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彭镜陶
2019年11月30日到12月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近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时代的区域史与国别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院校的十余位学者共同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欧洲篇：战争伤痛是历史学家永恒的主题
欧洲篇的研讨分为两个分论坛，第一个分论坛共有六名学者发言。来自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谢丰斋以《重商主义与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生成》为题发言，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在近代以来的欧洲，并且具有强劲的扩张性和掠夺性的原因是与欧洲的重商传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重商主义对垄断市场的需求导致了大农场、手工工场和工业革命的发生，由此造成资本主义在近代以来不仅成为一种巨无霸式的经济类型，而且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超越其他文明的文明类型。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黄艳红的报告题目是《近代早期的国际竞争与财政动员：一项比较研究》，他考察尼德兰革命期间的联省共和国和西班牙、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史发现，各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对财政动员的效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体现在税收体制的合理性和公债信用之上，而后者也直接反映在公债利率上。在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对竞争的走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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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的钱金飞以《近代德意志诸侯领地国家的财政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为题进行报告，他分析了帝国财政问题出现的原因有维持国内和平的需要；帝国国家构建的新机构的运行的资金需求；保卫帝国免遭外敌入侵，构建帝国防御体系的需要；传统的方式无法解决新形势的需要等，以及军事义务摊牌制成为了帝国财政问题的解决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孟虹以《二战反思与中德记忆文化建构理念和方案对比研究》为题进行报告，首先对历史反思与“记忆场所”、“文化记忆”理论的已有研究进行了简单概述，指出记忆文化建构促进双边或国际层面和平发展的作用，最后对中、德记忆文化构建的异同进行比较，并指出了二战反思及记忆文化重建中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罗衡林的发言题目为《从一战至二战：德国人的民族特性浅析》，分成两部分发言。第一，讨论一战前影响德国人的民族特性的因素，德国人的民族特性有其文化、思想上的发展根源——赫尔德、语言哲学、高等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向、古典主义，此外，四分五裂的状况、法国大革命冲击、帝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等也对德国人民族特性造成影响；第二部分是一战至二战时期德国人的民族特性，一战至二战时期德国人具有崇尚权威、乐意服从、遵守秩序、看重荣誉、注重身份地位、偏好歇斯底里的政治强人、崇拜暴力思想等民族特性，这些特性使这个民族一次又一次地重蹈了世界大战的覆辙。二战结束以后，盟国对德国人进行了“非纳粹化”改造和民主化教育，终于使得德国人脱胎换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孙立新以《从“德意志特殊道路”到“欧洲内战”—— 联邦德国纳粹史研究范式解析》进行发言，详细阐述了“德意志特殊道路”和“欧洲内战”的提出、发展以及不同历史学者对其的支持与批判，认为这两个命题都以探讨纳粹主义产生之原因为宗旨，都运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但其所代表的党派立场、价值观和历史观迥然不同。其提出不仅反映了左、右派历史学家在思想观念方面的严重分歧（左翼自由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也折射出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复杂曲折的发展轨迹。
欧洲篇的第二个分论坛也有六位学者发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广坤报告的题目是《卫生视域下的家国福利：查德威克“因病致贫”论评析》，他从一份原始史料1842年埃德温·查德威克《英国劳工阶级卫生状况调查报告》出发，探究了卫生的外延——疾病的恐慌。首先，查德威克用事实揭示出疫病与贫苦的内在关系。其次，为让自己“因病致贫”观点深入人心，查德威克着重分析了整个社会“无病”状态下“非贫”与富强状况，这直接关系到个人发展、社会进步与国家富强。再次，卫生环境恶化导致的“因病致贫”的现象一旦泛滥成灾，就很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伦理失序与道德崩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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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的兰教材以《简析19世纪中期英国对食品药品掺假问题的认识——以议会专门委员会的调查为例》为题进行报告。1855年，英国议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食品药品掺假问题，听证会上有57个证人，针对掺假的程度和性质、如何防止掺假等许多问题，围绕着英国食品药品掺假的程度和性质、是否需要政府介入管理以及政府如何管理等问题，证人的观点出现了严重分歧。总体来看，委员会的调查过程是客观公正的，它没有回避矛盾，直面相关团体的利益纠葛，提出政府应该介入食品药品的生产和销售，保护消费者的健康不受损害，保护消费者的金钱免遭欺诈，甚至提出尤其要保护穷人，因为穷人没法保护自己。专门委员会最终形成的调查报告完整、全面地呈现了社会各界对当时英国食品药品掺假问题的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徐佳星的报告题目是《从出身之争到利益之争——英国护士官方注册运动探析》，她认为国内外学者对于英国护理业职业化的研究多侧重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对此所做的杰出贡献，忽视了对争取护理业职业化得到官方认可这一模块的研究。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护士官方注册诉求的国家，但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才最终实现这一诉求。与英国相比，其他国家则较为顺利地完成了这一进程。从根本上讲，英国护士队伍的内部分化、各方利益交织导致的分歧和政府的观望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英国护士官方注册运动是一场护士群体争取职业化地位得到政府认可的运动，运动的胜利在英国护理业职业化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兴以《国际体系视域下的区域与国别史研究——以俄罗斯为重点》的题目进行发言，他认为只有通过维也纳体系，才能清楚地明白和分析英俄百年竞争的表现和原因。只有通过雅尔塔体系，才能深刻地剖析美苏之间的50年冷战和对峙。阿富汗战争是俄罗斯的滑铁卢，越战是美国的滑铁卢，但是美国及时止损。也只有通过四百年来国际体系演变的视角，才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那传林的报告题目是《俄罗斯政治反对派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论纲》，他的观点是作为俄罗斯政治反对派史的发展，在俄罗斯政治史上有这样7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标志是16世纪初的约瑟夫派和禁欲派的对立，第二个是伊凡四世和库尔勃斯基之争，第三个是东正教的新旧礼仪派之争，第四个是1730年彼得二世病逝，罗曼诺夫王朝男性继承人谱系就此断绝，沙皇伊凡五世次女安娜将继承皇位，第五个是1905年日俄战争战败与俄国社会动荡，尼古拉二世被迫成立国家杜马，签署了维特负责起草的《整顿国家秩序宣言》，第六个是俄共、苏共时期，第七个是当代俄罗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政治反对派。
浙江大学的朱晓罕的发言题目是《全球视野下的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他尝试重新梳理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认为法国知识分子具有深远的公共关怀，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作用，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体现了法兰西特性。因此，一部全球视野下的法国知识分子史书写是可能的。
美洲篇：在原有史料基础上提出崭新的理论框架
美洲篇分论坛共有六名学者进行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牛可以《哈佛智识主义发凡》为题进行报告，他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普世社会科学（universal social science）。之后的学术史，以哈佛大学为题则是因哈佛资料较多，哈佛有丰富的智识国际主义的内容。它有着丰富的构建外部世界的努力和思想史的内涵，但这是一个宏大的学术框架，需要很多人共同来搭建。
北京师范大学的林伟的报告题目是《桥接哈佛与中国：查尔斯·艾利奥特与中美大学网络的转变》，查尔斯·艾利奥特是美国高等教育史最重要的领导者和改革者，他将美国学术界和中国联系起来，他亲自来东亚考察，协和的医学教育是他最大的遗产，他使当时中国大学与外部社会（资本与政治）的互动加强。
首都师范大学的翟韬以《再续历史友谊：冷战前期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9）》为题进行发言，他的结论是这一时期的反华宣传针对的不是大陆居民，而是边缘的海外华人和港澳台侨胞。随着当时中国的初兴和宣传，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的外文宣传是反华的。尼克松政府完全是走上层路线，通过与领导人建立联系、示好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之前从杜鲁门到肯尼迪的路线完全是民间路线，不直接和政府接触，而寄希望于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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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的蔡萌的发言题目是《阶级研究的概念重构与范式更新——二十世纪美国劳工史综论》，历史学界缺少对劳工史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前，威斯康星学派认为，美国工人没有阶级意识，只有工作意识，他们是机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者的；六十年代社会转向新劳工史：研究的是工人自身，不光是工作场所，更多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90年代以后，后现代思潮兴起，阶级研究和种族研究、性别研究交织在一起，不再是独立的分析范畴；现在学者关注的更多是不局限于西方世界的跨国转向。
北京大学的薛冰清以《理查德·普莱斯与美国独立前夕的英美激进主义网络》为题进行发言，网络是理解18世纪英美政治文化具有解释力的框架和概念，普莱斯是18世纪后期英国激进派的代表人物，终身致力于英国的改革，在美国革命时期支持殖民地人民，出版了许多小册子。薛冰清不仅注重文本，也根据社会史关注普莱斯本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安然的报告题目是《双面民粹与多元民主——美国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历史互动》，她讨论了民粹主义的概念，对民粹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民粹主义是否否定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是否导致民主制走向堕落，是否是全球化的陷阱。民粹主义不依赖于理性，只依赖于直觉，可能带来恶果，也可能带来好的方面，取决于他的制度，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相伴而生，没有什么特别的应对方案，真正应该聚焦的是国家制度的建立。
东亚篇：近代中国对世界的想象发生了改变
东亚篇分论坛共有六位学者进行报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柳若梅的报告题目是《俄藏珍稀汉籍清代稿抄本〈罗西亚国史〉考》，《罗西亚国史》在清代由俄文译为中文，是清代早期中俄文化交流的体现；俄罗斯的国史著作被全篇翻译为中文，把中国的俄国史著作历史推早了一百多年；就中俄文化交流方面而言，《罗西亚国史》在俄国史学中也有很高价值，是中俄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奉林的报告题目是《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创立与编纂实践》，他提出创建东方外交史学科，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目前东方外交史还没有成立一个学科。东方国家的外交内容丰富、形势复杂，建设东方外交学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建立东方国家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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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崔金柱以《甲午赔款交接与日本战后赔款分配案》为题进行报告，中日双方都对《马关条约》后的赔款研究有一些盲点：一是赔款不用白银，交接的是欧洲；二是翁同龢不懂当时的国际体系，不知道如果以俄国为担保向各国借款，是将中国视为俄国的保护国，后奕䜣否定了这一条，为国家节省了一千多万两白银；三是日本以赔款为契机，加入英国主导下的金本位制国际金融体系，赔款与英镑挂钩。
山东大学的杨鲁慧的报告题目是《冷战以来美日同盟的历史演变阶段及趋向》，战后美日同盟分为三个演变阶段，分别是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的管控阶段、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对日本的战略利用阶段、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的放纵阶段。美日同盟关系的历史演变，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关系，折射出国际和地区格局的平衡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的乔瑜以《桉树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外来物种与本土知识（1890-1920）》为题进行报告，桉树从澳洲传到欧美，再从欧美传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桉树传入中国最早的记录是1890年澳大利亚政治家莫理循发现法国殖民者在云南种植。从哥伦布以来物种大交换的视角来看，桉树的传播影响了太平洋地区内部的生态环境。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潘瑞芳的报告题目是《知识、权力、想象：晚清世界地图中的地理知识与传播》，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中，所采用的世界地图，均是以欧洲人所制新地图为主，他们没有采用利玛窦模式的世界地图，也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在批判的基础上，对世界新知识的重新吸收，对世界的想象也有了新的变化。
非洲与大西洋篇：大西洋两岸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非洲与大西洋篇分论坛共有七位学者参与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黄畅报告的题目是《英国圣公会与非洲约鲁巴地区的发展（1841-1914）》，在英国殖民前，约鲁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奥约帝国，18世纪英国通过贸易与约鲁巴直接联系，19世纪开始通过探险、传教深入内陆，最早在这里传教的是葡萄牙人，但是非洲人是为了和欧洲人结盟得到武器才接受基督教，因此传教失败，但为英国传教士打下了基础。英国传教士不仅传播基督教，还干涉约鲁巴内政、外交。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少楠以《中国搪瓷与尼日利亚家用容器的历史变迁》为题进行报告，在殖民时期，搪瓷被引进到尼日利亚，独立时期搪瓷取代了尼日利亚本土传统容器融入了当地传统文化，甚至成为了当地人富裕的象征。
浙江师范大学的李鹏涛，发言题目是《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表示，国内对于非洲的研究停留在了道德评价的层面，但是全球化时代，非洲移民对大西洋世界的形成影响很大，非洲裔美洲移民就是非洲人口全球流动的代表。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温爽的报告题目是《阿拉伯语报纸对中国甲午战争的报道》，传统观点认为，晚清时期中阿历史交往（如丝绸之路）中断，都自顾不暇。但材料表明这段时期两个世界仍然有各种各样的人员、物种交往，只是其中有英帝国起作用。阿拉伯民众通过英国人办的报纸来了解中国，吸取中国的经验教训。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魏涛的报告题目是《大西洋视野下的美国革命史研究》，研究方向是18世纪大西洋史。他对美国革命史进行了综述，大西洋视角下的美国革命，考察了跨国革命这种宏大现象，但大西洋视角下的美国革命开始让位于全球视野下的美国革命。
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媛春的发言题目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1877年印度德里“帝国杜尔巴”仪式的出台与影响》，她探究了1877年在印度德里英国人主持下的加冕仪式的出台原因、表演流程、影响等。在大起义被镇压之后，英国改变了其文化政策，杜尔巴仪式就是其文化政策最鲜明的体现，用英国的文化做根本，用印度的器物做装饰，以此掩盖统治中的外国特性，来进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岩以《第一次塞米诺尔战争与美国的领土扩张》为题进行发言，他表示美国占领佛罗里达的过程，并不是从西班牙购买领土这么轻松简单，而是和西班牙、塞米诺尔人进行了艰难的拉锯，最终才成功。美国得到了佛罗里达，但是塞米诺尔人仍然在抵抗美国，这也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伏笔。
作者丨彭镜陶
编辑丨余雅琴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