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艺术，越来越与普通人的生活贴近。很多人从小就接受艺术培训，逛美术馆、博物馆也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当代艺术更加注重个体的参与性，有时观者也成为了艺术的一部分。然后艺术与普通人的心理距离，似乎并没有减少。很多人仍旧在被动地接受，不知道如何寻找自己与艺术的关联。

在近日由中国国家地理图书公司举办的“纸上美术馆系列”新书发布会中，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于润生、“水哥”王昱珩和自由插画师卤猫，共同讨论了如何“把艺术带回家“。在活动现场，记者对于润生和王昱珩进行了简短的采访，讨论了目前艺术普及教育问题。

活动现场

现场讨论：艺术史视角，带来“视觉的进化”

在你接触艺术的过程中，有哪幅画引起你特别的关注吗？你会如何解读它？在活动现场，王昱珩提到了他对乔托和波提切利的喜爱。乔托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分界线，他笔下的人物摆脱了“神”的“扑克脸”表情。

乔托作品《犹大之吻》

波提切利的《春》同样也赋予了人物“人”的底色。作为佛罗伦萨黄金时代的重要一员，波提切利年少成名，他一生未婚，仅倾心一人——西莫内塔。西莫内塔是有夫之妇，因出众的美貌获得了很多人的追求，包括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和朱利亚诺。波提切利的很多画中都有西莫内塔的影子，如《春》中的森林女神、《维纳斯的诞生》中的维纳斯。画中人物面庞笼罩的朦胧忧郁之美被后人称作“波提切利的妩媚”，这在中世纪的画作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傅雷曾对“波提切利的妩媚”作出解读：

所谓妩媚并非是心灵的表象，而是形式的感觉。波提切利的春神、花神、维纳斯、圣母、天使，在形体上是妩媚的，但精神上却蒙着一层惘然的哀愁。妩媚是由线条构成的和谐所产生的美感。

这种美感是属于触觉的，它靠立体感与动作来刺激我们的视觉，宛如音乐靠旋律来刺激我们的听觉一样。因此，妩媚本身就成为一种艺术，可与题材不相关联，亦犹音乐对于言语固是独立的一般。——傅雷《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波提切利作品《春》

对于波提切利的《春》，多数人对于画中人物的印象是“优雅”，于润生提出这是今人的看法。“在这里我要‘吹捧’一下自己的专业‘艺术史’，有一种说法叫‘视觉的进化’，如果没有艺术史的准备，（我们）虽然睁着眼睛，但什么也看不到。”于润生提到，15世纪对波提切利的看法是“强健”，富有“男子气概”。这种与今日截然相反的看法源于古人与今人观念的差异。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受波提切利影响的拉斐尔是优雅的化身，而波提切利则带着旧风格的僵硬，这些如果不了解艺术史的话，可能无从理解。

如果要将这些画家置于历史的向度来考量，则不得不提文艺复兴。于润生解读到，文艺复兴的概念来源于意大利，意为古希腊文化的重生。但仅仅通过“重生”这个概念，仍然不能完全概括文艺复兴。“重生”在艺术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但只有在15、16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为中心的这一片地带，诞生了“文艺复兴”。在这里，古典文化与意大利文化发生了融和，重新发现了“人”与“世界”。

今天我们可以谈论“艺术普及”和“艺术教育”，与文艺复兴也有一定关系。文艺复兴之后，艺术成为公共教育的手段之一，15、16世纪的雕塑、绘画、建筑就如同我们今日的电影、电视等媒介。

文艺复兴让世界重新认识到“人”的价值，在今天的艺术欣赏中，寻找“人”与艺术的关系同样重要。插画师卤猫说波提切利的《春》打动他的在于画中所体现的“自然”。他日常的创作与季节有关，而《春》中据说有上百种花，给他一种盎然的生机感。卤猫的解读寻找到了自己与艺术的关系，也契合了活动的主题：“把艺术带回家”。

“纸上美术馆”系列

对话王昱珩：等级化艺术考试，在损害孩子的天性

人们熟知的“水哥”王昱珩，是综艺节目中的“鬼眼神才”。他同时也是一名自然手绘师，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王昱珩说自己是个“野生”的孩子，从小在美术馆长大。由于母亲在美术馆工作，还没识字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艺术品。对于目前针对孩子的琳琅满目的艺术等级化考试，王昱珩说自己很想“吐槽”。

王昱珩

新京报：大家都知道你很会“看水”，那你是如何“看画”的？ 

王昱珩：我在很多项目中选“择“看水”，一是因为它有难度，二是因为它有视觉震撼。但我其实想通过这个项目表达没有什么所谓的“神”，你只要足够专注一件事，就没什么不可能的。艺术本身也是一样。我觉得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你只是把画挂在墙上、挂在博物馆里、放在书里，那就不叫艺术了。

新京报：你自己也会画画，你的画是什么风格的？

王昱珩：我是偏写实的，但我认为写实的画作同样能表现出作者的情感。比如我之前画海豚，我根本不是在画海豚，我是在画阳光。我觉得画画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你把自己的情感注入到画作中，就会有人与你产生共鸣。

王昱珩作品，来自王昱珩微博。

新京报：那你如何看待当代艺术呢？

王昱珩：我不喜欢当代艺术，我觉得杜尚之后的很多艺术很“扯淡”。我觉得那是一种概念，一种实验，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实验。当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之后，我们更多宣扬的是“丑”，换言之是一种“刺激”。它们刺激的是你的五官，让你恶心，让你想吐，莫名其妙的东西充斥于今天的当代艺术中。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了透视，画女性人物时会凸显胸部，画中的人物开始有了表情，艺术拥有了人的情感。我觉得艺术需要传递人的感情，这才有意义。我看到过一些感动我的抽象画，但是很少。如果用“鱼目混珠”来形容的话，现在“鱼目”太多了。

新京报：你毕业于美术学院，当年参加过艺考吗？

王昱珩：参加过，我第一名。

新京报：对于艺考有什么看法吗？

王昱珩：对于艺考我想吐槽的就更多了。当时有个老师特别骄傲，告诉大家考试有“五笔”，可以几笔画出一个立体的东西。也许他教出来的孩子能考到一个好成绩，当时我们考试考的是实物写生，有统一的标准。

现在我听说考试改成“默画”了，我的天，这不跟“八股文”一样了。背下来的东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除了艺考，还有艺术等级考试。我对艺术等级划分持有异议，艺术如何能分级呢？一次我监考（等级考试）的时候，我在考试前十分钟篡改了考题，因为我发现孩子一进来就开始准备画了，我心想我题还没出呢。我当时出的题特别简单，就是画“鱼”。

新京报：孩子们准备好的会是什么题？

王昱珩：百搭的题。比如“希望”“未来”，你画什么都可以。当我把他们的“小鱼”收起来以后，给他们真正的考题，他们画得一个比一个快。我一看画就知道是老师教的，等到我孩子上学以后我就更知道游戏规则是怎么玩的了。老师会告诉你去年是谁获奖了，获奖作品大家都照着临摹，这不是一代害一代吗？我们最后评卷的时候，其实评的是老师的水平，孩子只是一个传达者，看谁记得好记得牢。

我认为这样的教育聊胜于无，它会损害孩子对艺术的天性，甚至产生反感。所以我经常跟家长说，你不想让你的孩子从事艺术，就让他赶紧去学艺术。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国内艺术普及还存在哪些重要的问题？

王昱珩：我今年去日本看了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我半年前就准备好要去看了，不知道后来会发生那么大的争议。这让展览变成了一个全民皆知的事情。第一天去的时候没太多人，过了两天再回去看的时候，全是中国人。他们来干什么呢？来打卡。《祭侄文稿》排起了长队，展览中其他展品，比如米芾的真迹、苏东坡的真迹无人问津。

现在看艺术展，成为一件彰显品位的事情，很多人就是来打个卡。我觉得现在的艺术教育和艺术普及，缺乏了更为核心的东西。一旦你把它等级化，它就会和现实挂钩——钢琴考级的那么多，古琴考级怎么没那么多人呢？

对话于润生：对于艺术史的全面认识，能够避免本质主义的表达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于润生，则从艺术高等教育方面谈论了目前的现状。他认为艺术的专业化训练与艺术欣赏相辅相成，而目前艺术高等教育需要补足的，是世界性的视野。

于润生，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新京报：你认为普通人该如何接近艺术，如何把“艺术带回家”呢？

于润生：从本质上讲，艺术是人的活动，是区别于人的自然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学习，去重新获得某种技能。它是我们每个人身上自发的一种能力，只不过表现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人隐而未发。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艺术的专业化训练？

于润生：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说，教育需要一种可以衡量的方式来进行训练。这其实揭示了艺术另一个面向。人人都有艺术的感受力，但不一定具备艺术的表达能力。这种艺术的表达，或者说艺术从业人员的训练，与艺术的欣赏，是两个问题。艺术家的专业性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不愿把这二者对立起来，在我看来，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新京报：作为艺术高等教育的一线工作者，你认为现在的艺术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于润生：一方面我们还缺乏世界性的视野，我们现在对于世界艺术的发展趋势的认识还不足，也就是说，我们还不太了解历史上中国以外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对于自身艺术的认知。中国的文明、文化不是成长于一个孤立的封闭环境中的，而是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只有用这样的一种视角来看我们中国的艺术，还有中国当下的文化使命，才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我觉得这是目前中国的艺术教育尚待补足的一点。

新京报：能举一个例子吗？

于润生：比如我们会强调西方的艺术是透视的。我的艺术是非透视的，或者叫做“散点”这样一种观看方式（我谈的艺术主要是视觉艺术）。这些概念当然有它的历史基础和普遍认识，但实际上它们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在西方艺术中，同样能看到大量的非透视的处理，而在中国的艺术里面也可以看到透视性因素的表达。

所以，如果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艺术史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就能够避免一些我们称之为本质主义的或者是绝对化的表达，从而对于艺术自身的历史特征，地域特征有更加清楚的认识。我们会用一些地域概念来描述一些文化现象，比如说在我们使用“中国艺术”这个概念的时候，就要思考地域和时间段因素。比如在中国边境地区、与其他国家接壤地区出现的艺术现象，可能与周边的民族、国家的关联性，要大于与本土地区（或者国内更遥远地区）的关联性，毕竟中国的地域范围和历史范围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思考艺术的时候，历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我们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带入一些误解和偏见，这是没法避免的，哪怕在专业的学者那里也是没法避免的，但是我们要有意地去反思自己这方面的局限性，不要把某个东西视为理所应当。

新京报：艺术出版也是艺术普及的重要方面之一。目前有没有什么你想看的书，但是艺术出版界还没有关注到？

于润生：我想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严肃精致的普及读物，在编辑上没有历史错误。我们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家刚刚开始睁开眼睛关注艺术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第一口奶”很重要。

此外，我觉得在专业领域中，艺术学术出版物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于提高。我们可以把那些在学术上影响力比较大的成系统的艺术，做更好的介绍。比如说艺术史研究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眼光放到英语世界以外，尤其像俄罗斯、意大利这些语种的翻译还很少。另外一些重要的艺术家的全集出版还有待提高，我们看不到太多有说服力的全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吕婉婷

编辑：杨司奇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