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徐悦东

雅歌塔的语言为何是无法模仿的？她的语言风格又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她如此回避用自己的母语写作？她的文学成就是否跟移民的孤独本身有关？在其他移民文学里，又有谁可以跟雅歌塔比较？她写的二战里的残忍和黑暗，又给当下的读者什么样的意义？

雅歌塔

9月7日下午，在文化客厅的第十六场活动里，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世纪文景、单向空间举办了《不识字的人》的新书发布会，并邀请到匈牙利语译者、作家余泽民、小说家鲁敏，一起走进雅歌塔的作品与人生。

《不识字的人》，[匈]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著，张荪婧译，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版

为什么雅歌塔那么回避自己的母语？

雅歌塔是一名匈牙利作家，但实际上她又不是一名匈牙利作家。她1935年在匈牙利出生，童年正值二战末期，她看到了很多战争的场景，经历了非常残酷的生活，这都成为了她日后创作的素材。《恶童日记》就是基于这一段经历而写的。

雅歌塔在1956年逃亡到了欧洲的其他国家。她那时才21岁，抱着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离开匈牙利。她先去了奥地利，又去了瑞士。她曾在瑞士的表厂工作，当过售货员，还当过牙医的助理，在51岁时才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余泽民认为，这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作家经历，她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却写出非常简洁的文字。

她作为一名匈牙利作家，写的是她在匈牙利的记忆，但是用法语写作的。她的匈牙利语水平很高，十几岁就开始写诗了。到了瑞士之后，她拒绝用匈牙利语写作。她甚至找别人把自己的法语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她为什么要那么回避自己的母语呢？

鲁敏认为，雅歌塔从二十多岁才开始学法语，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她跟孩子们一起学法语，模仿孩子的作业，用像孩子一样的语言，完成了她的第一本小说《恶童日记》。这使得她的语言很笨拙，就像孩子写作文一样，句子很短，很少用形容词和心理描写，这给人特别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文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对语言的追求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作家们会喜欢用那种比较典雅的、被打磨过度的、带有光泽感的书面语，而雅歌塔语言笨拙而简洁，其实也算是一种在技术上的精益求精。

此外，童年是一段在思维上比较接近“真人”状态的时候。儿童可以用很冷酷的方式观察世界。后来，雅歌塔用这样的语言处理非儿童题材，效果就不如《恶童日记》这样有力。因为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叙事内容之间的匹配，会造成不同的效果。

余泽民认为，雅歌塔的语言是无法模仿的。她从一个儿童视角写很残忍的东西，并且她在一个特殊的地点里被语言限制住，这都造成了她语言风格的不可模仿性。她作为法语文学的闯入者，这种特殊性使得她能把法语简化到这种地步，这也是很多法国作家学不来的。而她一旦回到她的母语世界，她也会忍不住去修饰。这也是她拒绝自己翻译自己作品的原因，她这种语言风格连自己也是无法重复的。

语言的克制使得《恶童日记》如此震撼

雅歌塔的语言，除了给读者造成陌生感和粗糙感之外，还有一种由于语言贫乏而造成的克制感。鲁敏举例说，在《恶童日记》里，一对双胞胎的母亲和妹妹死了之后，在地里面埋了很久。有一天，他们的父亲回来了，把坟刨了出来。父亲喝醉了，外婆叫这对双胞胎去把她们再埋起来吧，这一对小兄弟却没有埋起来，反而悄悄把妈妈和妹妹的骨头捡出来，洗干净挂在床头，听骨头敲打发出的声音。这个情节非常惊悚残酷，但可能是由于语言的贫乏，也可能由于特有的克制，雅歌塔用的都是非常平白和简单的话，要换作其他作家来写，这个地方也许会用五十页来抒情。

《恶童日记》里还有一个类似的情节。两个孩子的爸爸说，他要过国界线。孩子们说行。他们烧了特别好吃的东西给他们爸爸吃，并在他喝的饮料里放了安眠药，然后把他所有的证件全都烧了，指点他们爸爸怎么走。他们爸爸一走到那个地方，立刻被炸死了。这两个孩子之所以要炸死爸爸，是因为如果地雷被踩炸了，后面的人就可以踏着他的尸体安全地往前走下一步了。这两个孩子精心策划地把他们的父亲炸死，好帮助其中一个人安全地越过国界线。雅歌塔在写这段时，用的语言也出奇的平静。

《恶童日记》，[匈]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著，简伊玲译，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

余泽民也认为，这段是《恶童日记》里最震撼他的地方。余泽民指出，其实《恶童日记》的书名翻译是有问题的，“恶”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觉得这些孩子是坏孩子。其实，这有点误导读者。它本身是讲一对双胞胎在一个非常残忍的环境下，如何学会生存的故事。这本书像战争中的生存手册，两个孩子先学会穿破烂的衣服，身上有各种各样腐烂的味道，又学着怎么残忍，不动感情。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生存下去。这已经完全不是“恶”能概括的了。

移民作家们分别是如何运用语言写作的？

鲁敏认为，雅歌塔为何会在全球得到那么广泛的传播呢？除了跟她的语言和冷酷的叙事有关，也跟她流亡经历以及不同文化背景有关系。带有移民色彩的作家是现在整个世界文学版图上很重要的构成，比如纳博科夫、奈保尔、石黑一雄、鲁西迪。

马洛伊•山多尔也许最适合跟雅歌塔做比较，他是余泽民翻译到中国并引起了强烈反响的作家。他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有着移民背景的作家。有这样类似经历的作家，在处理与流亡相关的题材时，特别容易把一个人的困境放在一个大的时代的背景中来呈现，他们的作品中隐藏着随时会被激发出来的孤独感。

余泽民

余泽民赞同这种说法，马洛伊确实是雅歌塔一个特别好的对照作家。他们两个都离开了祖国，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路子。雅歌塔在出国后完全抛弃了母语，用法语写作。马洛伊完全没有放弃母语，直到89岁，他在没有市场、没有发表、禁止出版的情况下，还在用匈语写作。但是，他们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他们两个对语言的选择，是由自己的经历和要表达的素材而决定的。

米兰•昆德拉也可以与雅歌塔相比较。米兰•昆德拉是从捷克到法国，他的好书都是在他走之前写的，他后来用法语写的法国题材的小说就很失败。因为他没有抓住自己跨文化的特征。而雅歌塔出于各种原因，选择了法语写作，却走上了非常独特的路。余泽民认为，这三个人的比较研究可以当作博士论文的题目——“流亡作家如何运用语言写作”。

在20世纪最后50年，有这样背景的作家在世界文学上是非常重要的风景线，他们会用跨文化的眼光进行审视。雅歌塔在匈牙利文学里，有匈牙利读者不了解的背景；在法国的文学里，又有法国读者不了解的背景。她同时脚踩两只船，却踩得非常稳，这是雅歌塔的特点。

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曾经评论雅歌塔道，雅歌塔并不是一个匈牙利作家，她是一个瑞士作家或者法国作家，因为她用法语写作，但是她的记忆是匈牙利的，她眼里携带的风景也是匈牙利的，只不过她是从远处去看我们从近处所看到的世界。她的视角很独特，拉远了距离写自己记忆里的东西，所以会在语言中呈现出新的质感。

不过，在匈牙利，由于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他们给雅歌塔的地位并不高。2002年，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一个比较右翼的报纸的头条的题目就是《凯尔泰斯不是匈牙利作家，是犹太作家》。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

雅歌塔首先在法国出名。她最早的法语小说是1986年出版的，但匈语版是1989年出版。在1989年之前，匈牙利人根本就不知道她的作品，也不知道她的存在。她的反响主要是从法国开始的。余泽民推测，因为她是移民作家，不是用匈牙利语写作的，由于民族自尊心，匈牙利人有点排斥她，觉得她不是个地道的匈牙利作家，才没有那么关注她。

此外，由于她用法语写作，作品被翻译成匈牙利语后，匈牙利人会觉得她的语言是很贫乏的，这就失去了对法国读者那样大的冲击力，因为法国人不可能这样使用语言来写作。

雅歌塔在2011年获得了匈牙利政府在文化艺术领域设置的最高奖“科苏特奖”，她获奖的时候应该是在3月份，那是她最后一次回匈牙利。她在获奖之后回到了瑞士，三个月之后就去世了。有人问她获了科苏特奖高兴不高兴，她说很高兴，因为这是个匈牙利颁的奖，但她对获奖已经没有感觉了。而且，科苏特奖已经对她说了两次要颁给她了，所以这一次当她的弟弟打电话告诉她获奖时，雅歌塔的反应是，“怎么又来了”。

这说明在匈牙利，这个奖颁给她是有争议的。评委会曾经两次通知过她可能获这个奖，但最后争来争去都没给她。在她去世前，她才终于得到这个奖。她这个身份在匈牙利是比较尴尬的，但现在匈牙利已经接受她了，在她的家乡设了一个文学博物馆。她去世之后，《恶童日记》被拍成了电影，代表匈牙利电影去竞争奥斯卡奖。匈牙利接受她的过程是很曲折的。

鲁敏补充道，移民作家往往在他的新国家被接受，但这种接受是以他作为移民的方式被接受，所以在他的母国，反而未见得完全接受。《追风筝的人》的作者胡赛尼也是一个移民作家。他是从阿富汗移民美国的，在美国学医。他写的《追风筝的人》常年霸占畅销榜，但阿富汗人对他一直带有某种愤怒，认为他在卖阿富汗的恐怖主义、落后、阶层歧视等刻板印象。

村上春树在日本的评价也很奇怪，因为他们对村上春树这种泛国际化的写作形态颇有意见。在国际上，村上春树又以日本人的身份来确定自己的坐标，这使得许多日本评论家并不以为然。这跟文学的品质没有很大的关系，而跟身份所产生的一种独特心理有关。

鲁西迪说过一句话，关于移民的事情，他说我们是一种不完全的存在，我们的存在就是偏见本身。因为大家老是把鲁西迪和石黑一雄、奈保尔称为“移民三杰”，但他们特别讨厌自己被别人这样标签化，好像自己在英国受到欢迎是因为他们是移民作家。他们也觉得，这种被标签是无法避免的。许多人欣赏某种艺术也总是会归类，这是一个同性恋题材或中东题材。鲁敏认为，标签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存在有时是合理的，虽然它也会造成一点伤害。

雅歌塔的童年看到了人类最残忍的东西，她必须要言说出来

余泽民提到，在《不识字的人》里面有一篇《昨日》，实际上就是写雅歌塔移民之后的生活感受——孤独，还有难以忍受的单调。那篇小说从一个很独特的角度写的，反映的是她的现实。在雅歌塔获了科苏特奖之后，她接受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采访。别人问她，你能想象你当时没有流亡吗？她说她一直在后悔离开了匈牙利，因为她觉得离开之后，承受了太多的孤单和单调的折磨。如果她要留在自己的祖国，有可能生活会更加艰难，但至少不那么孤独。

余泽民在匈牙利的经历让他特别能理解雅歌塔的孤独：缺失聊天对象，语言的隔阂造成了无法排解的陌生感，朋友虽然能够陪着你，但没有人能跟你真正地沟通。雅歌塔正是在这种绝境下，才选择了法语写作，因为她必须要表达。

鲁敏认为，这种难以言传的孤独生活，都成为写出一个好作品的基础。有时一些比较郁闷的作家会说，真希望现在就遭遇一场巨大的灾难。鲁敏能理解那种心情，因为有时真的只有这种情况才能让作家产生一点点文学的“分泌物”。

鲁敏

余泽民提到，雅歌塔的书里提到了伯恩哈德。伯恩哈德是雅歌塔的榜样。实际上，她的文字跟伯恩哈德完全不一样，但气质是一样的。他们都对社会和人类发出责问。雅歌塔之所以那么喜欢伯恩哈德，也是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

伯恩哈德生在1931年，经历了大屠杀。雅歌塔生在1935年，经历了二战的残忍，也看到了大屠杀。他们童年都看到了最残忍的东西，看到了社会和人性中最黑暗的东西，所以他们一辈子都想告诉人类有这种东西的存在。尽管伯恩哈德获了好多奖，但奥地利政府并不喜欢他。甚至，在他去世之后还留了遗嘱，禁止自己的作品在奥地利出版。

在雅歌塔刚去世的时候，余泽民曾经写过一句，雅歌塔作品最重要的东西是继承了人类最残忍的遗产，同时她又把这些遗产留给了我们。其实，这就是她作品的作用。

撰文整理 | 徐悦东

编辑 | 李阳

校对 |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