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聂丽平
《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是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永华基于他的博士论文完成的历史专著，探讨了明初以降“礼下庶人”——儒教礼仪进入普通民众生活的历史进程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近日，刘永华与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陈进国、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丙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等人对这部著作进行了研读，讨论了传统中国的礼仪实践与社会形构。
会议现场
从微观视角呈现礼仪进入乡村的历史变迁
顾名思义，“礼仪”是这部著作探讨的主题，这个主题在历史学中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但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礼制史方面，明清时期已有许多学者将古代礼制汇编成书，民国以来，许多学者基于此梳理了中国礼制的发展脉络，并提出了许多基本的看法，如“礼不下庶”。他们将“礼仪下庶”的关键时代定义为唐宋之间，提出古代不为庶民制礼，自唐代中叶开始，尤其是自北宋末以来，朝廷逐渐放弃 “礼不下庶”的观念，开始为庶人制礼。这一历史演进也是《礼仪下乡》的基本背景。
《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刘永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7月。
其二是思想史方面，尤其是对于礼教的研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于礼教如何影响普通民众，乃至于祥林嫂这种阶层的民众，中外学者皆有不少讨论，比如沟口雄三从鲁迅对礼教的负面评价出发，探讨礼教在明代的发展。根据沟口雄三和伊东贵之等人的研究，礼仪向下渗透的重要转折点也在于唐宋之间，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即从“定命”论到“气质变化”论，礼仪成为可以改变人的“气质”的重要渠道，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第三个方面是礼仪的社会使用，主要聚焦于祭祖礼仪、神明信仰与对《家礼》的研究。目前，对唐宋至明清的祭祖礼仪的发展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对《家礼》文本的改变，传播与阅读过程亦皆有独到的研究。
刘永华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在这些研究“结束的地方接手来做相应的工作”。他指出，礼制史的研究更关注制度本身的变化，而非制度与社会如何结合，而礼教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侧重思想史的演进。《礼仪下乡》关注的是礼仪如何影响普通民众与社会。
此外，《礼仪下乡》采用的是微观视角。刘永华认为，现有的研究多从区域的角度进行研究，范围较大，可能包含几百甚至上千个村落。因此，他选择了闽西四保村落群，以四保的几十个村落形成的村落群为考察对象，空间规模较小。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陈进国认为，以往的明清思想史基本上是一种精英写作，而《礼仪下乡》关注到传统研究通常忽视的底层文化媒人，讨论了这些文化中介、文化媒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将上层思想传达到地方社会。
他谈到，很多讨论宋代哲学史的研究，更多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整个社会秩序如何重建，而《礼仪下乡》采用一个微观案例来呈现明清以来礼仪的变迁，这种视角与传统家族史的视角不太一样。比如郑振满的家族史研究从家族的谱系来讨论如何将“大历史”进行挪用与转移，而《礼仪下乡》直接讨论上层思想如何在地方社会得到有效落实。
陈进国还认为，《礼仪下乡》没有陷入华南学派等研究常常陷入的问题，即没有将岭南人、广东人、潮汕人这样先入为主的族群、社群概念带入研究当中，而是回归到东南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中，试图本真地对礼仪下乡进行解释，他认为这种研究路径有其独到之处。
传统中国的社会形构与社会性质
刘永华发言
陈进国认为，民国以来，围绕着中国社会的性质一直有诸多争论，从唐宋转型的讨论到士绅社会与平民社会，封建社会与王朝社会的讨论等等，而《礼仪下乡》虽然没有直接探讨中国社会的性质，但事实上，刘永华可能在书中暗示，明代以降闽西四保所代表的可能是一个宗族社会，或者说礼仪社会，一个受儒家文化传统精深影响的社会。那么，这种暗示是否会忽视掉道家、法家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陈进国还指出，在讨论中国社会时，不能忽视加州学派的研究。加州学派认为，晚明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南方，已经进入早期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反应，而东南地区更是得风气之先。但在《礼仪下乡》中，没有花很多篇幅讨论闽西四保之外的社会大历史对它造成的潜在影响。此外，陈进国认为，晚清至民国，尤其是50年代以前的社会，经历了相当精彩的变化，这些社会变化对闽西四保的礼仪会有怎样的冲击？如果《礼仪下乡》能对这些冲击做出回应，可能会使礼仪下乡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研究有更为纵深的视角。
对此，刘永华回应，《礼仪下乡》从当代回到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构造，试图探讨这种社会构造如何通过仪式建构出来，这背后隐藏着对近世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他认为，礼仪在构造当地社会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直至土改前夕，宗族在社会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其中寺庙在社会的不同层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而明中后期的社会转型，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这一表述，更为强调社会经济史，《礼仪下乡》引用了非常多既有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表述所没有揭示的维度。事实上，《礼仪下乡》中提供了一些相关线索，譬如在讨论礼生时，谈及当地鲁商的身份事实上是商业化过程和礼仪相结合的。
由于篇幅与主题限制，他没有在书中大幅讨论道教的影响以及民国以后的社会变化对社会的冲击。刘永华表示，在讨论礼生文本时，隐藏着他对学术界现有讨论的某种不满意——目前学术界过于强调乡村礼仪与士大夫礼仪、王朝礼仪的关系，他认为这个维度会遮蔽掉很多重要的东西，因此，他试图在书中揭示别的面向。此外，他认为，礼仪下乡的问题在明清两代已经基本定型，虽然近现代可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如果把这部分纳入讨论之中，可能需要写另一本书。”
撰文 | 聂丽平
编辑 | 余雅琴
校对 |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