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名家楼适夷、韦君宜、牛汉等创办了以收集和保存五四以来文学史料为宗旨的刊物《新文学史料》，呼吁老作家撰写回忆录，呼吁文学工作者挖掘、考证史料，希望以一刊之力恢复文学记忆、重新沟通久已湮没的五四新文学光荣传统，为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学走出幽闭、褊狭、僵硬之困局，走向丰饶、开放、鲜活的新境界做出贡献。

创刊四十年，《新文学史料》刊发了众多知名作家的回忆录、自传、日记、书信等第一手史料；也刊登文学研究工作者撰写的作家小传、评传及偏重资料性的专题研究、访问、调查、考证、年谱等重要史料，既有亲历者个人回忆，又有研究者多方考证的“史家拍案”。阅读《新文学史料》，有助于走进历史现场、感受历史氛围，从而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现代作家作品，探寻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真相。

2019年3月20日，《新文学史料》杂志举行了创刊40周年纪念会。

还有不到两个月，将迎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1978年12月宣布创办的《新文学史料》，在创刊号上曾推出了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专号。在五四运动100周年到来之际，《新文学史料》杂志举行了创刊40周年纪念会。2019年3月20日下午，纪念会在中国出版集团隆重召开。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在众多的文学期刊和学术刊物中，之所以《新文学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在于这本杂志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起到了还原历史、正本清源的文化作用。无论是五四运动的风起云涌，还是文学史上的潮起潮落，中国新文学每一次浪潮的总结定位和功过是非的评价分析，既需要从大局观上进行评说，也需要提供可资信任的史料作为佐证，所以基于史料和考证为特色的《新文学史料》在当代文坛存在的不可替代性不断彰显。

另外，阎晶明认为，比起单调重复的学术腔，《新文学史料》随时可以读到让人心喜的资料，获知未曾听闻的逸事，帮助我们理清纠缠交错的人与事，补充未曾得到过的史料细节，打开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40年的《新文学史料》毫无疑问是一部沉甸甸的厚重之书，是一部鲜活的中国新文学史巨著。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表示，四十年来《新文学史料》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秉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开放包容的心怀，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各种文学史料，发表了大量的“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刊登了这一时期有关文学论争、思潮、流派、刊物、作家作品及文艺团体等专题资料，以及调查、访问、研究、考证文章及不易见到的材料和文物图片等。四十年，162期杂志，已经形成丰富的史料库，为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新文学史料》不仅成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外学者不可或缺的常备资料，也受到爱好文史的读者喜爱和收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勇，在《新文学史料》40周年纪念会上回顾了自己与这本杂志的交往。四十年前，刘勇到北师大学习时，正好赶上《新文学史料》创刊，四十年来这份刊物伴随着他的学习和研究生涯。从现代文学研究的角度，他认为《新文学史料》至少有三个重大贡献：

第一，四十年来，《新文学史料》见证了现代文学发展的许多重要时刻，对几十年来的文学论争、文艺思潮、文艺团体、文学流派、文学刊物、作家作品等资料的整理、考证和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丰富鲜活的历史途径，这些资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石，堪称历史现场的活化石。

第二，《新文学史料》四十年来不断为史料的定论与辨析、为现代文学的研究及时提供了许多新的论据和新的视角；从创刊以来设有考证、补证、来信摘登等栏目，及时对史料进行订正和辨析。

第三，《新文学史料》四十年来专注于史料的产生与研究，寻求一种研究方法的突破，同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带来新的突破。四十年来《新文学史料》最初以回忆录、历史现场为主，逐渐增加了史家拍案、口述历史、作家专辑等栏目，努力寻求一种史料与研究、史料与方法的结合和突破。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则希望《新文学史料》杂志能够拓展更大的文学视野：当代文学跟现代文学一大的区别是，现代文学的时间是封闭的，而当代文学的时间没有上限，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七十年了，它不断增加着各种运动、论争、事件、史料、“十七年”、“文革”，包括改革开放四十年。所以，他希望《新文学史料》按照主要的范围，在主要做新文学、做现代的同时，能够更多地向当代延伸，给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提供更多的史料的梳理、抢救、研究，推动更多的学科建设。

《新文学史料》创刊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回顾说，四十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批编辑名家创办了这份刊物，呼吁老作家写回忆录，呼吁文学工作者挖掘考证史料，以一刊之力恢复文学记忆，重新沟通久已湮没的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中国文学走出困局，走向丰饶、开放、鲜活的新境界做出贡献。

臧永清还谈及《新文学史料》杂志面临的当下困境。起止于1919-194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仅有三十年历史，而《新文学史料》已办了四十年，重大史料越来越少，内容荒是除了经济压力之外的另一个问题。臧永清认为，《新文学史料》还需继续深入挖掘并获得流落于民间、封存于海外的稀见的重要史料。另外，杂志还要拓展历史空间，一方面向前追溯到清末民初的近代，向后延伸到八九十年代的当代；另一方面从大文化概念入手，重构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外部环境，如教育、文艺以及作家的生活条件、稿费收入、经济状况等皆可丰富刊物的内容。与此同时，设立西译史话专栏，吸引中外文学交流史料。

在40周年纪念会上，胡风女儿张晓风代表作家家属发言，回顾了《新文学史料》杂志与他的父亲之间的记忆之外，还回溯了《新文学史料》对胡风史料的大量刊发和在学界的反响。1979年1月，胡风刚恢复自由之际，收到第二期《新文学史料》。该期杂志关于郭沫若、周扬、茅盾和冯雪峰的几篇重头文章，都涉及胡风亲历的三十年代和“两个口号”问题。后来以这期刊物为契机写下那篇十多万字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现在收录于《胡风全集补遗》。但是，胡风在《新文学史料》刊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1981年第一期上的《我的小传》，这篇短文成了当时刚开始的少数研究胡风的学者和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主要参考资料。再后来，从1984年第一期起开始连载胡风回忆录，包括胡风母亲的回忆文章和整理出来的胡风交代材料和日记、书信。甚至，当年的胡风分子和七月派也陆续在上面发表回忆文章和史料。

老舍的长女舒济，同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志，她也回忆了自己与《新文学史料》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这本杂志和父亲老舍之间的关联。在《新文学史料》创刊号上，登载了怀念老舍的一组纪念文章，其中就有舒济的一篇文章。在接下来四十年的杂志中，断断续续还刊登有老舍的很多佚文、书信以及对他的回忆，为老舍研究做了不少贡献，是老舍研究必备的参考资料。  

左：胡风之女张晓风；右：老舍长女舒济。

作为不断寻找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子善不仅回顾了自己推荐给《新文学史料》的新挖掘的现当代文学作家的史料和文章，还特别谈到了杂志对两岸文学交流之间的历史作用。据陈子善回忆，台静农、秦贤次等人的文章，都是经由他首先推荐给《新文学史料》刊载的，还有诸如钱歌川先生回忆郁达夫的文章等。

学者孙郁回忆起自己担任鲁迅博物馆馆长时，《鲁迅研究月刊》和《新文学史料》经常共同举办学术活动。而如今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他，认为这本杂志的史料研究非常值得认可。在学院派的文学文本研究越来越八股化、教条化、格式化的情况下，《新文学史料》因为队伍的丰富性和话语的多样化，杂志以非学院派的史料研究方法，对学院派僵硬的研究起到了稀释作用，使没有温度的研究变得有趣味，真正使文学研究多样化和丰富化了。在他看来，《新文学史料》是一个众声喧哗、南音北调的平台，在史料研究或者史料编辑方面功莫大焉。

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从2016年开始带着学生组成研究团队，整理民国档案中新文学作家的手札和书信，现在已经翻印了没有收入全集、选集、文集或者年谱的新文学的手札、书信一千多件，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等学者的手札六千多件。作为文学史的研究学人，沈卫威认为这些史料档案逐步揭开了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真实情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将会对作家的全集、文集、年谱和自传有直接实证性的增补修正，同时将对新文学研究提供最可靠的档案文献的支持和帮助，对已往有关作家生活或者某些重要事件的传说、推测等虚构性叙事进行纠正。在他看来，档案作为第一现场，作家回忆录50%是假的，因为记忆有失误。但是，档案是最真实的，可以与当事人的自传、回忆录、书信、诗集进行互证，将时间、地点、人物同步呈现，并且有前因后果的、纪实的、清晰的展示。所以，他在未来想跟《新文学史料》联手推出一批中国现代作家的手札，逐步整理出来给《新文学史料》连载。

史料大家朱正回忆，他接到创刊号后立即读了一个通宵，判断道：“这份刊物是必将传世的。”其后的几代办刊人始终不放弃文化责任，于滚滚红尘、商业大潮中保持国家级学术期刊的学术品质，受到作家、学者及读者高度赞扬，被海内外学界视作探究历史、省悟历史、回味历史的一份新鲜可读、饶有趣味的名刊。

作者 新京报记者 吴鑫

编辑 安也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