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永博
当地时间7月19日，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逝世，享年90岁。匈牙利科学院（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确认了这一消息。
阿格妮丝·赫勒（1929-2019）。
90岁高龄的阿格妮丝·赫勒，直到去世前仍然十分活跃。根据匈牙利媒体的报道，赫勒当时正在中欧最大的湖泊巴拉顿湖度假。目击者称，赫勒跳进了湖中开始游泳，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作为匈牙利哲学家乔治·卢卡奇的学生，阿格妮丝·赫勒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生前长期担任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哲学教授。
阿格妮丝·赫勒在哲学、伦理学、美学以及文化现代性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著有《日常生活》、《超越正义》、《现代性理论》、《永恒的喜剧》等作品，曾在1981年获得来辛奖，1995年获得阿伦特奖、2005年获得松宁奖，2010年又获得了歌德奖。2006年，阿格妮丝·赫勒首次到访中国，之后多次来华进行学术交流。
《日常生活》，阿格妮丝·赫勒 著，衣俊卿 译，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
阿格妮丝·赫勒一生热衷于公共事务。从上世纪50年代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以来，她一直关切着匈牙利和欧洲的自由与民主进程。她是匈牙利现任总理奥尔班的尖锐批评者，痛批奥尔班是一个“暴君”。
今年1月，阿格妮丝·赫勒和其他30位欧洲知识分子发表联名信，警告“欧洲正在分崩离析”。今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还邀请赫勒和其他知名知识分子一起讨论欧洲的未来。
犹太屠杀的幸存者：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
1929年5月12日，阿格妮丝·赫勒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二战期间，赫勒的父亲利用他的法律和德语知识帮助人们准备文书，以逃出被纳粹掌控的欧洲地区。 1944年，父亲被抓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并丧命于此，而赫勒和她的母亲设法逃过了这场人间浩劫。在集中营的生活期间，15岁的赫勒倚着烛光阅读托马斯·曼的作品，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
后来，阿格妮丝·赫勒在采访中回忆了大屠杀的悲剧对她日后从事研究的影响，赫勒说到：
“我一直对一个问题感兴趣：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我如何去理解这件事？而且大屠杀的经历加深了我对极权政治的理解。相似的问题引发我深深的思索和对整个世界的分析调查：为什么这些会发生？为什么人类会做这样的事？于是我需要弄明白：道德是什么，善恶的本质是什么，怎样对待罪行？怎样探索出恶行的本源？这些是我寻求答案的第一步。然后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什么样的世界会产生这些？什么样的世界会允许这些事发生？什么是现代性？我们能够得到救赎吗？”
1947年二战结束之后，赫勒开始在布达佩斯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当时，她的男朋友建议她多听听乔治·卢卡奇的讲座，这让她把注意力转向了哲学。卢卡奇讲座的问题聚焦在当代生活，特别是在二战和大屠杀之后，现代人应当如何依存？这些紧扣时代脉搏的议题立刻捕获了这位年轻女孩敏感的心灵。
从此，赫勒成为了卢卡奇的学生和助手，并在他的指导之下取得了博士学位。1955年，赫勒任教于布达佩斯大学，在卢卡奇的部门之下担任助理教授，成为了“布达佩斯学派”哲学交流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
乔治·卢卡奇，匈牙利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受到卢卡奇的影响，阿格妮丝·赫勒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7年，赫勒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工作营中加入了共产党。然而不久之后，赫勒也对这个政治党派产生了怀疑，她认为，完全忠诚于党的信仰要求，正在扼杀其信徒自由思考的能力。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上台之后，坚持斯大林主义路线，阿格妮丝·赫勒也因此在1949年被第一次驱逐出党。
从匈牙利革命到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匈牙利应该跟随苏联的步伐，还是走自己的道路？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困扰着年轻的阿格妮丝·赫勒。1956年10月，匈牙利“十月事件”爆发，这场革命对阿格妮丝·赫勒一生的学术研究和公共参与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匈牙利的建国元勋和领导人之间，分裂出了水火不容的两派，一方以拉科西·马加什为代表，他坚持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并且大搞个人崇拜和集权政治；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是纳吉·伊姆雷（Imre Nagy），他着力推动匈牙利“新阶段”改革，修正国民经济计划，试图让匈牙利摆脱苏联的影响。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愈演愈烈，尤其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矛盾不断激化，大规模的冲突一触即发。
1956年10月，波兰选举出了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提出了以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十六点要求”，并决定在10月23日举行静默游行声援波兰人民。这场游行最后演变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持续了13天，在苏联的干预之下以失败告终，超过2700名匈牙利人丧生。
“匈牙利十月事件”让阿格妮丝·赫勒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学术自由与匈牙利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息息相关。这场流血革命更坚定了赫勒的看法，即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在于，人民应当拥有政治自治和社会生活的集体自决权。
通过这场革命，赫勒和卢卡奇等批判理论学者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应用中需要因地制宜，不同国家应该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也质疑了苏联对匈牙利的领导作用。
这样的异见激怒了当权者，阿格妮丝·赫勒被第二次开除出党。1958年，乔治·卢卡奇被指控为匈牙利“十月事件”的合谋者，阿格妮丝·赫勒拒绝为这一罪名作证，因此失去了布达佩斯大学的教职。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赫勒无法进行她的学术研究，直到1963年被邀请到匈牙利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后来被外界称为“布达佩斯学派”的一群东欧批判理论家，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型。这是乔治·卢卡奇组织的一个哲学交流群体，主要成员包括了阿格妮丝·赫勒、赫勒的第二任丈夫费赫尔（Ferenc Fehér）、马尔库什（György Márkus）、瓦伊达（Mihály Vajda）等。“布达佩斯学派”主张复兴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对抗人类当下遭遇到的各种文化和社会问题。
逃离东欧：布达佩斯学派的流亡岁月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布达佩斯学派还对东欧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改革派”报以同情。但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阿格妮丝·赫勒和其他成员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已经完全腐败，而所谓的“改革派”只是政权的辩护者。赫勒后来在采访中表达了这种态度的转变：
“一个不能容忍任何其他意见的政权就是极权主义政权。但极权政权做不到完全统一思想，它无法肢解多元主义……禁止多元化意味着这个政党可以决定哪些反对意见是被允许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党的允许，你就不能写东西。但是我们已经开始独立写作和思考，这对匈牙利的整个社会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不可能容忍我们不遵守游戏规则。”
对阿格妮丝·赫勒等人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尝试，匈牙利政权感到恐惧。在1971年布达佩斯学派“掌门人”乔治·卢卡奇去世之后，阿格妮丝·赫勒和其他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成为了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不仅被大学解雇，还受到了政府的监视和骚扰。1977年，阿格妮丝·赫勒和她的丈夫费赫尔，以及其他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决定逃离东欧，前往遥远的澳洲，开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
阿格妮丝·赫勒和她的丈夫费赫尔。
在这段时期，阿格妮丝·赫勒的研究主题，仍然保持着布达佩斯学派对她的影响。她关注人的主体性，发展马克思“人的本质”论，同时批判一切以“共同的利益”来否定平等、理性和自决的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另一方面，澳洲相对落后的人文社科研究，让初来乍到的阿格妮丝·赫勒感到忧心。在墨尔本的乐卓博大学从事研究的同时，她和丈夫协助当地学者编撰学术期刊，包括后来澳大利亚的权威社会理论期刊《美洲文明》（American Civilization）。
受到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邀请，阿格妮丝·赫勒夫妇在1986年离开澳洲，前往美国任教。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位于纽约格林威治村一带，曾在30年代成立“流亡大学”研究所，专门接受遭受纳粹迫害的欧洲知识分子，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等犹太裔哲学家都曾在这所学校任职。阿格妮丝·赫勒接任的，正是汉娜·阿伦特留下的教席。
1989年东欧剧变，匈牙利也开始实行多党制和民主选举。阿格妮丝·赫勒在时隔几十年后回到了祖国，同时保持了她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教职。
阿格妮丝·赫勒
一名欧洲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忧“失去了自由的民主”
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恐怖时期，又度过了漫长的流亡岁月。晚年的阿格妮丝·赫勒可能没有料到，她竟然再一次被打上了“异见分子”的标签。
2010年维克多·奥尔班的上台，标志着匈牙利政坛的极速“右转”。奥尔班政府挑衅欧盟的修宪事件，以及针对难民的强硬立场，已经让欧洲乃至国际社会哗然。而乔治·卢卡奇和阿格妮丝·赫勒这对师徒，竟然也成为了奥尔班政府的眼中钉。
2017年2月，布达佩斯市政府决定将市内的乔治·卢卡奇雕像挪走，转而在雕塑原址竖起匈牙利的缔造者伊斯特万一世的雕像。这种民族主义转向以及背后的新纳粹色彩，让整个欧洲感到不安。一年之后，匈牙利当局更是勒令关停该国的卢卡奇档案馆，这引发了对支持学术自由的舆论的强烈抗议。
尘归故土的“老师”在半个多世纪再次遭受厄运，当时仍然健在的“学生”也没有逃过一劫。阿格妮丝·赫勒以涉嫌挪用研究经费为由被提起诉讼，最后学界的多方声援，让奥尔班政府不得不撤回了毫无根据的指控。
匈牙利当局如此针对阿格妮丝·赫勒，主要由于她对政治直言不讳的态度。赫勒一直是奥尔班的坚定批判者。只要一有机会对公众发声，阿格妮丝·赫勒从来不掩饰她对匈牙利现状的担忧。她认为，奥尔班控制了匈牙利的方方面面，从媒体、教育到司法层面。不同于一般的界定，赫勒不同意把奥尔班简单地归类为“民粹主义者”，在去年的采访中，她痛批奥尔班就是一个“暴君”：
“我不喜欢民粹主义这个词。因为在奥尔班的语境下，它没有说出任何东西。民粹主义依赖于穷人，而奥尔班动用民族主义的宣传话语，煽动排外的敌对情绪，这与民粹主义毫无关系……自从当上总理之后，奥尔班总是想把所有权力掌握在手中，我会形容他是一个暴君。”
年龄也没有阻挡阿格妮丝·赫勒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2010年，阿格妮丝·赫勒和另外20多位知名的匈牙利女性走上街头，呼吁提高议会选举中的女性议员配额。
今年1月，阿格妮丝·赫勒和其他30位欧洲知识分子发表联名信，警告“欧洲正在分崩离析”。今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还邀请赫勒和其他知名知识分子一起讨论欧洲的未来。
阿格妮丝·赫勒与哈贝马斯。
和哈贝马斯一样，阿格妮丝·赫勒也是欧洲共同体的拥护者。阿格妮丝·赫勒在今年也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的书名就是“欧洲困境”（Paradox Europa）。对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最让她感到担忧的不是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而是“失去了自由的民主”，用她的话来说，叫做“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这种新形态的表现形式为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控制，而这些暴君或寡头是通过合法的民主选举程序上台的。这种政治现象普遍存在于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如今欧洲也有被传染的趋势。
阿格妮丝·赫勒的一生致力于历史与道德哲学。作为纳粹屠杀的幸存者，她穷其一生想要了解，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导致了这些惨剧的发生。这种道德的敏感性与她一生的学术研究和公共参与结合在了一起。正如她在早期作品《文艺复兴的人》中所说，生命和自由是她一生坚守的最高价值。
作者：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编辑：何安安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