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徐悦东


8月15日,文史学者、出版人蔡登山携新书《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与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上海史研究专家张伟,在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的新书发布会上,与大家谈到历史研究中研究材料的问题。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信和日记一定是最可靠的吗?我们该怎么看待历史上的八卦和流言?蔡登山说,“假如历史上的两个人好得不得了,就不会互相揭伤疤,就是因为他们翻脸,很多东西才会被扔出来,这对我们研究历史的,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所以我们常常‘盼望’历史人物吵架。”


由于历史人物吵架,他们之间的书信才会被抖出来。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是弄清许多真相的绝佳机会。由于书信和日记的私密性,许多人物会在书信和日记中,透露出自己不方便透露的那一面,以及许多事件的原委和秘密。这也是历史学家对书信和日记孜孜不倦地研究的原因。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蔡登山著,北京出版社2019年9月版


历史研究者常常“盼望”历史人物吵架


蔡登山一开始向大家解释了书名中“隙末”的意思。“隙末”出自成语“凶终隙末”,意思是友谊不能始终保持,朋友变成了仇敌。恰恰也是因为“隙末”,我们才能得知许多原本不知道的情况。


蔡登山正在写一本叫《商人康有为》的书,他聚焦在康有为在海外流亡的那16年。其中,蔡登山发现,康有为当时在美国找到谭良,开办了饭店琼彩楼。这个饭店一开始很赚钱,但后来因为事业太大了,康有为责怪谭良没有把账目算好,结果两个人就翻脸吵架。


康有为


因此,谭良把康有为给他的所有信件一一曝光了。现在,在谭良的孙女手中,还有很多没有曝光的信件,蔡登山都在进行整理。蔡登山因此可能会得到一些历史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答案,并能够有机会重新再来解释这一段历史。


日记和书信非常珍贵,只有从细节里才能看到真相


蔡登山认为,民国的很多东西在晚清就已经开始酝酿,这是他研究晚清的原因。在甲午之后,很多文人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有趣的。比如说翁同龢和张荫桓,他们本来很要好,但后来他们的交情就变淡了。他们交情变淡的原因是康有为的介入。


许多历史学家会简单地说,他们的交情因为康有为的介入而恶化。其实,其中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为了研究其中的过程,蔡登山要看很多书信、日记、档案甚至野史,才能从细节里看到真相。


虽然野史大多不可信,但它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和方向。之后,研究者可以顺着这个方向,找证据来印证野史的说法正确与否。这个过程就像老吏断狱一样,要看正面和反面的各种材料,推断找出真相,这也是蔡登山对历史研究乐此不疲的原因。


蔡登山,文史作家,曾任高职教师、电视台编剧、年代及春晖电影公司企划经理等。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1993年起任《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制片人及编剧,该系列获1999年“广播电视教育文化金钟奖”。2002年起制作《大师身影》系列纪录片。著有《鲁迅爱过的人》《传奇未完张爱玲》《梅兰芳与孟小冬》《名士风流》《声色晚清》《多少往事堪重数》《一生两世》《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等。


张伟赞同这种说法,他和蔡登山都很注重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蔡登山可能会为了一封信、一部日记千里迢迢跑到美国和法国,这不仅是兴趣,也是文史研究的习惯。当然,这更是因为这种日记、书信是非常珍贵的。


蔡登山提到,有些书信还没有年月日,甚至连称谓都不清楚。比如说,若研究者要搞清楚袁世凯跟瞿鸿禨是怎么斗法的,那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十九日袁世凯的密札就非常重要。这封信在寄给端方之后,最后一句是阅后即焚。不过,端方是金石文物收藏家,他知道袁世凯的信在以后拍卖会很值钱。他就把信保留了下来。后来,端方在保路运动里被杀头,他的藏札因此大量散佚。这封信被章士钊发现了,就公布了出来,揭开了“丁未政潮”的秘密。


学者沈云龙曾经说过,这封信可见袁世凯及其后台庆亲王奕劻,倾轧瞿鸿禨、岑春煊,布置之周密,设词之工巧,手段之狠辣,无怪瞿、岑二人非其敌手。这是有关“丁未政潮”极其珍贵的史料。在信中,袁世凯的阴谋被和盘托出,成了千古铁证。如果没有这封信,历史学家只能靠猜想臆测,“丁未政潮”的内情将无从论断。


有时候,影射小说甚至比

冠冕堂皇的回忆录有参考价值


蔡登山提到王国维的一句话,“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许多人都喜欢听绯闻和八卦。但是,写作者说有容易说无难。在许多绯闻中间,有许多添油加醋的东西,这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蔡登山认为,赛金花和瓦德西的绯闻就是“胡扯”。他根据瓦德西的回忆录、赛金花的说法和刘半农的《赛金花本事》,证伪了这个绯闻。蔡登山说,“材料越多看得越清楚。有时候新的材料让你发现新的历史,有时候新的材料让你把这些传言,这些不真实的历史给破除掉了。我觉得,历史真的是很好玩,我已经上瘾了。”


赛金花


张伟认为,他和蔡登山的追求是要讲真的八卦。这意味着他们的东西首先要真实可信,其次是要有趣,读者愿意以看八卦的心态来看这些东西,至于该如何进行判断,这是读者的权利。


张伟说,“回忆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一般性认为最可靠的东西是日记、书信和文章。文章至少是作者公开署名发表的,但这也并不一定可靠,因为作者有很多当时不方便说的话,往往就会用书信的形式表达出来。书信的形式是点对点的,一般会写内心的话。但是,点对点要看通信人的关系。”


日记是自己写给自己看的,也相对比较可靠。但是,许多名人知道自己的日记以后肯定会被别人看到,在下笔的时候有所戒备。鲁迅的日记几乎只是记事,比如今天吃什么饭,今天到哪里去。读者是看不到他对国事的评判。


为了隐瞒自己的一些想法,还有些作者会修改日记,比如翁同龢。另外,还有些日记作者的家属会修改日记,或者干涉日记的发表。因此,日记也不一定可靠,任何可靠和不可靠都是相对而言的。


蔡登山认为,小说甚至也能当做可靠的史料,他从苏青的《续结婚十年》里面,找到相当多的真实人物。苏青写得非常真实和详细,甚至能把床笫之事的特征都可以写得很清楚。因此,读者可以看到当时整个上海沦陷区的事情。他认为,她笔下的人物原型,没准就是周佛海、陈公博、周化人,只是她把他们在小说里换了名字。


蔡登山在研究梁鼎芬时,还用了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实,小说里面许多地方都是真实的,除了有一些地方,作者故意把它写错,不然会被告。只要研究者了解他要研究的人物,很快就可以在小说里把这个人辨识出来。“这比政治家冠冕堂皇的回忆录好用。你真的要追那个细节,追出有血有肉的东西,有时就需要小说。”蔡登山说。


作者丨徐悦东

编辑丨徐伟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