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22 16:44:57新京报 记者:吕婉婷 编辑: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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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的归属:艺术品收藏全球流转中的争议地带

2019-10-22 16:44:57新京报 记者:吕婉婷

在漫长的艺术收藏史中,掌握权力的不同个体、群体、阶层之间,充满了戏剧性的观念冲突与利益交换。封建政权被推翻之后,艺术收藏品转归国有,艺术品的归属争论,也和国家民族等宏大议题联系在一起。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残留的文物流失问题?

记者丨吕婉婷



随着1990年兴起的“收藏热”发展至今,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得到迅速扩张。动辄数千万、上亿的拍卖金额,让大众对艺术品投资价值拥有了全新的认知。伴随着大众的关注,当代艺术收藏不再仅仅是收藏家、艺术经纪人、艺术家等少数群体范围内的事情,而是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和社会网络。


而“收藏”并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现象。中国人的收藏观念,从宗教性、实用性、炫耀性的“积藏”,发展到“文化收藏”,与掌握知识文字和拥有政治经济资源人群的文化建构相关,不同时代收藏品的品类,也与文化等级观念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艺术收藏史》,周文翰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8月版


商务印书馆近期出版的通识新作《中国艺术收藏史》,从史前人们收集穿孔贝壳的故事开始,叙述了中国从有“收藏”观念至今各个历史时期收藏文化观念、收藏潮流的演变,并谈及艺术品流转的社会机制、历朝历代收藏家的审美偏好与中国艺术品全球流转的未来趋势。10月,本书作者周文翰与媒体人潘采夫,在佳作书局举办的新书活动中,讨论分享了中国收藏的相关问题。


中国文人,把艺术收藏当作一种文化使命


中国早期的艺术收藏的主体是手握权力的王侯贵族,他们掌握了政治经济资源,有余力保存收藏品。商周时期各地大大小小的贵族,无不拥有青铜器、玉器等礼器和实用器物藏品,王室为了彰显权威和享乐等不同目的,建立了器物典籍的保管制度,并一直延续下去。每一个好大喜功、乐于享受的帝王都是收藏的爱好者,秦始皇、汉武帝皆如此。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书画艺术兴起。像王羲之这样的高门子弟,不是靠出仕为官、道德文章出人头地,而是靠书法艺术获得相当高的文化地位。时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收藏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作品,后来唐太宗还将王羲之推向了举世无双的地位。此时的收藏,已经从宗教性、炫耀性的积藏,转向了艺术文化收藏。同时,士人开始成为书法绘画艺术收藏者,并对后世的收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宋以来,文人可通过科举入仕,获得较高的收入。这为文人成为收藏的主流阶层奠定了基础。文人不仅把收藏当作一种爱好,还为其赋予了文化意义,收藏成为一件有利于理政与研究的事情。宋代米芾是当时最重要的私人收藏家之一。米芾自视甚高,但并非像苏轼、欧阳修一样科举入仕,而是因为母亲养育过宋神宗而得到提拔,按惯例很难升到高品阶的显要官位。他一些看似狂放的举动,也许与此有关。米芾嗜书法成癖,对自己的鉴赏水准非常自负,在他看来,他这种长期致力于收藏、懂得历史文化内涵、可以分辨真伪好坏的收藏者是“鉴赏家”,而那些仅仅依靠富贵而快速获得大量藏品、附庸风雅的人是“好事者”。


潘采夫



在活动现场,潘采夫提到李清照和赵明诚二人也是收藏家。北宋国破之时,他们带着藏品南逃。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改嫁又离婚,自己一个人与藏品度过残生。“如果他们是‘好事者’,这么辛苦是绝对做不到的。”潘采夫认为,二人的经历能体现北宋士大夫将收藏转化为一种文化使命。周文翰补充道,当收藏变成一种文化使命、一种历史意义的象征,收藏者会将藏品与自己的文化品位联系到一起,这对后世的收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殊时代的文物流失


新书活动的主题是“中国文物的海外流转”。文物流转是探讨艺术收藏史的一种视角——谁创造了它们,谁贩卖了它们,以及谁收藏了它们?


文物流转中,更为大众所关心的话题是“文物流失”。中国古代的帝王收藏,很多最终都与皇帝一同陪葬。而已知的皇帝墓葬中,只有极少数没有被人盗墓。虽然这些文物不知道最终流传到谁的手中,但至少还存世。有些皇帝会将自己的藏品悉数焚毁,如南朝梁元帝萧绎。他在位仅有三年,内府收藏的书画精品盛极一时。后遭遇皇位争夺战,对手引西魏军围困江陵,萧绎命人在城破之前将皇室收藏的书法典籍全部焚毁,以免被敌人夺走。被焚毁的书法作品中,有许多王羲之的真迹。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是文物流失最严重的时期。《中国艺术收藏史》中写道,启蒙时代的到来和民族国家的建立,让政府逐渐成为文化的保护者。18世纪以来诞生的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拥有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要丰富的收藏。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借鉴欧美日政体搭建制度架构,并建立了国家文化保护体制。1920年左右,“地下古物概归国有”的观念开始形成;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之后,古物成为政府扶持“国粹”的组成部分;一系列博物馆和展览的建立,也为艺术品收藏赋予了公共属性。


藏于国家博物馆中的后母戊鼎。



然而,当时时局复杂,中央政府的政令时常得不到执行,导致地方文物买卖频繁。后来文物出口获得的税收,还成为了政府筹措资金的方式,1936年国民政府加收的文物税额高达35%。古玩生意的火爆,刺激了各地的盗墓活动。如河南洛阳因经常出土唐三彩和铜器、玉器,很多人在那里以盗墓为生。近代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之后,军政力量屡屡参与劫掠中国文物。1945年抗战胜利前,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负责清查文物损失情况。经统计,各地共损失古籍、字画、碑帖、古物、古迹、仪器、标本等3677074件,又1870箱。


周文翰认为,文物还能够被公众看到,是现代社会的幸运。文物流失后,重要的藏品如今都保存在博物馆或者重要收藏家手中。近代化以后,人们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开始注重文物保护,所以这些文物都还存世,有让人看到的机会。但在反常的时代,比如古代皇帝绝望之时宁愿把藏品烧掉也不肯让新皇帝夺走,艺术收藏品会遭受更深重的灾难。


周文翰还提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人们无法买卖文物,导致文物失去了经济价值。有一些艺术藏品便被人们当作废品卖到废品站,熔掉作他用。当时一些专家学者呼吁去废品站拣选文物进行研究。此后,各地的文化保护部门便派人员到各地收集被人们弃置的佛像、青铜器。“现在首都博物馆就有文物是从废品站里拣出来的,拉萨大昭寺的唐代佛像也是从北京的废品站拣出来的。”


《中国艺术收藏史》新书沙龙海报。


地下挖出的宝物,归谁所有?


说到文物流转,“盗墓”是绕不开的话题。中国民间的盗墓活动,从战国时期便已经开始了。当时已经出现了艺术收藏品的交易市场,盗取名丘大墓所得的器物钱财,通过出售珍宝器物的集市成批卖给权贵富豪。


潘采夫提到他在河西走廊参观过的一个墓穴。里面陪葬的金银器物已经散尽,但墓中的砖画保存良好。盗墓者只开了一个不具破坏性的通道,直通主墓室。考古学家基本断定,这个墓穴要么是修墓者自己偷盗了,要么是修墓团体中有人负责“修墓”,有人进行“盗墓”。


盗墓者偷盗什么类型的器物,能够体现当时经济形势对收藏文化的影响。盗墓者只偷盗金银、玉器,因为它们价值高且便于携带。一般的陶罐无人问津,甚至有人会损毁它们。


古代如果从地下挖出或者捡到重要的青铜器,除了偷偷卖掉,还可以进献给皇帝。“他会当作祥瑞,然后给你一笔奖金,你们这个村或者这个县还能免几年税,所以这在古代收藏里是一个特殊的现象,皇帝是非常重视的。”


周文翰提到,古代挖出的文物,也有法律上的规定。“比如,唐代开始规定地下挖出来的宝贝,官府和私人对半分,一半归个人,一半归官府;或者租户和原主对半分,你租了他的田地,你种着种着挖出来了宝贝,一半归你,一半归原主。”


周文翰


收藏历史中的争议地带


艺术品收藏因其价值属性,在贿赂等钱权交易中经常出现。《战国策》和《史记》中均提到,嬴政攻打某个国家,会赠送那个国家的重要官员很多金银珠宝,让他们松弛武备,等灭国以后再把宝物抢回来。战国期间,小国向大国贿赂的情况也屡次出现。


有一些艺术收藏,能够很清晰地展现人类的贪欲,周文翰提到乾隆就是这样一个收藏者。他查抄某位官员的家,心里惦记这位官员的收藏品,看清单时发现少了那几样,后发现是抄家的官员把藏品换掉了,便撤了他们的官职。


今天,艺术品收藏仍有很多灰色的争议地带。比如,富有的收藏者喜欢将收藏品放在中国香港和瑞士,因为香港是零税率,而瑞士是欧洲税最低的地方,所以很多法国、比利时、德国富豪喜欢把他们的收藏品放在瑞士。再比如文物追回的问题。如今,像埃及、土耳其以及西亚的一些国家,都在向欧洲追讨文物,但是有时退回的文物,并不是重要的核心文物。


周文翰提到,从法律角度看,国与国之间会签订盗卖文物追回的协议,但是协议生效期是自签订之日算起的。比如2000年签订的协议,2000年后倒卖的文物才可能被追回。国家博物馆曾举办过的文物追回展览中的展品,正是因为有证据显示是在协议签订日之后,从国内被非法倒卖到国外,才被成功追回。


“但是一两百年前甚至更早的,当时被合法卖出去的或者带有灰色性质盗出去的(文物),几乎都无法追回。因为经过200年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纠葛,合理要求对方还回来很难,除非花大价钱,比如给大英博物馆捐个100亿美元然后要回来,这划不来。”


记者:吕婉婷   编辑:徐伟

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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