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大陆，是我们脑海里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对于这片大陆上的国家，我们似乎习惯了把它们看作一个模糊的集体。莫桑比克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米亚·科托认为，用一个简单的“非洲”概念去囊括这些国家，这正是人们对非洲最大的误解。

在如今的世界版图中，非洲大陆，成为我们脑海里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对于这片广袤神秘的大陆，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刻板印象。而对于这片大陆上的国家，我们似乎习惯了把它们看作一个模糊的集体，如同一团暧昧的云团。

在2018年上海书展期间，莫桑比克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米亚·科托来到了中国。尽管他本人已经获得过多个奖项，包括葡萄牙语文学的最高奖项卡蒙斯奖，也入围过布克国际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并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但在中国依旧没有多少人知晓他的名字。

这或许要部分地“归咎”于他在小说中所呈现的是这样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莫桑比克。谈到非洲国家，我们很容易搞混它们，觉得它们彼此之间都差不多，会用一个简单的“非洲”概念去囊括它们，而在米亚·科托眼里，这正是人们对非洲最大的误解。

米亚·科托（Mia Couto，1955年7月5日出生），莫桑比克当今最著名的作家，生于莫桑比克第二大城市贝拉港，1992年发表首部长篇小说《不眠之地》。代表作品还包括即将出版中译本的小说《梦游的大地》、《耶稣撒冷》、《母狮的忏悔》等。近年来他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米亚·科托在创作中融合了葡萄牙语和莫桑比克的地域性词汇和结构，重新创造了这种语言，也为非洲的叙事建立了一种新的模式。一般认为，科托的写作风格受到拉美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虽然科托本人对“魔幻现实”的提法有诸多质疑）。

米亚·科托自幼跟随父母移民到莫桑比克，他的小说在形式上也竭力去体现莫桑比克独特的文化习俗。作为葡语作家，米亚·科托经常独创一些词语，把意思或发音相近的莫桑比克单词和葡萄牙单词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具有多重意味的新词。这些语言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失去，因此，当国内读者面对译本时，很难体会到词语在一个语境中所呈现的灵活性。但在写故事方面，米亚·科托也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作家，他的小说《母狮的忏悔》描写了村民内心的狮子和一个无法寻找到狮子的、外来的猎人，以带有魔幻色彩的形式模糊了现实与生死的界限。

近日，米亚·科托在上海接受了新京报的专访，与出版社的宣传照不同，现实中的米亚·科托身材略显清瘦，银棕色的头发，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汗衫，当谈到一些语言的问题时，他会用中性笔写下某个事物在莫桑比克语中不同的拼写方式。

采写 | 新京报记者宫子

魔幻与现实

人们对非洲的误解

新京报：人们习惯说你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你说过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能说下为什么吗？

米亚·科托（以下简称科托）：倒不是不喜欢别人称我为“魔幻现实主义”，只是不喜欢别人给我贴标签这种形式。这个标签不是作家给自己的，那些人给马尔克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纯粹是因为他们没办法给那些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分类。

而我认为魔幻和现实这两个东西就是一体的，现实就是魔幻，不存在什么“魔幻现实主义”。

《梦游之地》，米亚·科托著，闵雪飞译，中信·大方|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版

新京报：那你如何处理魔幻与现实二者的关系呢？我读过J.M.库切的一篇文章，他提到了你，并且觉得你的小说魔幻性太浓，这形成了一种障碍，导致读者无法接触到莫桑比克的内战现实。

科托：在描写战争的时候，语言总是不足的，它有局限性，你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把战争的残酷性转化成语言可以描述的东西。我只能用一种更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去诠释它，这个方式可能并不是现实的，可这种写作方式对我而言特别重要，我用来讲故事的方式也只有这一种。如果有人想用现实的方式去描写战争，他应该做记者，写一篇新闻报道。我很想看到库切那篇文章的原文，不知道他是如何理解“现实”的。

新京报：那是在一篇关于奈保尔的文章里，他把你和奈保尔放在一起做了个比较。

科托：哦，我认识库切，我和他是朋友，我知道库切使用的是另一种写作方式，当然他也很伟大。

新京报：你们经常交流吗，有没有产生过什么文学上的分歧？

科托：库切所写的南非的状况和我所写的莫桑比克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也不能拿到一起比较。在文学上，我和他基本没有太大的分歧，年前我和库切一起在阿根廷呆了一个月，在很多文学的基本问题上，我们都是一致的。

新京报：虽然你说自己不喜欢被别人贴标签，但维基百科还是给你贴上了一个“泛灵论现实主义”（AnimistRealism）的标签，可能是觉得“泛灵论”这个词听上去比较有非洲特征吧。

科托：泛灵论现实主义，这个词是一个安哥拉作家Pepetela提出来的，他当时创造这个词只是为了去反对那种魔幻现实主义仅存在于非洲、欧洲或者拉丁美洲的观点——因为相比之下，欧洲和北美人会觉得自己离魔幻现实很遥远。而Pepetela认为这种魔幻性是存在于全世界的。

安哥拉葡语作家Pepetela，1997年获得卡蒙斯奖。科托介绍说，这是一位在非洲具有极高知名度的作家。其小说主题大多围绕着安哥拉的政治与历史。

我觉得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论调其实也是种外来人的观点，生活在非洲内的人不会这么说。比如说超人，这个角色出现在美国的时候，没有人说它是魔幻现实主义，但如果出现在非洲的话，人们就会觉得它是一种幼稚的、不成熟的表现方式，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超人是如此，哈利·波特也是如此。有时候我觉得这并不公平。这些是产生自非洲的东西吗？那只是一些非洲的人、非洲的事情，但它们发生在这里，然后就有些家伙说“哦，我觉得这是一种幼稚的现实主义”。所以魔幻现实主义是典型的外人看法。

新京报：也许人们会这样说，是因为你在小说中描写了不少非洲的神秘宗教与习俗。

科托：但我觉得他们贴标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途径去理解文学。

新京报：你说过，人们对非洲有很多误解。

科托：非洲有太多的国家，宗教，语言，还有太多不同的文化形式。所以人们在面对非洲时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它视为一个整体，比如当人们谈到莫桑比克的时候，不会说这是莫桑比克，而会说那是非洲。

除了把非洲单纯视为一个大洲外，其次就是人们认为非洲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嗯，不对，是没有传统，然后认为非洲没有道德品性，所以非洲才会存在着大量的腐败。现在通过社交网络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腐败并不只是非洲的，它是一个世界现象。但我不知道接下来人们还会对非洲产生什么样的误解。

新京报：那一个作家能通过写作做到什么呢？

科托：作家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人们展示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可替代的种族，让人们关注人性，让人们有一种欲望去了解他人，甚至最后成为他人。

语言和身份

“我是莫桑比克人，而非莫桑比克白人”

新京报：你的小说里经常会出现莫桑比克的方言，这有没有造成当地人的不满？例如他们会认为你是个白人作家，不应该使用莫桑比克当地的语言写作。

科托：这个问题我能感觉到，很明显是一个外部人的问题，因为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阻力。有个问题我要解释下，我是一个莫桑比克人，而不能说是一个莫桑比克的白人，在莫桑比克，也不会出现白人和黑人对立的情况。而且我认为读者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小说而不是作家的肤色上面。

其实在莫桑比克，白人几乎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数量特别特别少，两百万的人口里，可能只有五千人是白人。所以我在国内几乎没有遇到过这种阻力，即使在写作的时候，我所代表的也是莫桑比克这个整体。

新京报：可能这种情况在美国更严重一些，在那里如果有白人作家使用了黑人的俚语或方言去创作，就会遭到抗议。

科托：其实我不是很想讨论这个话题，但我想补充几句话。我觉得文学的本质就是去变成他人，我不会在写作的时候去代表某种身份。比如说，要是我来学中文、用中文写作的话，你们也不会觉得不合适，可能反而会有些高兴。所以那种情况应该只是暂时的。

新京报：既然你说自己是一个莫桑比克人，那么，你对葡萄牙又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科托：我能感觉到我体内的一部分属于葡萄牙。葡萄牙人骨子里有一种悲伤的倾向，他们会觉得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是悲观的、戏剧性的，他们总是在思念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我意识到在我体内也继承了这种血液，我也总是会在悲伤地怀念什么。但同时，我体内也有很多快乐的部分，比如乐观，享受幸福和爱等等，这部分可能更像个非洲人。在这一部分里，我也有一种想要存在的欲望。

新京报：很多葡萄牙语作家都用过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怀旧、忧伤的情感——Saudade.这是一个很难被翻译的词语。

科托：Saudade，是的，葡萄牙人认为这个词是他们特有的，只有在葡萄牙人的情感里才会有这种体验，就是心里总是在怀念某种东西的感觉。这个词在大多数欧洲语言里也没有办法翻译。

《耶稣撒冷》，米亚·科托著，樊星译，版本：中信·大方|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版

新京报：你在写作的时候也经常自己创造一些词语，把葡萄牙语和莫桑比克语结合起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创造的单词是什么吗？

科托：我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写诗的诗人，后来又做了记者。在当记者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了一个乡下，在那里听到了一些当地的故事，当时我觉得自己可以把这些故事用葡萄牙语的形式写出来。当然，这个时候我用的语言是标准的葡萄牙语，但我在用葡萄牙语表达的同时，希望能把这些故事背后的背景和根源也添加进去，这大概就是我尝试这样做的一个契机。

我最早创造的一个词，是把两个葡萄牙语单词合在一起。其中一个词是“Brincar”，另一个是“Criar”，这两个词都是单独存在的，而且发音相近，所以我只需要把发音拼在一起就可以，于是组成了一个新词“Brincriar”，这个词语既表示玩，又表示在玩中创造。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是很难译成中文的。

新京报：能否再举一个莫桑比克方言的例子。

科托：那应该是“Matope”，这个词在葡萄牙语中是“Lama”，就是泥土的意思。但这个词语准确来说不是我创造的，它本身就存在于莫桑比克人的口语中，他们可以听懂这个词的意思，只是没有书面语的形式，没有人把这个词写出来，是我把它拼了出来。另外我得说一下，这是莫桑比克的一种语言，而不是方言。莫桑比克的语言就有25种，如果方言的话，那起码有上百种了。

新京报：这种词语的创造在原文中会很有意义，但是在翻译成其他语言后，它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尤其被翻译成中文后，读者们很难知道原文是如何拼写的。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损失，这种损失可以通过文学的其他方面去弥补吗？

科托：我写作中的这一部分几乎是没有办法在另一种语言中重现的，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会注意到小说中故事和叙事的精彩。这就会让一部作品存活下来，（笑）有可能，在这方面我还会做得更好。

生与死

三本小说的写作背景

新京报：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生与死这个问题的。在小说《母狮的忏悔》里，村子里的人说自己从来不曾活过；《耶稣撒冷》里的人又说这里不会有人死去；而在《梦游之地》里，你引用了一句柏拉图的话，世界上有三种人：死人，活人，海中人。

科托：我的父亲在四年前去世了，我们家里都为这件事感到伤心。我也意识到死亡这件事情是没有解药、无法逃脱的。但有一天，我们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就和我说“其实你的父亲并没有死，因为你就是你的父亲”。

一开始我觉得这件事太奇怪了，但后来这个说法逐渐安慰了我，那之后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对我生活和思考的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件事在我生命里很重要。我发现在我的举止中有很多似曾相识的画面，所以我可能有百分之五十是来自我父亲的部分——即使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这件事让我感觉，死亡和出生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它变得模糊，所以柏拉图的这句引语，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情。

新京报：那么，柏拉图所说的“海中人”是什么意思呢？

科托：我……不知道（笑）。哈哈。我选择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在我看来，“海中人”就是介于生死之间的一种状态，我想用它来强调那种在旅途中的过程。所以我很需要这一句话，尽管我并不清楚在柏拉图的语境里，他这个词指的具体是什么。

聊天时，米亚·科托所画的海胆与海星。

新京报：聊一下这三本书吧，它们即将在中国出版，你最偏爱其中哪一本？

科托：嗯，这太难说了。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背景。《梦游之地》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写这本书是在1992年，当时战争（莫桑比克内战）还在继续，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情绪是非常痛苦的。在那场战争里有大约一百万人丧生，而且战争持续了整整十六年。这是唯一一本我在写的时候非常痛苦的书。

而《耶稣撒冷》这本书里有一个主角“我”。你读过的话就会明白，这个“我”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因为我在这本书里讲述的是关于我自己的故事。我写这本书，是想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来了解自己。

至于《母狮的忏悔》，写这本书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项蛮大的挑战，因为这本书基于一个真实事件。对我来说，得找到一个办法把现实转化成虚构，把事件转化成小说。

《母狮的忏悔》米亚·科托著，马琳译，中信·大方|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版

文学与生物学

寻找事物间的联系

新京报：除了写作，你的另一个职业是生物学家，能否谈谈你在这方面的工作。

米亚·科托：生物学家其实是我的主要工作，写作只是我做的另外一件事情。这份工作对我的写作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观察生命的差异性以及它们各自的美。

新京报：那你如何给这两件工作分配时间呢？

科托：在从事生物学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去进行一些野外调查，这个时候我也会在野外收集一些故事。因为我很对人和动物、植物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对我来说，没有哪一种生物是不与其他事物存在联系的，我要通过这些工作来理解这种联系。

比如说，树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它有很多象征意味。我会经常走近一棵树，去观察它，并且想象它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它会具有怎样的功用。因为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树，人们会把尸体埋在下面，也有一些树会被做成药物，我认为这些树的使用都有一种灵魂上的价值。

采访中科托提及有些树会用于埋葬尸体，在莫桑比克有三种，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叫法。分别是Marula（非洲漆树，又被称为Canhv），Baobab（猴面包树，也被叫做Imbondeiro，Digitata），以及Trichilia emetica（拉丁名，纳塔尔桃花心木）。米亚·科托还画了一张树的示意图。

新京报：你的笔名“Mia”就代表着一声猫叫，这也和生物学有什么关系吗。

科托：哦，这是我两三岁时候的事情，所以我有些不记得了。是我的父母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告诉我说我在小时候一直和猫在野外一起玩一起睡，所以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只猫。于是我就给自己起了这么一个笔名。

新京报：你曾经把写作比喻为狩猎，能解释一下这又是为什么吗？

科托：因为在狩猎的过程中，你所猎捕的那个事物是不可见的，你要通过搜寻它的踪迹，比如说足迹之类的，才能找到它。在这个过程中，狩猎的人会渐渐同化，会慢慢和自己所猎捕的那个东西用同样的方式去想象或行动，并且他最终会变成他所狩猎的那个对象。这个过程和写作非常相似，在写作中，作者会慢慢变成他们笔下所写的那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