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书香人生 正阳书局十年磨一剑。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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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书局已经创办了整整十年。十年前，26岁的北京小伙儿崔勇凭着自己的“一点勇气”，在前门廊房二条开了一家专营北京历史文献资料的小书店，面积不过一二十平米，却吸引了众多北京文史资料爱好者的关注。五年前的“4·23”世界读书日，正阳书局搬进了位于西四南大街43号的万松老人塔院，成为了国内首家非营利性公共阅读空间。

在北京文史圈，正阳书局可以说是“独一份儿”，至今仍然是北京城里唯一一家专营北京历史文化类书籍的书店。提起由自己一手创办的正阳书局，“掌柜的”崔勇有说不完的故事。坐落在塔院的这家书店，更是充满了“老北京”昔日的生活情趣，成为近年来颇受欢迎的一处北京文化“打卡”地，人流量节节攀升。

2018年前后，崔勇将目光投向了自己这些年来收集的二十多万件古籍善本、文献资料、票证单据等纸质历史文献，希望从单纯的书店经营向出版转型，进行古籍活化、口述历史、美术作品、影像资料、史地民俗、京味儿文学这六大门类的图书出版和再版，以便把这些私藏分享给更多的人。自正阳文库出版规划正式启动以来，已经出版了五部与北京城相关的著作，特别是《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一书，不仅即将推出英文版，还于近日接到入围2018年中国好书的消息，让崔勇高兴不已。

半个月前，崔勇收到了岩本公夫从日本大阪寄来的《门墩》图片和文字书稿。这部书稿，是今年正阳文库下半年的重点出版计划。岩本公夫是一位82岁的日本老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他开始拍摄、研究北京的门墩儿，留下了近万张珍贵历史影像。去年，崔勇辗转联系到岩本公夫，希望可以通过出版的形式，将这位日本老人的研究分享给中国文化爱好者和“文保”人士。

随着正阳文库出版计划的增多，书局里编辑出版的工作量越来越大，现有的十多位员工加志愿者的配置变得捉襟见肘，崔勇这位“掌柜的”也不得不操心着再度“招兵买马”，以壮大书局的队伍，“做这些书，就是希望传播和保护北京的历史文化。接下来还将策划有关北京中轴线的主题出版物，这本书很快也要面世。”

■人物简介  崔勇，男，1983年9月生于北京，正阳书局创始人。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选择了什么样的事业，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对我来说，生活和工作没有太明显的界限。”一年365天，正阳书局天天开门，崔勇的大部分生活和全部的工作都和书局息息相关。开书店以前，他在一家工程公司工作，“以前没经营过书店，不了解书店，更不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谁能想到，一个曾经不爱读书，看见书就犯困的人，却因为对家族历史的好奇，迷上了历史文献资料，一手将正阳书局做成了北京城里颇有名气的特色书店。他说，“北京人的性格有点特殊，做一件事，首先看这件事有没有意思，好不好玩，其次才会考虑赚不赚钱。当时我的目的非常简单，这个事有意思，那就做。”

有关于城市改造的记忆

“掌柜的”崔勇今年36岁。自打2009年创办以来，正阳书局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十年。“不能说自己把青春献给了书店，但我真的挚爱这份事业，乐此不疲。这里不是我一个人的书店，是所有关注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朋友们共同的书店。”对于自己一手创办的正阳书局，崔勇有着太多的感情，“正阳书局是北京城里上千家书店中唯一一家专营北京历史文献的特色书店。正阳书局所有的书，不管是古籍善本，还是最新出版，讲得都是北京的历史文化。”

很多人问崔勇：“你为什么开这样一个书店呢？”他觉得答案再简单不过。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崔勇对北京城有着极为特殊的感情，“从胡同四合院里出来的孩子，有的人会与这种生活渐行渐远，有的人会特别怀念这种生活。”

2007年，大栅栏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地块拆迁改造的通知贴在了甘井胡同把口的墙上。这一年崔勇24岁，打出生就生活在这里的他和胡同里的其他街坊邻居一样，离开了大杂院，搬进了楼房。搬走前，他摘下了自家的门牌儿“甘井胡同11号”，也就此告别了胡同生活——如今，这块门牌被摆放在正阳书局，成为了过去的时光留给他的一份念想。

 搬家前，崔勇带走了自家的门牌儿“甘井胡同11号”。

正是这次拆迁，让崔勇有了一个意外收获：搬家的时候，他无意间在老宅子里找到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杂七杂八装着不少东西，其中有一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家族合影，拍摄地点就在他们家老宅——前门外大安澜营胡同里一座三进的院落。照片里有他的高祖父、曾祖父和祖父三代人，这张照片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除此以外，还有一本曾祖父亲笔写下的家族回忆录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留下的股息证明，回忆录虽然写得简略，讲述的却是尘封已久的家族故事。

崔勇在搬家时无意中发现的家族老照片、回忆录、公司合营时期的股息证明等。

崔勇这才知道，他的高祖父崔师范曾为清朝翰林，高祖父考取了功名，在北京生活，创下了崔家这一份家业。这些影像、文字、票证为崔勇打开了一段过去从来不曾知道的历史。在里边，崔勇感觉自己读到了一个家庭，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兴衰过往。“从前一无所知的家族历史，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惊讶。我高祖父是前清时期的翰林，在内阁中书任职，对于我来说非常震撼，这是一件距离现在很遥远的事情，跟现在的状况特别不一样。”

老宅曾经的荣光和四合院里的生活记忆，使得崔勇萌生了开办一家专营北京历史文献书店的想法，“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保护北京的历史文化。”相机、画笔、文字……怀念老北京胡同里的生活有很多种方式，但崔勇只想开一家可以记述北京历史文化的书店。他固执地坚信，文字里记载着北京这座城市三千年的建城史，八百年的建都史，也记录着北京今天乃至未来的发展。

开书店收集“老北京”

2009年，落户在前门廊房二条的正阳书局开业了。时年26岁的“崔掌柜”独自打理着只有一二十平米的书店，书店的门脸儿掩在一众旅游商品和特色小吃店中间，在左邻右舍的烟火气息中怡然自得。大栅栏地区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他舍不得离开。书局起名叫“正阳”，既是崔勇的野望，也是他暗暗下定的决心，“正阳门是京城九门之首，既是北京地标，也代表着传承北京文化的决心。”

位于前门廊房二条的正阳书局老店。

最让崔勇感动的，是因此结识了许多同样热爱着北京、热爱着北京文化的读者，他们各自用着自己的方式支持着正阳书局。“房东杨大爷是一个老北京，他非常支持我，从2009年到2015年，几乎没有涨过房租，而我旁边同样面积的书店，房租基本都翻倍了。他用这种方式来支持一个书店。”在崔勇看来，开书店的初衷，是为了通过阅读这件事，参与到北京城的历史文化保护中去，“书店是一种方式，是一种表达，是一种态度，希望能通过图书这座桥梁，让读者了解这座城市。”

许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考虑，从正阳书局开业，崔勇就一直坚持做讲座、办读书会、搞展览，“刚开始的时候，店里根本没有让大家坐下来聊天的地方，更不要说做讲座的空间。”好在街道帮忙协调空间，找到了东来顺饭庄，“我们的讲座基本都在周末进行，为了和餐厅错峰，都是早上九点开始，读者很苦恼，周末比上班起得还早。”崔勇意识到，通过这种公共文化活动，可以拉近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就为这，正阳书局开业十年，讲座也办了近十年。

古籍、拓片、老照片、单据、票证、古旧期刊、舆图、文契，但凡跟北京有关的纸质文献，崔勇一个都不想放过。2009年11月，首次现身拍卖会的“北京都市计划要图”以81000元“天价”成交，还因此上了新闻。在别人咋舌“老北京”书报、材料等文献资料价格昂贵的时候，崔勇却为自己的执着和大胆感到庆幸。

这张以81000元“天价”成交的“北京都市计划要图”如今就挂在塔院北屋的墙上。

在众多实体书店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纷纷闭店歇业或者停业搬迁之时，崔勇却一头扎进了各式各样的“老北京”物件的收集之中，平日里的工作日记，除了记录接触到的人和事儿，更多的都是每天的收购信息——除了读者和出版社，整日里和他打交道的还有拆迁队，门墩、砖雕、大门……但凡能收集的东西崔勇都尽全力保存下来，因为这里边有着属于“老北京”的记忆。

书店猫“砖爷”5岁了

2014年4月23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世界读书日这一天，正阳书局住进了有着八百年历史的国家级文保建筑万松老人塔院，以公共阅读空间的形式向社会免费开放，“这也是全国首例政府免去房租，由社会力量提供专业公共文化服务，探索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和开放管理的示范案例，更是政府扶持实体书店的具体举措。”有幸成为这座元代古塔的“守塔人”，崔勇感到格外荣幸。

西四南大街43号，正阳书局北号。

一同迁入塔院的，还有崔勇精心收集了多年的各种宝贝：写有“中华兴”三字的横匾，镌刻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四合院大门，各式各样的门墩儿、砖雕等，还有那幅“北京都市计划要图”，以及二十多万件古籍善本、文献资料、票证单据等。“我会尽力所能及，通过数字化、出版、展览等方式，和大家分享。”崔勇的心中有太多想做的事情。他发现，图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出版物，“图书也好，历史文献也好，它是非常客观的一种记录。它是一种时光隧道，可以引领你到任意一个时间，任意一个朝代。”

2015年11月18日，经营六年的正阳书局廊房二条老店，因街区改造停止营业。

因为“家当”太多，搬到塔院后，崔勇依然得为没有足够大的地方而伤脑筋。在八十平米左右的室内空间里，他放置了一万多本和北京有关的图书文献。“正阳书局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实体书店，我们把所有的面积都提供给了喜欢看书，喜欢北京历史文化的读者。这里可能没有宽敞的地方，让大家坐下来喝杯咖啡聊会儿天，但我认为，好书店的首要标准是要有好书。”因为空间有限，更多的宝贝只得被他安置在附近的库房里——为了存放这些纸质文献资料，崔勇在附近租了好几处平房，却因为各个都被塞得满满当当，而无法将它们展示给更多的人。

今年五岁的书店猫砖砖，是除正阳书局十多位正式员工和志愿者之外的“编外成员”，常来店里的老读者都爱叫它“砖爷”。2014年4月底，一位同事在下班路上发现了躲在车站垃圾桶旁瑟瑟发抖的小猫，将它带到了正阳书局，砖砖也从流浪猫变成了书局里的“镇店神兽”。一开始，大家伙儿还挺怕它会破坏书，没承想，砖砖从来不挠东西，还丝毫不怕人，经常来店里看书的老读者，也总不忘记给它带点好吃的来。

被老读者们称为“砖爷”的书店猫砖砖。

离百年老店又近了一步

“有人认为一天卖出几万块钱是最快乐的事儿，但我即使一本书都没卖出去，如果接触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读者，酣畅淋漓地聊了一整天，甚至我还要请他吃饭。从经营的角度来说，既赔了饭钱，还赔了时间，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和工作是快乐的。”这两年，来正阳书局读书的人明显增多：一类拎着菜篮子来，明显是住在附近的老街坊，对他们来说，阅读就像买菜做饭一样，已经成为必然的生活方式。另一类拉着旅行箱，背着背包，明显是因为工作或者旅游来到北京的游客。

甭管什么目的，对于崔勇这位“掌柜的”来说，进来的都是读者。“像台湾的诚品书店，大陆朋友去台湾，一定要去诚品书店打卡，无论你爱不爱书，都要去看一看，因为这是一个城市的地标。”崔勇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北京，也要到正阳书局一游。

正阳书局成立十年间，崔勇和他的团队在不断收集整理关于北京历史文献的同时，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前辈。“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位老先生，他把自己的书稿送到出版社，这是一部用了三十年进行考察调研有关于胡同的学术专著，因为非常专业，而且非常小众，一连送了好几家出版社，都被拒绝了。直到这位老先生去世，这部书也没能出版。老爷子最后说，‘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自己生活改善了，过上了好日子，子女也非常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出版的愿望没能实现。’我觉得这不仅是他的遗憾，作为一个书店的负责人，让书店失去了一本好书，对于北京城来说，也失去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城市历史文化记录，对于读者来说，同样错过了一本好书。”崔勇说，他不想继续留下这种遗憾。

2018年前后，正阳文库出版规划正式启动，古籍活化、口述历史、美术作品、影像资料、史地民俗、京味儿文学六大门类，都成了这一计划内的出版对象。1924年，来自瑞典的汉学家喜仁龙教授撰写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这部异常珍贵的历史资料首发时只有五百本，后来被留学英国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带回中国，书中既有老北京城墙和城门详细的勘测手记，城门建筑手绘地图，也有当时的城墙和城门照片，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记录最为丰富的一手资料。去年，正阳书局将其作为古籍活化的第一个试点，再版了这一颇具历史价值的图书。影像资料《两代摄影师 一座北京城》也颇有史料价值，这本书融合了两位摄影师对一座城市的记忆，包括上世纪50年代和2010年前后的对比照片，从中可以看出北京的城市发展变化非常之大。“影像是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历史的沧桑。”崔勇说。

《银锭桥畔》的作者邢正德世居在什刹海一带，“老爷子通过他的文字回忆了他儿时所见所闻，作为老百姓的城市记忆，他的文字几乎是学术文献里的空白，是非常生活化、平民化的记忆。”在崔勇看来，对于城市文化来说，老百姓的记忆是非常脆弱的，同时也是非常宝贵的，他希望能够通过出版的形式，把这种记忆延续下去，希望能够通过正阳书局的藏书，以及正阳文库项目，构建一个完整的北京学知识体系，给大家提供一个了解北京历史文化的窗口。

“《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推出英文版，这就是很多读者给我们的建议。”崔勇发现，越来越多的读者来到书局，总爱打听有没有介绍北京的英文书，而书架上现有的英文出版物，大部分是画册，“我问大家，你们需要看什么形式的英文出版物？大家更希望看到一些学术价值比较高的英文书。”从去年年底起，崔勇跟书局的工作人员一块启动了朱祖希这部著作的英文翻译工作，目前已经进入到编辑排版阶段，如果顺利本月就可以出版发行。几天前，崔勇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入围2018年中国好书，这可能是正阳书局创办十周年之际，收到的最好礼物。

崔勇有着自己的梦想，他想把正阳书局一直开下去，办成真正的、未来的百年老号。如今，十年过去了，崔勇离他的梦想又靠近了一步。

■同题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崔勇：到今年，正阳书局就整整十周年了。十年前，我26岁，凭着自己当年的一点勇气，创办了正阳书局。从去年开始，（我）又凭着这一点勇气，我参与到北京历史文献的编撰和出版工作中。我们去年策划的正阳文库出版了五本书，有古籍活化，有北京的文史专著，还有珍贵的历史影像，以及介绍王府礼俗的学术专著和口述历史，得到了学术界包括读者们的好评，这可能是过去一年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和改变，也标志着正阳书局从一个传统的图书零售的书店向出版策划方向进行转型。

“十年前，我26岁，凭着自己当年的一点勇气，创办了正阳书局。从去年开始，（我）又凭着这一点勇气，参与到北京历史文献的编撰和出版工作中。”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新京报：你心中“新青年”的标准是什么？

崔勇：对我来说，“新青年”没有什么特殊的定义。我今年36岁，是本命年。过去十年，我几乎把自己的青春全都奉献给了喜欢的事业。非常荣幸的是，我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兴趣爱好和我的家乡——北京的城市文化发展相关联。可能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无论从工作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来说，都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件事儿。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所处的行业有什么期待?

崔勇：我们都说北京是一个充满书香的城市。在我小时候，我出生在胡同，就在前门大栅栏甘井胡同里，四合院街门上基本都会镌刻着门联儿，各种字体、内容都不太一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又似乎大同小异，说的都是“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我认为，这是北京这座城市刻在大门上的家风。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我希望在未来，北京的实体书店，能在文化传播保护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新京报：未来，你对国家社会有怎样的期待？

崔勇：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小时候到现在有很多的变化。我从2009年开始开书店，我觉得书店对一个地区，对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在国民经济上的贡献，都是微乎其微。但是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保护方面，是任何一个行业都无法超越、无法比拟的。作为基层文化工作者，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心，担起这个担子，为保护北京的历史文化，擦亮北京历史文化的金名片，做出自己的贡献。

书店最终反映出来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对文化的态度，我期待实体书店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成为人们的“刚需”。

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编辑 安也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