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02 14:08:59新京报 编辑:徐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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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丨埃里克·施米特:现代人遗忘了通过仪式来抵抗痛苦

2019-12-02 14:08:59新京报

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埃里克-埃玛纽埃尔·施米特是一位小说家、剧作家和导演,作为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小说构思精巧,和戏剧一样擅长制造悬念,并通常拥有一个“好结局”。他的作品《奥斯卡与玫瑰奶奶》被称为“现代童话”,试图通过故事治愈人。

采写 | 聂丽平


对于法国作家埃里克-埃玛纽埃尔·施米特来说,他拥有两次生命,一次始于1960年,一次始于1989年。1989年,他和10个人徒步穿越撒哈拉沙漠,在攀爬一座3000米的高峰时,他错下到山的另一面,与其他人走散了。他在沙漠中独自迷路30多个小时,没有水,没有食物,他以为自己将面临死亡。但在晚上,天空中出现一抹火焰,一道“不可思议的神迹”,施米特“度过了最美好的一个夜晚”。而在第二天,他与前来寻找他的队友相遇,成功脱险。


这是一个难以被理解的奇遇。但在施米特看来,那个夜晚彻底改变了他,他从无神论者变为了天主教徒,并有意识地想要成为一个作家。虽然他在十几岁时起就开始写作,但从那时起,他才辞掉哲学教授的教职,决意成为职业作家。1994年,他的戏剧《来访者》斩获三项“莫里哀戏剧奖”;至今,他出版了48部小说和戏剧作品,均写于沙漠之旅后。


影响或许不止于职业轨迹的改变,施米特的小说有一种古典的浪漫气质,虽然书写人性与命运的复杂,也不乏幽暗人性的描写与社会现实的描绘,但却展露出一种对人道价值的尊崇与对生命的尊重及信任,充盈着疗愈的气息。


比如他的小说《奥斯卡与玫瑰奶奶》,讲述了一位罹患白血病的10岁男孩的故事。在故事开始,男孩奥斯卡得知自己无法痊愈,但父母、医生、护士都不愿意和他谈论此事,他不得不孤独地面对痛苦。而他遇到了一位“玫瑰奶奶”——穿着粉色上衣照顾病人的志愿者,她并不避讳和奥斯卡谈论死亡,并建议他玩一个哲学游戏:把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当作十年来过,在每一天晚上,把这一天当作十年的内容来写一封信。通过写这十封信,奥斯卡想象了一段百岁人生,并因此懂得珍惜时间,也懂得生命将会终止。


施米特在成都的一次演讲中说,也许有些人误解了生命或者生活,“能够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施米特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观点:“生命是一个礼物。”因此,在他的作品里,不仅有学会接受生命本脆弱的奥斯卡,也有在罪恶、黑暗、悲剧面前的救赎者——救赎别人,也救赎自己。在《狗》里,集中营幸存者萨米埃尔·埃曼选择宽恕向纳粹告密的同学;《纪念天使协奏曲》里,阿克塞尔和克里斯互相救赎,最后一同死去,尸体像双胞胎一样头对脚缠在一起沉入湖底……


施米特执导电影《有关欧柏特》剧照


“救赎,使得善与恶产生强烈的反差和对立。有多少的善,就有多少的恶。但实际上,我觉得只有拥有积极正面的生活态度,才能更好地去面对黑暗的一面。在处理非常严肃或者悲观、悲惨的话题时,能够带着光明的态度去写作、去审视、去感受这些黑暗面,反而能做得更好。”在北京的新书分享会上,施米特如是说。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施米特“快乐的秘方就是要热爱每一个瞬间,热爱每一刻”。


“但很多人陷入情绪问题是因为社会性、结构性的问题,并非心态问题”,当我将这个问题抛向施米特,他表示,这些问题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但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相信人的力量能改变世界,因此他们会想办法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


他写道,“一切智慧都始于接受痛苦。”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拒绝痛苦的时代。他的短篇小说《火山灰下的一颗心脏》讲述了一个爱自己的外甥胜过亲生儿子的女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女人的外甥患有心脏病。某天,她的儿子死于一场意外,签署了器官捐赠协议的他,在死后被摘取了某个器官;而在同一天,她的外甥接受了心脏移植。或许是为了弥补对儿子缺失的爱,或许是出于负罪感,女人怀疑是外甥“夺走”了儿子的器官,于是决意杀死自己的外甥。与此同时,另一个女人,也在同一天失去了女儿,她产生了相似的怀疑,决定绑架这个“夺走”了她女儿心脏的人……


绑架或者谋杀,施米特将两个女人的行动,解释为无法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因无法直面自己的痛苦而采取行动以消除它,正如很多人因无法直面痛苦,渴望采取行动而自杀,他说,“我们这个离奇的时代拒绝痛苦。在经历了以十字架上奄奄一息的那个人为标志的基督教信仰的许多个世纪后,我们的物质世界趋向于撤销受难。当我们感觉痛苦时,我们吞下药片或去找治疗师。”


当我们将精神的痛苦用可被辨认的症状表达出来,用生物医学和精神医学去治愈痛苦,我们是不是在制造更脆弱的“现代自我”?至少在施米特看来,精神疾病并非物质所能祛除的。而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他说自己就像是《奥斯卡与玫瑰奶奶》中的玫瑰奶奶,试图用故事治愈读者。


施米特执导的《奥斯卡与玫瑰夫人》电影剧照,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有两个译名)


“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关心我到底是谁,我只要达到了某一种平衡或者是不平衡的状态,并且在这种状态里能够有非常充沛的灵感去写作和创作就可以了……苏格拉底曾经说‘认识你自己’,而我说‘你要不认识你自己’。我不想知道我是谁,只要我能够继续前进就好了……我不满足于只写一辈子,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并不够,我想写几千个人的一辈子。”

 

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共情能力很强


新京报:《看不见的爱》这一部小说写的是隐秘的爱,你在后记里写,想象的生活是真实生活的基础,这个主题是怎么产生的?


施米特:《看不见的爱》中的人物,表面上经历了一系列有关爱的生活,但在背后其实经历了另一场看不见的爱,而那也许是更重要的,虽然只有他自己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幽灵般的爱很常见,我观察他们,观察那些人物,他们的经历感动了我,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共情能力很强。即使你没有说,我也能感受到你的情绪。我能够看到人身上的缺憾,光和影的变化。


《看不见的爱》,埃里克-埃玛纽埃尔·施米特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9月版


新京报:在《看不见的爱》的后记里,你写异性恋的结合因有约定俗称的社会模式的统治,反而没有同性恋自由。你也多次在小说中写,男性的出轨并非因为不再爱自己的伴侣。所以,我很好奇你怎么看待婚姻这种契约关系?


施米特:正常的夫妻受到法律保护,可能会更加松懈,因为不需要遵守很多规则。但在我写作的那个年代,同性恋在法国还不受到法律保护,他们必须自觉地制定一些能让关系维持的规则。如果异性恋夫妻也能像他们一样自我约束,就会有更多幸福的夫妇,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新京报:你的共情能力或许也体现在写作过程中。你在写作的时候,你笔下的人物会占据你,比如会变身成老夫人、连环女杀手,甚至如果笔下的是个坏人,他会增强你身上的恶意。而杜鲁门·卡波蒂的理论是,作者应该先殚精竭虑,把自己的眼泪哭干,在很久以后才动手,要确保有一颗坚定冷静的头脑来写作,不知道你怎么看?你觉得需要在写作时与人物和故事保持距离吗?


施米特:对于我来说,两者皆有:一方面,我与人物保持一定距离;另一方面,我倾听他们,服从他们。如果我的人物是个跛子,那我也会跛脚地走。这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一个演员进入角色,我让书中的人物也进入自己。


我曾写过一本关于希特勒的小说,写这部小说时,我的家人非常紧张,因为我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人。那段时间,我的姐姐生病了,所以我帮忙照看她的两个孩子。有一天,当我写完这部小说,我从楼上下来,我的小外甥看着我,他对我说,你杀死了他,杀死了阿道夫·希特勒。我非常惊讶,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这是六个月以来,我第一次看见你笑。


小说让我们了解人性的复杂,并拥有了无数次生命


新京报:有位加拿大作家Marie-Andree lamontagne对你小说的评价是,“施米特对人道主义的重构正好符合我们这个有些无助的时代的需求。”我觉得这个评价恰如其分,你的小说虽然写了人性和命运的复杂,但总体来说,展现的是爱与希望,而非黑暗与绝望,而且很多小说都有很好的结局。看起来,你是一个相信美,并且非常乐观的人?


施米特:生命是父母给我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礼物。为了不辜负这个礼物,我们要尽可能地将它过得美好。乐观和悲观,在最开始时,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这个世界有问题,面对这个有问题的世界,有不同的态度,就有了乐观、悲观的说法。如果是悲观主义者,他会认为现在很不好,而明天会更糟。乐观主义者会认为,我们的世界的确有问题,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悲观主义其实是一种怯懦,是一种逃避,悲观主义者不愿意面对问题。乐观主义者正好相反,他有勇气介入生活,想办法改变它。乐观主义者会尽一切可能改变世界,如果改变不了,他就想办法改变自己的观念。他接受生命这份礼物,并想办法将其过得更好,充满希望。这样的话,到生命尽头时,他会觉得这辈子没有白活,我对得起我这一生。


《易布拉辛先生和古兰经的花》剧照,根据施米特同名小说改编


新京报:可能很多人陷入情绪的泥沼,是因为社会性、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有一个词叫政治抑郁,又或者很多人的情绪问题与经济颓靡、政治撕裂等问题有关。


施米特:这些问题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只是程度不一样。所有人都会遇到不公正、冲突,没有人能够逃脱。而乐观主义者并非他看不见这些问题,逃避这些问题,而是他想办法面对这些问题。换句话说,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相信人的力量能够改变世界。历史的进步是由乐观主义者推动的,而非悲观主义者。


新京报:在《火山灰下的一颗心脏》中,你描写了人们越来越不能接受痛苦的这种状况,两位母亲因无法接受孩子去世的痛苦而采取行动。所以,拒绝痛苦,甚至因此自杀,这是一种时代的孱弱吗?为什么会这样?


施米特:那两位母亲就是悲观主义者。我们现在身处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越来越缺少对精神生活,对人性的追求。一方面,我们的时代如此发达,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长寿,医疗技术发达,身体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古时候,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小孩活不到成年,很多人三十岁就去世了,如果你牙疼,可能会疼一辈子,对于女性而言,生育是一道鬼门关。从那个时代演进到今天,其实并不遥远。


随着医疗条件的进步,我们有麻醉药,会想办法祛除一切躯体上的疼痛,而很多人天真地以为,我们也可以祛除精神上的痛苦。但事实上,并不可以。我们不得不面对生离死别,不公正,以及各种精神上的痛苦。我们的祖先拥有信仰,拥有精神生活,譬如,他们可以通过仪式来抵抗这些痛苦,而现代人将这些遗忘了。


我有一位在巴黎的朋友,上周有一个人闯进了她的房间,当时,那位朋友正和她两岁的女儿在一起。因为这件事情,她受到了惊吓,感到焦虑,难以入眠。于是,她去看医生,医生给了她抗焦虑、抗抑郁的药。这很不可思议。也许朋友需要的是倾听与安慰,而非药物。现代人面对精神上的痛苦,也试图用物质的手段去解决,动不动就吃药。


新京报: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小说?小说家在这个时代的作用是什么?


施米特:读小说的作用,就是了解自己与他人。没有比小说更好的方式去理解人性的复杂。读小说时,你会有代入感,如果你是一个女性,你可以在读小说时变成男性,变成小孩,你可以成为很多角色。不管对于读者还是对于作者,小说让我们拥有无数次生命,而不仅仅是一次生命。即使是那种可能很无聊的爱情小说,也能教会我们一些东西,也许你能从中看到自己也会这么愚蠢地去爱。


我继承了法国以文学形式来阐述哲学思想的传统


新京报:你的小说具有古典气质。我想,你应该接受过莫泊桑等短篇小说家的熏染,对吗?你觉得哪些作家对你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你的创作与法国文学传统有什么联系?


施米特:你说得对,莫泊桑是我写小说的榜样。我还喜欢其他作家,比如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和乔治·西默农。无论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还是戏剧创作,对我的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家,是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我的哲学博士论文写的就是狄德罗。


狄德罗不是以哲学著作的形式阐述他的哲学思想,而是以童话、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来阐述他的哲学。我就是继承了法国这种以文学来阐述哲学的传统。除了18世纪的狄德罗、伏尔泰,还有20世纪的萨特、加缪。


我还有一个榜样是大家所熟知的《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如果不是小时候读过《小王子》,我不会写《奥斯卡与玫瑰奶奶》。在很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大家都认为《奥斯卡与玫瑰奶奶》就是一个现代童话故事,奥斯卡就像《小王子》故事里的小王子。


《奥斯卡与玫瑰奶奶》,埃里克-埃玛纽埃尔·施米特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版


新京报:当代很多短篇小说,没有人物的发展,甚至没有什么情节和故事,但你的短篇小说非常注重情节、结构的建构和人物的发展。为什么故事和人物的发展是重要的?


施米特:我写短篇小说时,是将它作为浓缩的长篇小说来写的。浓缩,但非常丰富。我写的是一种“下降”或者“悬崖式”小说,通常会将悬念保留在最后,读者读完结局后,会回到开头读我的小说。如果写长篇小说,就不能采用这种方式,总不能让读者读了300页以后发现根本没看懂,但在短篇小说里可以这样,我很喜欢这样的写作。


新京报:你通常怎样构思这样一种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


施米特:这很难说清楚。我喜欢散步,经常会绕着家散步遐想。我家有一个很大的壁炉,如果下雨,我就坐在这个壁炉前,盯着火焰出神,慢慢想,这些结尾就产生了。


新京报:你是在写作之前就已经构思好了整个结构,还是一边写一边发展?


施米特:在落笔之前,我就想好了整个故事的架构。就像是一个女人十月怀胎,我开始写作时已瓜熟蒂落。


我像“玫瑰奶奶”一样用文字治愈读者


新京报:在《我们都是奥黛特》里,你调侃了文学批评家对畅销书作家的嘲笑。我想,你或许也遭受过类似《我们都是奥黛特》里那位作家的攻击?似乎现在大家的看法就是,容易阅读的故事文学性是更低的。对此,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待文学批评家的评论,以及他们与作家的关系?你觉得批评对你有帮助吗?


施米特:首先要声明的是,《我们都是奥黛特》写的不是我自己。但里面写的作家确实有一个原型,他不是哲学背景出身。对于我自己这么畅销,受到大众认可,我非常意外。按理来说,我不该如此畅销。最初,有些文学评论者会批评我,但后来我变得非常大众,大家都很喜欢我的作品。我想,最初的文学评论也许忽略了我受大众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能感动大家,我的作品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情绪。


我的哲学家同行也对我的书做出了一些很深刻的评论,他们知道这些作品表面上通俗、大众,但背后有深刻的哲学思考。他们为我的书畅销而感到欣慰,觉得说明人类还有希望。


《我们都是奥黛特》,埃里克-埃玛纽埃尔·施米特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2月版


新京报:你16岁和母亲一起去看一场戏剧之后就想当一个作家,但应该是30岁之前在撒哈拉沙漠的一次经历才使你确信想成为一位作家,能否具体谈谈那次沙漠的经历,以及它是怎样改变你对写作的态度的?


施米特:我是11岁时和妈妈去看的戏剧,16岁时开始写作。28岁时,我去了撒哈拉沙漠,进去之前我是无神论者,但出来时,我变得有信仰了。


当时我和10个人徒步穿越沙漠,但和他们走散了。我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什么都没有。在这种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人大概只能活三天。我意识到自己处于这种危险的境地,在我面前还有三天。对于活着来说,三天很短,对于等待死亡,三天很漫长。当夜色降临的时候,我以为我会非常害怕,而实际上完全相反,我度过了我最美好的一个夜晚。在这天晚上,我遇到了不可思议的神迹,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我收到了一种信息,所有的意义,所有的存在都在这个信息里。当黎明到来,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完全改变了。对我来说,既是死亡,又是新生。


我是在翻山时走错了路,所以第二天我又原路返回,当翻回到山的另一面时,我遇到了正在寻找我的向导和我的队友。当我度过了非常美好,不可思议的一个夜晚时,我的同伴们、向导们点着火,着急地四处寻找我,他们就这样度过了非常担惊受怕的一个晚上。


我一直保存着这个秘密,一直将那天晚上所遭遇的事情保存在心里,没有说出来。而这个秘密就像起了化学反应,不断地改变我,完全使我成为了另一个人。这次旅行之后,我回到法国,我觉得一切都变了,于是我开始写作。


在这之前,我也在写作,但我觉得自己要写的东西已经写完了,感觉已经掏空了自己。在这次旅行之后,我又开始写作,我找到了我写作的合理性,觉得我就应该写作。现在大家能看到的我写的小说、戏剧,都是在那个神奇的晚上之后开始创作的。


新京报:你的小说有没有自传成分?


施米特:这是第一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想了一下,如果说有一个人物是我自己,那就是《奥斯卡与玫瑰奶奶》中的玫瑰奶奶,她用故事去治愈人,用文字去陪伴人,给人希望。就像《一千零一夜》的那个妻子,用讲故事的方式推迟死亡,我试着用我的作品来治愈人们。

 

作者:聂丽平

编辑:徐悦东

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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