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11 11:25:42新京报 记者:李妍 编辑: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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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胡冰霜:中药的分寸在哪里让人担心,西药亦如是

2019-07-11 11:25:42新京报 记者:李妍

几十年行医,胡冰霜说自己“对药物的信仰三落三起”。与很多接受现代西医教育的医生不同,她对无论中西医的药物都较为审慎和警觉,注意其局限性,同时又对那些药物之外的治疗手段保留了开放而不失分寸感的态度。

近几年,有不少医生写的书出版,从他们写下的故事里,我们得以换一种眼光见证生、老、病、死,体会医生的艰辛、患者的苦痛。因此,这些纪实性的作品总有一种特别的击中人心的力量。不过,今年春天出版的一本《与病对话:全科医生手记》既似乎能纳入到这一序列中,又拥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书中所触及的问题,表达的关怀,和其他医学人文作品并不相同。


这本书的作者胡冰霜,拥有一份并不那么常规的从医履历。她1983年从医学院毕业,在华西医院精神科做医生多年,后来有机会与国际机构合作,先后在摩洛哥、摩尔多瓦、美国、保加利亚、蒙古国等国担任全科医生。在从业之初就选择精神科,胡冰霜说原因在于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超越、抽象而博大精深的学科”。这种兴趣和风格延续了下来,于是胡冰霜许多年来对医学的实践和思考,也总是体现出一种更开阔、更灵活的眼界和态度,并不限于具体的诊断和治疗。在新书的后记里,她这样写:“现代西方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甚至个体生命的永恒问题都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医者仍可以拥有智慧、灵活、通达、唯美甚至诗意的行医风格。”这一串形容词很少被用于医学,但读胡冰霜的文章,能感受到这确实是她所欣赏和追求的行医之道。


书名定为“与病对话”,后记更是题为“那些治愈我们的病”,在胡冰霜看来,我们并不应该总以如临大敌的态度去面对疾病,于是书中所讲的故事,有一些关于减少恐慌之后如何带病生活,还有一些关于人保持活跃的精神状态对健康如何重要,有一些关于具体病例的诊治,还有很多更着力探讨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相比于关注具体的病症,胡冰霜更希望将患者视为一个又一个完整的、彼此不同的人,她说自己“对个体康复力、生命力的景仰连绵不绝”。她反复提到,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要展现生命的希望和光亮,她特意没有挑选那些悲痛的、沉重的故事,因为不愿意读者因读了她的书陷入痛苦的情绪。显然,这是医者(尤其是有精神科履历的医者)而非一般的写作者会有的关怀。


几十年行医,胡冰霜说自己“对药物的信仰三落三起”。与很多接受现代西医教育的医生不同,她对无论中西医的药物都较为审慎和警觉,注意其局限性,同时又对那些药物之外的治疗手段保留了开放而不失分寸感的态度。当互联网上的相关讨论充斥着“科学”与“愚昧”或“玄学”之争,胡冰霜的态度让人得以获得一点安静,在迥异的体系和观点之间寻找自己身体与生命的可能。


借着胡冰霜来到北京的机会,新京报记者在近日对她做了一次采访。


胡冰霜,出生于1958年。华西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复旦大学预防医学博士后,四川大学心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华西医院精神科医生,先后至摩洛哥、摩尔多瓦、美国、保加利亚、蒙古国等国从事全科医学的学习与实践,并担任“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专家。著有《变态心理学》《儿童智商》《诗意书画》等,译有《现象学和拉康论精神分裂症》等。



诊断为抑郁症其实是胃癌

各科医生需要全科的眼光和警觉性


新京报: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全科医生手记”,全科医生的独特性和意义主要在哪些方面?你在书中说全科医学“旨在‘全息’地处理病人的具体情况”,对全科医学的理念和要求,能再做一些解释吗?


胡冰霜:现在医学院的主流西医教育其实就是全科教育,医学院的临床医学系,四年、五年读下来培养的是全科医生,这是仿照国外的通例。医学生出学校校门时,就有很广阔的可能性:可以做任何一个科的医生。现代西医的教育如此,古典的行医风格也是如此。比如在这些文明古国:埃及、印度、中国、波斯,最早的医生们就是在看全科的。一个病人不好了,不管是外伤、发烧、腹泻、或是生孩子,他都有可能会去找同一个医生。后来医学发达了,分科才逐渐明显起来。


医生需要整体的眼光,习惯于整体地打量病人。我记得有这样一个病人,50多岁,腹部剧烈疼痛、情绪不好、睡眠不好、忧郁绝望,活不下去。他用抗抑郁药有好几年了,在我之前,精神科好多医生都给他看过,因为第一个医生诊断了抑郁症,于是大家就顺着下来一直给他调整抗抑郁药,哪知几年以后胃镜检查发现了晚期胃癌,原来是胃癌引起的情绪问题。所以我觉得各科医生都需要全科的眼光和警觉性。


为了切实了解病人的情况,我们也喜欢让病人体检一下,为什么?因为病人他来了一次,很快就走了,你只见到他五分钟,怎么看得详细,怎么敢随便就给他开药?于是只好让病人去查血、X光、心电图……如果来看神经精神问题,可能还要做核磁共振、CT,这样你知道他这些精神症状不是因为肿瘤、血管问题、炎症这些器质性问题引起的,于是你胆子才大了一点,才敢给他开些药。


1976年秋天,我记得有一个住院病人,肝硬化晚期,当晚很烦躁、辗转不安、睡不着觉,家属和病人都强烈要求用一点点睡眠药,结果就用了半片安定,很小很小的剂量,哪知病人后半夜就进入了深度昏迷,再也没有醒来。


所以医生遇到陌生的病人,完全不了解情况,又要对他负责的话,就只好先给他详细检查,说不定要打个大包围,直到完全对他的情况有了把握,才敢给他治疗。


如果一个区域有相对固定的一个全科医生的话,他就可能了解这个区域病人的病史、家族史、知道他是怎样类型的个体,他的哪些系统比较脆弱,可能会对怎样的病易感,他从来的气色。越了解他,把握越大,直觉和判断越正确。


我曾经服务于国际机构,在蒙古做医生,我在那里尽量抓紧熟悉我的病人。好在一开始就要给他们讲课:食物卫生问题、呼吸道感染问题、HIV问题、酒精中毒问题,等等。借此很了解他们以后,你心里就有个数,如果半夜三更有电话打过来,说喘不过气来了,那么不同的人分量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娇里娇气的女人,是一个心脏不好的老年人,还是一个强壮的人。


对病人的熟悉要基于时间。大医院医生们时间不够,就只能服务于尖端的疑难危重患者。如果能普及社区医疗网,一个全科医生就负责某个区域内的那么多人,就容易管得好些。


《与病对话: 全科医生手记》,胡冰霜 著,版本: 乐府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年3月


新京报:全科医生普及的理想情况是每个医生服务于特定的社区。但是现实中可能没有这个条件,具体到诊治过程,就还是需要医生自己调动整体的知识储备甚至直觉?


胡冰霜:对,像如果略有一点时间的话,我经常喜欢在病房里待一阵。我多次发现,在最艰难的时候坐下来休息,缓冲一下,让大脑的资源、信息、概念、印象重新汇总整理,有时候就能发现些问题。


像我书中写的一个病例,一个老人昏迷不醒,我检查遍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于是就坐在那里发呆片刻。听到保姆一边干活一边说:爷爷今天都没流口水了,枕巾都是干的。于是灵光闪过,马上想到了会不会是缺水。确实等我们一点点喂了水进去,他眼睛就慢慢睁开了。如果那天我匆忙检查完就走了,那就没有下文了。


还有一个病例我也写在书中了。在华西急诊室,一个女孩痉挛抽搐,叫我去看是不是歇斯底里、癫痫、破伤风。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所以然,于是还是全身检查一下,就发现她腿上有一个很小的伤口,有一点点红肿,结果是被狗咬的,最后住进传染科,确诊是狂犬病。


所以全身的体格检查是很重要的,但现在没有这样做。按发达国家的体检,病人先穿好最简便的体检衣服,方便医生揭开检查各个部位。但我们这儿门诊病人太多了,一个医生一上午几十个病人,每个人都更衣检查的时间没有,很多时候简直就是在快速打发。大医院系统运行的负担太沉重了,必须要向下逐级分散一下。


延伸阅读:《打开一颗心》, [英] 斯蒂芬·韦斯塔比 著,版本: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1月。当医务制度和救人冲突时,医生该何去何从?手术风险巨大,患者和医生该如何决定?


治疗的道路可能更广阔

生活中过不去的坎儿

会成为身体问题



新京报:你做了许多年精神科医生,之后有机会做全科,精神科的经历和背景对你行医的风格和观点有怎样的影响?


胡冰霜:我在精神科就发现,情绪问题、睡眠问题很常见。很多生活里面实在过不去的坎,有时候就变成了身体上的问题。像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也是精神科医生,他认为大内科普通门诊的问题,百分之九十都与焦虑有关。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医生的眼光就比较远大,除了内科的药物以外,如果再能够有些心理的疗法,那治疗的道路就可能广阔得多。而且精神科医生也必须有很好的全科的视野,因为精神科的病人也会有各个系统的疾病,包括外伤、感染等等。有幸后来我恰好有机会做了全科医生。


延伸阅读:《精神焦虑症的自救》,作者:克莱尔·威克斯,版本: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2年11月。精神焦虑症会导致身体症状,患者应该如何自救?


新京报:你的这本书里很多地方都是讲人的精神状态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首先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人的高兴的、积极的状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疾病相抗衡?我很好奇这个问题。


胡冰霜:我比较过很多病人的家属。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农民,他的独子得了精神分裂症住院,他先是唉声叹气了几天,而后就专心地陪伴,辛辛苦苦地劳作,在医院里一直保持了喜笑颜开的表情。我当时就在想,可能机会就在这个父亲身上,他或许能够翻转这个家族的命运。后来果真翻转了:这个儿子出院后虽然迟钝一些,但也能高高兴兴地做一点农活,参加同龄人的活动;后来父亲生计日渐兴旺,居然很有点周围乡亲希望把自己女儿嫁去他家做儿媳妇,而且果真如是,以至顺利 延续了香火。


另外的极端的例子是,一位母亲获知自己的孩子诊断了精神分裂症住院,绝望恐惧,当晚就悬梁自尽了。孩子出院回家后如何自处,可想而知。家庭氛围,会最大程度地影响到人的情绪和健康。我觉得如果父母总是高高兴兴的,那么儿女发生重大悲剧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


新京报:书中“对疾病的渴望”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这位患者没有得病时总认为自己生病了,身体不好不能做事,对家人有无穷尽的抱怨。终于,她确诊了结核性胸膜炎,这对她来说竟成了一件莫大的高兴事,精神状态也随之转好,后来整个家庭氛围都好了。为什么会有这么戏剧化的心态?


胡冰霜:我的书出来之后,有好几位家人、闺蜜、甚至陌生的读者来问,“对疾病的渴望”这篇是不是有点在写她们。为什么会有这么些人来对号入座?就说明这种现象很普遍,只是程度不一样。


像这种渴望疾病的人们,她们的出路在哪里?她们有比较强的专注能力,如果能找到她们的兴趣所在,千方百计要把她们引入某一个体系,音乐、舞蹈、运动、绘画、书法、文学、摄影、劳动、活动、家务......让她们进入诸如此类的共同体,她们一旦开始倾注,有了现实的渴望,就从那些渴望之中解脱了。这些人往往很认真、做得很好。


父母不听儿女意见怎么办

让父母先放心,再服气


新京报:你好像很关注老年人、父母辈应该如何生活,乃至于带病生活这个话题。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能做一些什么?


胡冰霜:父母年龄渐长,很可能会拖自己后腿。子女要认真培养,及时帮助父母探索生活的道路与意义,由此保持身心健康。我有一个学生,他考上北方某个大学的博士,但他决定不去,因为母亲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希望儿子留在身边。但其实母亲当时才五十几岁,也没有怎样严重的疾病。这个学生只好不走,但自己的道路就有点不畅,心里渐生出怨气。天下独生子女的父母恐怕要想通:儿女不一定就能永远待在身边,远一点的距离或许能产生思念和敬重,这很重要。


我有好多位学生把自己的父母培养得很好,给父母寻找各种机会,比如出来教书,学一下摄影、书法、绘画、唱歌、弹琴、种植……子女反客为主,软硬兼施;父母言听计从,大器晚成。皆大欢喜。


新京报:但是不同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有些父母可能比较开明,容易引导,也有一些父母就很难听进儿女的意见,很难改变,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胡冰霜:这种情况,自己要做得比较好,让父母先是放心,后是服气。年龄渐增,依靠儿女是必然趋势。我的一个学生,她硕士论文做的是绘画治疗,她让她妈妈画,妈妈画了三棵树,中间一棵大的,旁边两棵小的。然后她妈妈讲,中间这棵树就是你,旁边的是我和你爸爸。当时她30岁,因为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好,于是让父母觉得女儿值得学习和依靠。而且对父母而言,儿女说话是最有效的,父母的认知能力、行动能力各方面都在退化,和子女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教导他们,如果不教导,他们的日子将会挺艰难的,子女们也会挺艰难的。


新京报:人自己当然要努力调整精神状态,但还是像刚才提到的书中那个故事里,那位患者最后是因为吃治结核病的药,比如异烟肼,对她的情绪产生了作用才好起来。所以我也困惑,“高兴”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主的选择,多大程度上是生理的禀赋,甚至药物可以实现的效果?


胡冰霜:是,一些极端严重的情况,人自己很难翻转过来,要用一些药物。但如果比较轻的话,还是可以竭尽全力翻过这个坎。精神药物的历史只有半个世纪,那么半个世纪以前,千年万年的历史里,人们是如何让自己高兴起来的?从古希腊就有一个词:melancholia,忧郁,人们用很多活动,运动、征服、航海、思辨、戏剧、绘画、建筑、音乐、诗歌等等,来发现意义,证明活下去是值得的。我觉得文学的全部意义都在于拯救大家的精神。尽管我们出生之后很快就能意识到死亡,但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活着是有意义的。


当然,药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福音。我遇到过求死意志特别强烈的患者,一进病房就说,他就是在这里也可以有三十种以上的死法,言之有理,我只好让他给我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两周之内不死。为什么?因为我盘算他的药物大概两星期会开始有效果。他就这样咬牙切齿坚持了两周,而后就重新开始感受到了天空、绿地、鸟叫,又活过来了。如果没有药物,有点不可想象,极为困难。


民间中医医治方法靠谱吗?

对未知要稍微包容一点,但不能过度


新京报:你这些年在艺术治疗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和尝试,艺术治疗比较适用于哪些患者或是人群?


胡冰霜:我有一个关于艺术治疗的课题,三部分。第一是老年人的绘画治疗,因为老年人的动作少,比较适合绘画;第二是儿童的音乐治疗,儿童生来就是音乐家,有节奏感;第三是女性的舞动治疗,成年女性动作协调、需要一些体力付出,舞动起来效果很好。为什么要在医院做这些?因为患者治疗之后回去还要生活,所以除了药物之外,还想让他们有多一些的办法,来保持健康,对付生活里的各种困境。如果能唱,能跳,能画,就更容易能度过那些艰难。


新京报:艺术治疗的一些方式很符合人们的经验和直觉,但是总像是很难明确化。现在这方面的理论发展得怎么样?作为治疗方法被广泛接受了吗?


胡冰霜:我最早听说艺术治疗是三十年前,开始认真做是二十年前。近十年,国内艺术治疗渐渐普及,已经比较热闹了。人类没有语言之前就有图画,不需要教育就可以载歌载舞。如果全民族都欢天喜地跳广场舞,那也是挺好的,很赞成。很多人“三高”,尤其应当跳。当然,且跳且能不影响别人,音乐小声一点,那更好。


跳舞,可以消散那种虚无、埋怨之气,心情清风明月。我觉得很多舞蹈范儿的人心绪都比较周正,因为运动会产生内啡肽、脑啡肽,相当于我们身体自产吗啡,何乐而不为。我接触过的一些农村病人,就是在不种地之后,开始天天打麻将,身体日渐虚弱,心情也不好,疾病丛生。我给好几位农民的处方是:回去地再继续种起来,哪怕就种一点菜都好。还有藏区的牧民,牦牛也不养了,开始全面休息,而后就开始周身不适。人是动物,必然需要动起来。有些人,你看他坐下来就不停地抖脚,他其实是在回归身体的本能,自救,借这种运动,缓解自己的紧张焦虑。


延伸阅读 :《艺术治疗手册》,卡洛琳·凯斯/苔萨·达利/黄水婴 著,版本: 南京出版社 2006年。英国如何进行艺术治疗?


新京报:在医院里,艺术治疗是一种正式的治疗手段吗?


胡冰霜:医院当然更重视药物治疗。我在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做艺术治疗,虽然只占一点点分量,但迫切地需要。


新京报:书中讲了很多曾经使用推广过,但现在已经被放弃了的医疗手段,比如中西医结合胆道排石、针灸麻醉,还有一些非常民间的医治方法。一般来说,这些方法现在被提起,会被打上落后的、不可靠的标签,但你没有,反而认为其中可能有我们仍然能借鉴的思路。你是怎样看待这些很难被纳入现代医学体系的医疗方法的?


胡冰霜:我觉得,我们对未知的一切,可能还是要稍微包容一点更好,但不可以过度。这几天我有朋友跟我说,他刚去做了针灸、放血治疗,他说感觉轻松了很多。我觉得针灸要小心,因为医者的手,还有操作环境,都有可能是污染的,可能传染血源性疾病。即便是用一次性的针灸针,也不能确保手是无菌的,不能做不稳妥的事。放血更要小心。


我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没有来得及收在书里,是写我妈妈腹泻,我的老师给她贴了耳穴,贴上了一种植物的种子,然后她就好起来了。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我写的时候“狠狠地掐自己的腿,确认自己是清醒的”。因为对此疗法我其实是不敢但又不得不相信的,我曾经学过一些中医,当时就没有信任感,觉得没有因果的逻辑性。虽然我觉得对未知还是要包容一点,但同时也很担心这些手段会被用得不安全。


像针灸,扎胸部如果刺破了胸膜,空气进去了就是气胸,肺就压缩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还有的颞部太阳穴,扎进去就是血管。如果这些知识不普及的话,一旦悲剧反复发生,那针灸的前景堪忧。还有中药,因为中药没有剂量,成分复杂,副作用不明确,也要很警觉。在传染科,看到肝损害黄疸的病人来了就要问,你吃过什么中药没有?有些病人就是为了头发乌黑,吃了何首乌,导致肝损害。中药的分寸在哪里,让人担心,西药亦若是。


作者

:新京报记者 李妍

编辑

:榕小崧、李永博;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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