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20 12:22:23新京报 编辑: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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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如何成为最难解的地区冲突之一?

2019-11-20 12:22:23新京报

近年来,以色列急剧的右倾化让巴以局势变得更为复杂。伊恩·布莱克驻中东通讯记者36年,亲身见证了巴以冲突之间的重大事件。在《敌人与邻居》中,布莱克清晰地梳理了历次战争以及和谈大会,揭示了两个民族既是邻居又是敌人的复杂关系。

巴以冲突是国际上最难解的地区冲突之一,近年来以色列急剧右倾化,加大了对阿拉伯人的控制。2018年6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布新法案,规定本国为“犹太民族国家”,并取消阿拉伯语的官方地位。2019年3月,以色列吞并原属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英国记者伊恩·布莱克撰写的《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梳理了巴以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宏观视角鸟瞰巴勒斯坦地区百年来的地缘政治。


布莱克曾担任《卫报》驻中东通讯记者36年,亲身见证了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海湾战争、《奥斯陆协议》签订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他还有深厚的学术背景,拥有剑桥大学历史与社会政治科学硕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


本书的视野极为辽阔,从19世纪末首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到巴勒斯坦,一直讲到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缠斗了一个多世纪,打打停停,在宏大的国际舞台上,奥斯曼帝国、英法殖民者、美苏超级大国轮番登场,插手干预巴以冲突。布莱克清晰地梳理了历次战争以及和谈大会,揭示了两个民族既是邻居又是敌人的复杂关系。


撰文 | 柳展雄


犹太民族的“命定扩张论”


早在建国初期,以色列的右翼势力处于政坛边缘。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持世俗开明态度,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以最大程度的善意跟巴勒斯坦和解,在民族政策上较为宽松。继任的艾希科尔、梅厄、拉宾延续本古里安路线,工党集团执政长达三十年(1948-1977年)。


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左翼群体建立的,他们蔑视宗教权威,不遵守清规戒律。正统的犹太教士坚信:人们应当等待救世主降临,政治行动反而会干扰神的安排。20世纪初,许多宗教领袖反对建国,维也纳的犹太神职人员公开跟犹太复国主义者划清界限。


犹太民族的复兴,并不是犹太教的复兴。离开欧洲老家,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群体里,社会主义者占有很大比例。本古里安崇拜列宁,在日记中赞颂苏联的建设成就。1920年代他领导“巴勒斯坦犹太工人总会”

(Histadrut)

,为成员提供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巴勒斯坦犹太人比英法的工人兄弟提前半个世纪,享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敌人与邻居》,伊恩·布莱克著,王利莘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9月版


乡村地区,基布兹

(Kibbutz,希伯来语集体公社)

遍地生长,农庄实行财产公有制,食宿包分配,资源共享,农民把荒凉的田野变成了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基布兹模式甚至引来敌人的兴趣,埃及总统纳赛尔早年研究以色列的土地制度,对“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社会大为赞赏,同时他还抨击了埃及落后的佃租制度


留在欧洲的正统犹太教徒,没有兴趣远赴巴勒斯坦开荒,他们根据传统吃斋念经,不从事体力劳动。二战改变了一切,欧洲犹太人经历了纳粹大屠杀,意识到武力的必要性。


幸存下来的宗教人士变成了鹰派,他们在神学院里向年轻人灌输尚武精神。新一代的犹太教徒英勇无畏,移居到以色列后,直奔危险的边疆。第一次中东战争后,65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空出的土地被犹太教正统派侵占,这些移民又称为“信仰者集团”。


边疆移民平日操练演武,战时转化为优秀的军人。开荒者的热忱酷似北美“命定扩张论

(Manifest Destiny)

”,19世纪美国人自认为负有散播新教和先进技术的使命,向西部扩张,开化野蛮民族。以色列“要为欧洲筑起一道防御亚洲的墙,我们将成为保护文明不受野蛮人攻击的前卫战士。”(出自复国运动创始人赫茨尔的著作)


右翼上台后的外交大逆转


  

“信仰者集团”的开拓行为,让鸽派的工党当局进退两难。历次中东战争,犹太移民渗透进入巴勒斯坦的范围,超出联合国划定的国界线。工党政府一方面遵守国际法,对占领地区不宣示享有主权,另一方面不想伤害同胞感情,不敢制止开拓侵占。


本古里安自始至终奉行温和妥协政策,在国家独立之前,阿拉伯部落酋长偷袭劫掠犹太定居点,本古里安为了争取英国统治者的同情,要求部下克制,仅仅自卫,严禁主动向阿拉伯人反击。在国家独立之后,他仍然保持克制态度,多次表示占领巴勒斯坦的国土是出于短期战略需要,等到未来两国和平,肯定会拱手归还土地。


而以梅纳赫姆·贝京为首的右翼鹰派,宣称整个巴勒斯坦地区自古是犹太国的神圣领土,试图恢复扫罗和大卫王时代的疆域,《圣经·旧约》的法律效力高于国际条约。为实现民族独立,贝京不介意采取不光彩的手段。他组织武装人员炸毁警署、打劫银行、突袭村庄,对平民丝毫不手软。右翼分子暗杀了诸多高层人士,英国殖民部官员、联合国调解专员,在巴以冲突中偏向阿拉伯一方,都可能成为贝京的刺杀对象。


国家建立后,贝京认为不可掉以轻心,必须跟巴勒斯坦人战斗到底,枉顾国际社会的和平斡旋。官方(以色列工党)、敌人(阿拉伯国家)以及旁观者(欧美主流媒体)一致谴责贝京是法西斯分子。


右翼民族主义者虽然冷酷,却不愚蠢。他们深知大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不会为了以色列这样的小国而捆住手脚,在关键时刻肯定会首先考虑自保。后续的发展验证了他们的猜测,在以色列研发核武器的过程中,肯尼迪总统坚持核不扩散立场,阻挠以色列的行动。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欧美督促以色列停战,来讨好阿拉伯国家,换取石油正常供应。


由于特殊国情,防务问题是以色列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左右两派的争执焦点在军事外交上,经济、伦理议题反倒在其次。外交环境恶化下,以色列选民抛弃工党,贝京胜选上台,成为建国以来的第一个右派总理。1981年萨达姆秘密研究核技术,贝京果断抉择,派空军袭击炸毁伊拉克的核设施。慑于以色列的兵威,其他阿拉伯国家连气都不敢喘。贝京很快领会到:你要是对敌人软弱妥协,他们就会以为以色列好欺负,得寸进尺;你要是对敌人强硬,他们反倒退让三分。


接下来,内政上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信仰者集团”获得官方认可。右翼政权宣布拓殖巴勒斯坦地区合法,并且给予资金援助,鼓励移民定居。到1989年底,犹太移民已占据了约旦河西岸31.3万公顷的土地。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继续鼓励定居运动,“信仰者集团”开辟新土地,加强犹太人的主体民族优势。


流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都会到“哭墙”前哭诉流亡之苦,它曾被视为欧亚分界线。图/视觉中国


民族熔炉以色列



尽管右翼民族主义蒸蒸日上,然而,以色列毕竟是一个世俗民主国家,少数族裔享有正常的公民权利。德鲁兹人、贝都因人、切尔克斯人积极参军,尤其是德鲁兹人在经商、参政等方面表现出色。工党政府秉持世俗自由主义理念,只要承认以色列的政权合法性,认同自由民主,那么就可以是以色列人。在建国之时,16万阿拉伯人留下,成为以色列公民。


整个阿拉伯世界,就个体而言,最富裕的人是沙特、迪拜的石油大亨,但是作为一个社群,最富裕、最自由的穆斯林群体是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人。在沙特这样的国家,男尊女卑,等级森严。而以籍阿拉伯人拥有选举权等各项政治权利,以色列进行第一次大选,有33.4万阿拉伯人投票,最后选出3位阿拉伯议员。


阿拉伯孩子能在学校学习本民族文化和穆斯林历史。从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养老积蓄等指标看,他们远远优于其他中东国家同胞。以籍阿拉伯占总人口比例,已从独立时的13%增长至20.1%。


阿拉伯语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直到去年被内塔尼亚胡政府取消。左右两派的选举基本盘不同,本古里安、梅厄夫人的支持者是西欧犹太人,最早来到巴勒斯坦开荒,跟阿拉伯人当邻居,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双方免不了贸易交换,生活互相帮扶。贝京和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是亚非犹太人,原本世世代代居住在伊斯兰世界,跟当地人同化,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这些人遭东道国的驱赶迫害。82万亚非犹太难民投奔到以色列,一方面他们对以籍阿拉伯人有仇恨情绪,另一方面他们受到西欧犹太人的管教。工党当局强迫亚非犹太人移风易俗,放弃原来的语言,改说希伯来语。寄人篱下的屈辱感,促使犹太难民铤而走险。1959年他们发动暴乱,放火烧毁商店和汽车,四处抢劫,本古里安不得不妥协退让。


贝京能够上台执政,也是依靠亚非犹太人的力量。右翼党派获得选举胜利后,记者在街头采访民众,一个年轻人表示:我自己的父亲在摩洛哥经营一家香料店,是个体面的生意人。但是他现在到以色列,人生地不熟,只能在建筑工地搬砖。西欧犹太人并没有拿我们当同胞,只有贝京真正关心我们。


犹太人之间的内部差异,并不比阿以两族之间的差异来得小,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跟来自东欧的犹太中产阶级截然有别。由此可见,以色列是个民族大熔炉,国情相当复杂。作者以政治学者的立场,大开大合勾勒大国博弈的决策过程,他犀利地指出美苏如何扶植和压榨盟友,把巴以冲突当作外交筹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对高层政治斗争不吝笔墨,对底层民众的介绍则相对欠缺。


他采取了脸谱化的叙述,将巴以冲突塑造为简单的强者欺负弱者,蛮横的以色列军国主义欺负弱小无助的阿拉伯人。当然,这不是布莱克独有的问题,西方主流媒体对待以色列,普遍采取脸谱化叙述。我们想宏观全面理解中东局势,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渠道。


撰文 | 柳展雄

编辑 | 徐伟 走走 李永博

校对 |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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