺术风格,还包括人物的个性和魅力。


我觉得,这有点像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有时,我们遇到一个特殊的人,会对我们产生特别大的影响——让我们为之迷恋倾倒,想象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会更兴奋刺激——但是接下来,我们也开始担心会失去自主性,试图推开、拒绝这些影响,从而找到自己的存在方式,发现自己的声音和创造力。这一点儿也不容易,有时会经历巨大的冲突。


埃德加·德加,《马奈夫妇》,约1868-1869年。    


新京报:《纽约时报》说这本书是“半人物传记半艺术史”,除了四段艺术家之间的故事,还有什么是你想透过这本书传达的吗?


斯密:我想提醒人们,艺术和生活分不开,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分不开。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常被教导说,如果艺术发生在此处,生活则在另一处。可在我看来,生活和艺术是一起发生的。人们所处的关系,还有人的个性和性格,都会对一幅画的创作方式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过去几个世纪,西方的艺术一直在追随传统,顶多在传统之上加一点自己很小的创新。但是进入到现代社会阶段,从19世纪50到60年代开始,原创的表达变得更加重要,也就是从那时起,你的人格和人生开始在绘画作品的创作上扮演重要角色。


绘画与观看 关注是爱的一种形式


新京报:今天照相技术已经那么发达,我们似乎不再需要画像了,那今天的肖像画还有什么意义?


斯密:我们似乎忘记了其实照片会说谎。它并不呈现所有的事实。我们通过两只眼睛看世界,所以有一种空间感;但照片只有一只眼睛,是平面的。照片只是一种特别的观看方式。我们以为它是自然的,但它并不是。尤其是今天当它变成数码,更多是变成1和0之间的组合。它是技术主导的,也就有了许多技术上的限制。当然,绘画也是“观看”的一种方式而已,也有它自己的限制,但它会涉及人性和心理上的深度,它与人相关。当你用眼睛去看,用手举着画刷,会产生比一张照片更为丰富的联结和回应。这既是心理上的,也是身体上的,会形成对一个人更加完整和丰满的印象。


《竞争的艺术》作者: [澳] 塞巴斯蒂安·斯密,译者:程雪 / 董欣然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


新京报:毕加索在为格特鲁德·斯泰因画像时,前后见了九十次;卢西安·弗洛伊德画培根的肖像也花了三个月之久,为什么一幅肖像需要花费这么长时间?画家到底在观看什么?


斯密:这个时间长度对于每个画家都不同。毕加索通常画得很快,斯泰因的画像对他来说太不寻常,部分也是因为他当时在和马蒂斯较劲,他脑子里全是马蒂斯,所以需要不断尝试新的画法寻求突破,但通常他画一幅肖像顶多花一两天时间。培根也画得很快,他不喜欢模特长时间在场,所以一般借助记忆和照片来画,会以一种快速的方式扭曲面部或者模糊掉一些东西。这和弗洛伊德非常不同,弗洛伊德虽然受培根影响,但他后来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画得很慢,不慌不忙,也非常写实。


画的时候确实可以看一眼就得到一些信息,但通过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就会得到更多。在一天里的不同时间段去看,在不同的心境下去看,带着不同的情绪去看。还要和他们对话,形成对整个人的一个感觉,而不仅限于外表。他坐在凳子上的姿势,他累了的时候、精力充沛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去看弗洛伊德的肖像画,其中会包含很多信息,他对他所画的这个人的一切都感兴趣。


新京报:但是画作最终呈现的只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如何做到像弗洛伊德那样让所有的情绪、感情融入定格的画中呢?

  

斯密:我觉得是两点,一是当你走近弗洛伊德的画时,你会发现很多细节。不同的颜料朝着不同的方向,还有画作的纹理,色彩上也有很多细微的差异。弗洛伊德会非常努力地让你感知到他所画的这个特定的身体:脸上的粉刺,手臂的血管,还有微微汗意。也能表达出那个人的情绪吗?我不确定,这个很难讲。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于我而言,画作其实在表达对另外一个人的关注。关注也是爱的一种形式。生活里,我们并没有很多时间可以和一个人长时间待在一起,和他们说话,看着他们。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边走边说,边说边走,不会停下来专注。我觉得弗洛伊德作品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密切关注一个人。这也是爱的一种方式。这种爱并不像夫妻之间的爱,而是一种尊重,有情感在其中。


作者: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

编辑:沈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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