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徐悦东
在萨特最后十年的生活里，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使得无法完成自传了。他认为，一个作家若是不能继续写作了，其实就已经死了。波伏瓦提出了一个建议：她将两人的谈话用录音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再加上波伏瓦的日记、友人的笔录和口述，最后形成了一部完整的作品。这部作品是萨特与波伏瓦最后的对谈录——《告别的仪式》，涉及他们的生活和哲学。萨特和波伏瓦如何看待他们的亲密关系？萨特如何看待他自己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萨特和加缪是如何分道扬镳的？许多有关萨特和波伏瓦生活的谜团，也将在这本书里揭晓。
9月28日，在上海科勒体验中心，上海译文出版社举办了《告别的仪式》的新书发布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闳和张念与大家谈了谈如何理解萨特和波伏瓦以及他们的哲学。
《告别的仪式》，[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孙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9月版
萨特和波伏瓦的伴侣关系也是读者进入他们学说的维度
张念认为，萨特和波伏瓦的学说和写作，可以从人与自我的关系进行分析。人和自我的关系牵涉到人和亲密伴侣的关系。萨特和波伏瓦在大学时就已经决定反抗婚姻制度。他们认为，婚姻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因此，他们要建立一种开放式的伴侣关系。他们与其他人恋爱不叫偷情，因为他们之间是坦白的，会向彼此谈论他们跟其他人恋爱的感受。
在《告别的仪式》里，这也是他们对话的内容之一，他们的对话是没有禁区的。实际上，他们通过这种训练，建立起人和自我的关系，来克服“他人即地狱”。在波伏瓦和萨特身处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当中，眼前的世界应该是要确定的、可把握的、可预期的，伴侣关系也应该是清晰的。但存在主义者不这么想问题，他们认为，在亲密关系之中，不可以用理性主义的方式去理解伴侣。“他人即地狱”，是针对理性主义认识论而提出的，因为他者是一堆杂乱的表象，这使得个人在世界当中有一种道德模糊性。
萨特和波伏瓦
在亲密关系里面，爱侣是模糊的。萨特和波伏瓦很珍视对方的独特性，他们通过实验的方式来实践这种模糊性。他们从大学相识、相恋到死亡，都做到彼此坦诚。而普通人需要安全感。因为大家都是脆弱的，所以大家会需要某种社会赋予的关系，给大家担保确定性。萨特和波伏瓦却不这样想，他们是一对忠贞的情侣。在萨特去世之后，波伏瓦静静地在他尸体旁边默默躺了很久，这是她告别萨特的仪式。
与爱人对话是伴随一生的练习
张闳认为，张念的说法有点过于美化了这种恋爱关系。张闳认为，彼此的坦诚相待是不可能的，撒谎是人的天性。而且，语言会欺骗我们。萨特就曾写过一部自传式作品《词语》，就说言词是不由我们支配的，言词比我们更狡猾。我们彼此坦诚的时候，当中也充满着误解。因此，这种坦诚也是有限度和边界的。
也许萨特和波伏瓦在亲密关系中能做到某种坦诚，但在普通人的生活里，更多的是一种敌意，或彼此的试探和交锋，这就是真实生活残酷性所在。这不一定是由于性别差异造成的，这是因为人性本身的幽暗性所造成的。波伏瓦在萨特弥留之际时曾说过，虽然她觉得萨特是她不可分割的一个伴侣，但她其实也会有厌倦的一面。
一个真正直面自己生命本身的人，可能会意识到人与人之间这种难以逾越的隔膜，即使这种隔膜可能是透明的。这种隔膜也是存在主义对人性理解的根本性命题。萨特在他的作品里就揭示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屏障，这是大家存在本身的真相。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萨特需要病态的东西来面对这种本质。《告别的仪式》里有一句话，“病态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张闳觉得这句话还不够，在某种程度上，病态是我们存在的本质。
萨特和波伏瓦
张念对此表示赞同。萨特和波伏瓦都是写作者，他们深知语言的陷阱。他们一生之间的对话，其实不是那种日常性的或试探性的对话。人是言说的存在，社会让我们戴着面具，但我们也许能在属于自己的亲密关系中，摘下我们的面具，进行对话。
萨特说，要在物质的世界中创造人的哲学。张念认为，我们要在物质的世界中创造人的生活。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这并不是说，大家要模仿萨特和波伏瓦，而是大家可以从中学到我们应该如何与爱人对话，处理人与自我的维度。和爱人对话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伴随一生的练习。交谈，在亲密关系中非常重要。
张闳认为，就像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一样，亲密关系常常像一场阴谋。相亲角里面包含着父母的阴谋。在冷漠的城市里，我们都成了被异化的他者，这不仅体现在建立亲密关系上，我们连建立自我连接的时间和空间都很难寻找。有人说，厕所是我们的教堂，因为厕所是我们单独面对自己的空间。现代人面对自己的时空都非常匮乏，这时候存在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空无的东西了。
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战争的产物
张念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战争的产物。在萨特被关进战俘营的时候，他被当作一个奴隶和物件被德军使用。萨特发现自己不仅是一个物件，还是一个卑贱的物件。因为他体弱，作用还不如其他的战俘。
战争对萨特来说是一种玷污。他在战俘营里读海德格尔，也让他产生了他的哲学思想。《存在与虚无》成了战后一代人圣经式的读物。这种战争经验所带来的体验，加上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的个体性，使得他们对外部世界产生一种敌意。
萨特和波伏瓦
存在主义者是死气沉沉的，在波伏瓦和萨特的对话里，他们一直在试图互相瓦解自己。比如说，波伏瓦会问萨特会不会有荣誉感。因为存在主义者恰恰非常蔑视这种荣誉感，荣誉感是社会给他的。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世界是死寂的，他人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把世界塑造成险恶和阴冷，并认为自己不可能是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在理解这种阴冷之后，反而会激发起自己的道德勇气，成为一个道德英雄。人的存在就是一种越狱的过程。
张闳认为，张念讲到他们背后的自我搏斗是想成为道德上的英雄，这得加以澄清。萨特没有塑造英雄，他写的东西都很颓废。但是，加缪用神话完成了这样一个面对荒谬的英雄的形象建构。后来，神学家将这种面对荒谬的勇气总结为存在的勇气。实际上，在面对虚无、荒诞甚至绝望的局面下，这种勇气是非常有力量的东西，这不是靠外在的道德尺度来赋予英雄的价值。
萨特塑造了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张念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变态，存在主义者的回答就是要更变态来回击这种变态。因此，萨特介入社会、参与运动、反对资产阶级、反对一切规矩。他将生活变成了一种批判武器。萨特拒绝养生，一年四季穿一件夹克，他的版税资助了许多文学青年。
张闳认为，萨特塑造了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种知识分子到今天都是未成型的。在法国的思想文化谱系里，从雨果、波德莱尔、左拉、巴尔扎克到萨特，一直有一个需要和社会建立联系的知识分子传统。萨特没有家庭、没有产业和房子、没有钱财，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连职位都没有，其实是一种彻底的无产阶级形象。
萨特
萨特刻意脱离这种秩序，不依附于任何产业和资本，甚至不依附于学术体制。他的生活变成了行动。言说就是他的行动，他要发表和别人不一样的言论，他甚至也不在乎言论的对错。现在的西方知识分子追求政治正确，但萨特不追求这些东西。他就是要违反任何既定的秩序。他用这种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形象，这就像游击队一样，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空间中不断地进行骚扰。
张念表示赞同。与集体行动不一样，萨特是很纯粹的个人行动。他跟堂吉诃德一样，单枪匹马，反对任何组织。加缪是阿尔及利亚出生的，他后来做了法国的和平大使，想缓解阿尔及利亚的暴力冲突。萨特指责加缪跟强权力量合作，因为在萨特眼里，法国政府就是殖民者。这才是萨特和加缪最终分道扬镳的原因。
作者丨徐悦东
编辑丨余雅琴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