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面上上千种曾国藩图书之中，又一本《曾国藩传》面世了。
作家、历史学者张宏杰是公认比较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此前他已为曾国藩写下一百多万字、出版了五本书，包括《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三册和《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上下册。
此次《曾国藩传》以“一个持续奋斗者的升级之道”为宣传语，在讲述曾氏在历史中的复杂关系时，也将他与“北漂”青年的自我修养联系起来。第一版印数不小却已经售罄。可见三十余年之后，曾国藩的故事依旧贴合今天的语境。而当年的读者，也正从“中年男人”变成更为年轻的都市奋斗者。
张宏杰，作家、历史学者，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曾国藩传》等畅销书目。
曾国藩其实天资很差
新京报：你是如何对曾国藩产生兴趣，并开始写作的？
张宏杰：一开始读了朱东安、萧一山以及一些清史学者所写的曾国藩，发现他的生平很有意思，特别是人到中年时发生了很大改变。曾国藩是一个空降的京官，与地方官场格格不入，被联合抵制了几年之后，他调整了自己的性格。我感觉这种经验在中国社会是很有意义的转变。中国社会有自己的特点，每个读书人在现实生活摩擦下几乎或多或少都会转变，曾国藩变得比较彻底。不过，他的改变仅限于待人接物的方式，骨子里坚持的东西实际没变，真正做到了“外圆内方”。
1997年时我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就叫《曾国藩》。后来就开始写《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断断续续出了三本，主要聚焦在曾国藩身上一些有意思的点，比如青年时代的修身、中年时代经历的挫折以及他对风水、相面、算卦这些东西的看法。
博士和博士后期间我写了两篇跟曾国藩有关的长论文，都有十多万字，这促成了两本书《给曾国藩算算账》。我给曾国藩“算账”的问题意识，是想结合宏观和微观层面，复原他作为传统社会官员的具体日常生活细节，同时也考察整个时代的财政，以及官员工资体系和实际生活的矛盾是如何解决的。此前关于传统官员生活及经济收支的学术研究比较少，而以往的曾国藩研究也往往比较粗线条，或聚焦于他的政治军事思想。
今年年初，我又出了这本《曾国藩传》，更加完整地思考曾国藩的一生。我想探讨的是一个纯粹的儒生和理学家如何面对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曾国藩传》，张宏杰 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新京报：这本《曾国藩传》相较以往的曾国藩传记有什么不同之处？
张宏杰：这本书不是那种枯燥刻板的人物传记，也不是流水账一样均衡的叙述，而是抓住了他人生的几个关键阶段，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一些特定事件，可读性会强一点。另外，此前曾氏传记省略或没有提及的，我这里会作为重点来写。比如此前大家几乎不提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七次才成功这件事，而是一开始就把他塑造成一个圣人，好像提这事就有损他的高大形象。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天资很差的人，他应该说也就是普通人的智商或者还稍微低一点。在如此差的基础之上，曾国藩的人生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我觉得这是更有启发意义，或者说是更接近历史事实的。
另外，曾国藩在外交观念上提出了很多石破天惊的创新。我觉得这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意义重大。比如他第一次提出来，要把外国人当人，平等相待，你要尊重他，谈完事得守信用，签了合同就得办。这个观念在以前是没有的。英法联军烧圆明园之前，咱们把他们的外交使团抓起来，有几个人在监狱里就死掉了，咱们不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后来他跟李鸿章说，这些洋人和中国历史上的蛮夷不一样，它的文明程度显然比较发达，所以你力量不如他，实力不如他，还总欺骗他，签完条约之后不执行，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以往绝大多数的曾国藩传都会把天津教案写成他的人生耻辱，但我认为天津教案当时也只能这样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损失最小。在处理天津教案之前，他就想到了这一点，他的幕僚也跟他说，这外交的事你一参与，这辈子就身败名裂了。曾国藩是有意地牺牲自己的名誉去维护国家的利益，因为他怕别人处理不好的话，会引起中法包括跟整个西方阵营的决裂，这会导致一场新的战争。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再打第三场战争，最后结果还是割地赔款。我暂时痛快一把，成了民族英雄，整个国家受损失。
“资深北漂”曾国藩
新京报：你写曾国藩，是学术研究和大众写作同时进行的？
张宏杰：对。有时候我不太喜欢学术写作的方式。学术的语言和结构跟普通读者的接受习惯是不一样的。语言上，学术写作要求简洁精炼，不带修饰，不能用任何文学性的写法，只要把事讲清楚即可；结构上，学术写作一上来就是学术史回顾，一步步推演逻辑链条，这很严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比较刻板僵化。实际上，一些好的学术著作可以做到兼顾学术和普及。其实近代学术研究开展以前，所有学者的写作都是面向普通读者，从司马迁的《史记》到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一些史学家，很多人不在大学里工作。那时候大学的研究方式跟今天也不一样。那种写作是兴趣盎然的，读者读来也觉得容易接受。
今天的学术研究走上了专业化、比较狭窄的道路，离普通读者越来越远。其实很多学术化的表达，完全能用通俗表达代替，而且不影响意思的准确性。好多论文故意写得半文半白，我觉得没有必要，学术语言也是由一定的学术场域塑造的。当然还有另一种倾向，故意把东西写得非常口水化，比如现在很多营销号为迎合大众，丧失了表达上的准确性。我想在两者中间达成一个平衡。
新京报：《曾国藩传》用“小镇青年”、“资深北漂”等流行词汇来讲曾国藩的成长发迹史，跟今天年轻人身处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为什么选择这样来写？
张宏杰：“小镇青年”不是我说的，应该是营销编辑加的。曾国藩就是一个农村青年，用今天话来讲是“凤凰男”，生在穷乡僻壤，家里好多弟弟妹妹，肩负着家庭的重任。他一个人漂到北京先扎下根来，再把老婆孩子接过来。
我们对历史人物感兴趣，实际上还是对自己的处境感兴趣，想从别人身上得到共鸣或启发，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我们说今天社会阶层比较固化，曾国藩则是社会流动的典型代表。他们家原来几百年就没出过当官的，也没有读书人，完全是平民百姓。他从农村到北京，在京十年就做到了副部级，后来做两江总督，爬到了整个社会差不多最顶层的位置。
曾国藩后来信风水命理。我虽然不相信这些简单化的计算，但人背后确实又是有命运的。出生的时代、国家和家庭完全是由命运决定的，而基因可能决定了50%以上的性格脾气以及长大后能做的事，人能努力的空间实际上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有限。曾国藩也是这样说，一个人在青年阶段一定要努力，把自己的潜力挖掘殆尽，因为你青年时代能够走多高，往往就决定了你的高度。曾国藩就在青年时代给自己打了很好的基础，学做圣人，对自己进行精神上的训练。
新京报：哪些曾国藩研究对你的影响比较深？从史料上或研究视角或方法上。
张宏杰：朱东安先生的《曾国藩传》是比较基础的读物，虽然充斥着早期的阶级斗争史观，但他对史实及大事件来龙去脉的考证很下功夫，文笔也不错。
其次是看曾国藩的一手资料。岳麓书社的31大本《曾国藩全集》，以及与之相关的《李鸿章全集》、《左宗棠全集》、《郭嵩焘日记》、《曾国荃文集》、《沈葆桢文集》等。二手材料存在一个问题，有大量相互重复的地方，有新意的研究不很多。
曾国藩“出版热”就是东抄西抄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曾国藩“出版热”？
张宏杰：关于曾国藩的书，出得特别多，同质化也比较严重，就是东抄西抄。唐浩明和我写的曾国藩有自己的心血在里面，此前还有朱东安、林乾、董蔡时、刘一江等学者做过实打实的研究。但市面上大部分曾国藩图书都是厚黑学著作，爱讲曾国藩这人怎么狡猾。你会发现普通作者当中有这样一批人，热衷于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件事都看成阴谋。实际上历史实际上没有这么复杂，曾国藩也没有这么复杂。我经常说曾国藩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拙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不谈过高之理、不行架空之事，对人也以真诚为本。作为一个处于复的政治漩涡当中的政治家（包括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之中），他还算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人。曾国藩不论打仗还是修身，都是用最笨的方式去做。最后你会发现最简单、最扎实的方式就是效果最好，速度是最快的方式。你越投机取巧，实际上到最后就越慢，因为你留了大量的漏洞。这很可取，它有助于消除我们这个时代的浮躁。当然，也有很多人用厚黑学的东西来理解曾国藩，什么人看见什么东西吧。
曾国藩的实用性比较强。很多人写了一大堆鸡汤，但没人知道他是否真正成功，然而曾国藩他“说到做到”。你要是逛书店的话，会发现两个人比较热，第一个是毛泽东，第二个就是曾国藩，从民间到几乎所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都要买。这些年，王阳明也变得很热。这仨人有共同的特点：既创立了理论，又能够付诸实践。在中国历史上，这差不多是仅有的三个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思想家在思想和学术上很有贡献，却不能做事。孔子、孟子到处游说各国国君，最后都失败了；孔子做鲁国司寇、朱熹做官也都不成功。这就显得不很可信——既然你是圣人，掌握了所谓的宇宙真理，为啥你这一生还比较失败？
新京报：根据你的观察，是哪些人在读曾国藩？
张宏杰：曾国藩不像鲁迅、胡适这些人，读者就集中于知识分子或者学生。社会三教九流的人都在读曾国藩。当然可能男性读者居多。包括在我的整个读者群当中，可能男性占80%，女性占20%。
或许因为曾国藩这人不近女色，感情生活也非常平淡。不过，想要自我成就的女性，估计也会爱看这种东西。但整体来说曾国藩的女性读者相比男性而言是很少。不过前段时间我去舟山讲“《延禧攻略》背后的乾隆”时发现听众都是女性，包括很多中年妇女，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
新京报：似乎中年人比年轻人对曾国藩更有热情？
张宏杰：其实我这本新出的《曾国藩传》年轻读者比较多。青年时代正是一个人最想向上走，也最想改变自己的时候。曾国藩的一手经历能起到一些励志作用，这也是整体上会有“曾国藩热”的重要原因。很多人在微博上说，自己考公务员好几次没考上，一看《曾国藩传》原来他考秀才也失败好几次，受到激励就决心接着考下去。也有人跟我说看了“曾国藩”之后终于戒烟成功了，曾国藩自己就是一个成功戒烟者。
此外，可能很多年轻人会受中年人的影响吧。这本书出来之后，出版社给了一些商界人士，一些人看后很感兴趣，就在朋友圈推荐，也有些公司老总会给自己的员工看。对于很多“90后”而言，商界人士的阅读还是有种指标性的引导。
作者 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编辑 安也 校对 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