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中世纪的彼特拉克（1304-1374）被后世誉为“文艺复兴之父”，其多部作品如《歌集》《名人列传》均有显著的人文主义思想特征：对个人和世俗事物的肯定，为爱情、荣誉和人间幸福辩护。这些恰与当时具有文化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鄙视尘世生活以及来世重于今生的观念相违。彼特拉克对后世思想的影响无可置疑，其影响之大甚至到了让人忽略的地步——他的观念已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所有思想的基石。
然而，长期担任教会职务的彼特拉克，在践行人文主义思想时并非是坚定的，而是纠结反复，痛苦挣扎。他说“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在《歌集》中赞颂劳拉凡人式（而非天使式）的美貌，却又认为基督“福音是真理的最高堡垒，万物必须以之为参照”；他一面追求尘世生活，一面忏悔自己的行为。这一世俗自我和神圣自我之间的内心斗争，被彼特拉克真实地写入《歌集》，这也让他成为两种价值观念共存的新旧交替时代的代表人物。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是伟大的人文主义先驱者、意大利文学史上杰出的抒情诗人，他享誉全球，与但丁、薄伽丘并称意大利文学的“三颗巨星”。
把人看作精神的独立体
新京报：彼特拉克有“文艺复兴第一个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之父”的称谓。其人文主义主要表现在哪些观念和认知中？与中世纪基督教提倡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有哪些冲突？
王军：我先回答后面这个问题，然后回答前面的问题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中世纪的欧洲有两大统治阶级，一个是以皇帝为首的封建主骑士阶级，一个是以教皇为首的僧侣阶级。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文化大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皇帝、封建主和骑士其实都是军人，他们靠刀剑夺得天下，因而尚武轻文，文化大权自然落入以教皇为首的僧侣阶级的手中。文化就像一块橡皮泥，谁掌握它，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揉捏它。恩格斯说：“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教会控制了欧洲中世纪的全部文化，并使其彻底地基督教化了，文化成为宣扬天主教神学思想的工具。教会大力鼓吹上天重于人间、来世重于今生、灵魂重于肉体的神秘主义；并主张人们放弃尘世的欲望，鄙视尘世生活，一心只追求死后灵魂获得天国的永恒幸福，这样，禁欲主义也风靡欧洲。
中世纪晚期，资产阶级诞生了。资产阶级是一个拜金的、追求尘世享乐的新阶级。彼特拉克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摇摆于中世纪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念与新产生的追求尘世生活的价值观念之间，无法作出抉择；情感推动他随波逐流，去追求尘世的爱情、名誉、财富，而他的道德理性却执意将他拉回到基督教传统的价值规范上来，理性和情感发生了冲突，使彼特拉克痛苦万分、不知所措。
彼特拉克徘徊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与新时代的人文主义之间，无力做出最后的选择，他的抒情诗反映出了新旧思想交替时期的精神危机。正是通过这一危机，追求人性解放的新思想开始成熟，这种思想把人看作精神的独立体，它调和了基督教的传统观念与强调尘世追求和个性的人生新感受。人类依赖这种新思想，逐步摆脱了中世纪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束缚，建立起相对独立于传统天主教观念的新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为天主教思想增添了新的、世俗的内容。
新京报：彼特拉克生活的十四世纪欧洲处于中世纪，当时欧洲怎样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催生了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当时的瘟疫横行和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是否也有关系？彼特拉克个人的哪些知识背景、性格特征、个人境遇在其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王军：前面我已经讲过，中世纪天主教会控制了西部欧洲的文化，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风靡欧洲，人生的唯一目标是死后获得天国的永福。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尘世生活的欲望很低，因而创造尘世财富的欲望也很低，社会生产几乎停滞，产品只能维持人的最低生活标准，维系生命的延续。
然而，中世纪晚期，由于种种原因，农业生产开始发展，人口开始增加；农村的剩余人口涌向城市，老城市复苏了，新城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随之诞生。资产阶级是依靠金钱的力量爬上了历史舞台的，随着它的发展，拜金主义风靡欧洲，追求尘世快乐的欲望不断增长；作为统治阶级的封建主和骑士贵族与僧侣也被拜金主义和追求尘世快乐的风暴所席卷，疯狂地做起了“伤风败俗”的事情，连主教、教皇等高级教士也不例外。社会上层的腐败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活的腐败和教会的世俗化。彼特拉克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之中，他的思想和情感也产生于这样的环境。
我觉得，彼特拉克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产生了我们现代人所认为的某种重要的、伟大的哲学思想，而在于他第一个（当然，一定还有许多其他人，但他们没有留下重要的文字资料，后人无法考证）感受到了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在他的思想和情感上打下了清晰的印记；彼特拉克的《歌集》和他的其他作品记录了这些印记，使我们看到他的作品就像看到了他那个时代。彼特拉克因此成为了他那个时代的代表。这就像，我们不看《红楼梦》就难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一样。人们常说：“民族的便是世界的”，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一句：“时代的便是永恒的”。彼特拉克典型地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因而，他成为了永恒的文化名人。
1348年的大瘟疫自然对彼特拉克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彼特拉克出生在1304年，早在大瘟疫之前他已经开始创作，甚至已经成为桂冠诗人。但是劳拉死于瘟疫，这对彼特拉克的打击极大，使他更加哀叹人生的短暂；这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有明显的体现。
十字军东征对西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诞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自然对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产生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先驱，因而也可以说他间接地受到了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发起的宗教战争，它没有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除第一次东征中基督徒短时间占领了圣地耶路撒冷外，几乎次次都无果而终。
但是，十字军东征对西方的资产阶级市场经济的诞生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使西方人打开了眼界，看到了东方更奢华的生活方式，从而更增强了他们追求尘世快乐的欲望；它使西方人学会了许多东方人的科学技术，如船舵的使用；它为西方人开辟了东方市场；等等。
《歌集》，[意]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 著，王军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9月版
《歌集》是意大利最美的诗集
新京报：彼特拉克重要功绩之一是将十四行诗“推到完美的境地”，发展出“彼特拉克诗体”。这一诗体有怎样的特点？和之前的“温柔的新体”有哪些区别？
王军：十四行诗早在彼特拉克之前就已经出现，有的诗写得还不错，但的的确确是彼特拉克把它提高到了几乎完美的境地。彼特拉克的《歌集》被认为是欧洲最美的诗集之一。我这里用了“之一”一词，是因为我对欧洲其他国家的诗歌知之甚少，不敢妄言，但是，我可以斗胆去掉“之一”一词，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意大利最美的诗集。
但丁所在的“温柔的新体”诗派比彼特拉克早约五十年，这个诗派的作品是彼特拉克之前意大利文学中最重要的诗歌。但丁等“温柔的新体”诗派的诗人已经开始勇敢地议论爱情和女人，甚至公然地指责血统论；他们认为高贵来自于后天的努力，爱情产生于高贵的心灵，优雅的女子是启迪人高贵心灵的天使；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描绘和歌颂尘世女子的肉体美，还只能把她们比喻成抽象的天使。
彼特拉克则不同，他已经开始极其大胆地描绘尘世女子的美貌：明艳的眼睛、金色的秀发、亭亭玉立的身姿、纤纤的玉指、玫瑰色的唇舌、象牙般的牙齿、娓娓动听的话语等，令读者读起来心弦抖颤。此外，他用更多的笔墨展示了心爱女子对他心灵的震撼，表现的是近乎坠入爱河之中的现代人的情感。所以，我们说：但丁仍属于中世纪，而内心充满矛盾冲突的彼特拉克则是怯生生迈入新时代的第一人。
新京报：研习古希腊罗马典籍，对彼特拉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军：中世纪晚期，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单一的基督教文化，希望在其他文化中汲取更丰富的滋养。除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外，欧洲还曾经历过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化时期，因而，欧洲中世纪晚期一些有前瞻眼光的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欧洲的古典文化。
十四世纪后半叶和十五世纪前半叶，欧洲出现了一场对欧洲古典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叫做人文主义运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是这场运动最著名的先驱者。欧洲古典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通过这场对古典文化的研究运动，产生了对近现代西方文化影响巨大的赞美人的创造力和尘世生活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便是人文主义思想；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以复兴欧洲古典文化为目标，意大利和欧洲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学、艺术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文化繁荣时期，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文艺复兴时期。
作为人文主义的先驱者，彼特拉克自然深深受到了欧洲古典文化的影响，他寻遍欧洲著名的修道院，在修道院图书馆的故纸堆中翻找古代典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和研究。这使他撰写出了与古典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品，如《阿非利加》《凯歌》《名人列传》等；也促使他更加热衷于追求尘世的快乐和荣耀。
劳拉画像
一面追求尘世生活，一面忏悔
新京报：《歌集》是彼特拉克对劳拉精神之恋的记录，展现了作者对劳拉柏拉图式的爱恋。为什么会定义为“歌”，而非“诗”？
王军：《歌集》共收入抒情诗366首，其中包括317首十四行诗、29首歌，此外还有20首其他种类的抒情诗。单从数量上讲，《歌集》主要由十四行诗组成，但其中所包含的29首歌却分量很重，篇幅也比较长，最长的近二百句。“歌”的内容十分丰富，诗句也十分优美，《清澈、凉爽、温情的水》便是一例，这首歌被认为是《歌集》中最优美的诗篇，它脍炙人口，直至今日仍然受到各国读者的喜爱。
新京报：但丁曾在《新生》中倾诉自己对贝雅特丽奇的爱恋。但贝雅特丽奇的形象似乎更接近天使，而非人；而《歌集》中彼特拉克对劳拉的头发、眼睛乃至身体各部位都进行了描写，带有较强的“人”的意味。二者之间是否有思想或认知上的递进关系？
王军：彼特拉克与但丁之间是具有递进关系的。彼特拉克虽然比但丁仅仅晚不到五十年，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重要标志是1309年教廷北迁法兰西南部的阿维尼翁，这说明了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的两大终极权力的衰败，这是欧洲进入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信号。因而，正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但丁仍属于中世纪，他是中世纪晚期文化的代表；而彼特拉克却是从中世纪跨入新时代的桥梁，他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新的时代。
新京报：在《歌集》的导读中你说，“《歌集》的真正的中心人物并不是劳拉，而是诗人自己。诗人借助对劳拉爱情的抒发，将自己复杂的思想变化过程记录下来”，这一思想变化呈现出极为矛盾的张力。彼特拉克通过表达对世俗之爱、幸福和荣誉的追求，体现了对世俗自我的认可，但他并不否定宗教，仍“把上帝当作人类救赎的目标”。在世俗自我和神圣自我之间，彼特拉克似乎极为痛苦，难以抉择。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有哪些？这是否体现了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局限性？
王军：造成彼特拉克内心纠结和痛苦的原因自然是时代的变革。面对时代发生巨变，彼特拉克无法确定他的价值取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情感推动他投向尘世快乐的怀抱，而遵从传统价值观念的理性却极力地要将他拉回到中世纪道德规范的轨道上来。理性压制情感的自由释放，压迫越是沉重，受压迫的情感就越是强烈，一旦迸发出来，便具有排山倒海的巨大震撼力；这股震撼力凝聚于笔端，就形成了彼特拉克的十分感人的诗句。
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的先驱者，他只是感觉到了尘世生活的快乐；但是，由于道德理性的压制，他仍然觉得这种快乐具有强烈的苦涩滋味，他一面追求尘世生活，一面又不断地忏悔自己的行为。这可能就是你所说的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局限性吧。
彼特拉克手稿。
人文主义者都是基督徒
新京报：当时的人文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王军：我国以往的文化评论经常说人文主义者高举起反对教会的大旗，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基督教的神学。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是那样，人文主义运动、人文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者都不会生存下去，早就被独掌文化大权的教会镇压了。
其实，人文主义具有的是滴水穿石的力量，而不是刀砍斧劈的力量。人文主义者都是基督徒，有的甚至还十分虔诚，他们探寻的只是如何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中增添新的、更强调人的尘世利益的可能性。起初，教会并没有察觉人文主义的危害性；几个世纪后，教会才发现中世纪基督教会传统的根基被动摇了，甚至还发生危害罗马教廷根本利益、造成天主教分裂的宗教改革运动；此时，教会想镇压已经来不及了，人文主义思想早已传遍了欧洲，已经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中。
新京报：《歌集》中多有对自然的描写。自然在彼特拉克的诗歌中，有怎样的作用？
王军：彼特拉克抒情诗中的山水景色并非真实的自然风光，而是他内心世界的反映，它们和诗人的感情变化紧密相关，随着诗人的欢乐与痛苦，也变得光彩悦目或暗淡无光。一幅幅怡人的“风景画”映照的是诗人的爱情美梦和对幸福的渴望，而那些惊涛骇浪、令人压抑的山谷映照的却是诗人内心的动荡、对上天的恐惧、对劳拉的抱怨、对生活的不满和叹息。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景色混合在一起，衬托出诗人甜蜜且忧伤的含糊不清的情感，反映了诗人的矛盾心理状态，增加了抒情诗的艺术魅力。
新京报：翻译过程中，如何平衡押韵和保持文字原义之间有可能出现的矛盾？
王军：《歌集》中的作品主要是十四行诗和“歌”，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一般由十一音节诗句组成。所谓的11音节诗句，指的是诗句的关键重音（即最后一个重音）落在第10个音节上的诗句，由于意大利语绝大部分词汇的重音落在倒数第2个音节上，从而形成了11音节诗句。“歌”则是一种长短句体裁的抒情诗，一般篇幅比较长，诗句的数量不限；虽然有些像我国的“词”，却比“词”更加灵活，自由。
我国的抒情诗主要分为3言、4言、5言、7言。5言与7言诗句均因字数所限，经常难以表示清楚11音节诗句的全部内容，更不用说3言和4言诗句了。如果用字数较少的诗句翻译意大利的11音节诗，译者必然被迫放弃诗句的某些含义，这是我所不愿意见到的；因而我采用了说唱艺术中的3+3+4的10字句结构，这种结构的节奏与意大利的11音节诗句相近，其字数也较多，基本解决了我所担忧的问题。至于“歌”嘛，我选择了长短句的形式，把注意力只放在脚韵之上。
我觉得，在翻译中，只要译者认真思考，一定能较好地平衡内容与形式，找到既忠实原文思想内容又符合诗歌韵律要求的诗句。
新京报：除《歌集》外，彼特拉克还著有《名人列传》，写了21位古罗马时期的名人事迹。这本书在人文主义层面有哪些价值？
王军：《名人列传》是欧洲中世纪以来最早评介西方古典文化和人物的作品之一，自然对后来的崇尚古典文化的人文主义者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开古典研究之先河的作品。
新京报：彼特拉克及其思想在当下有哪些重要意义？
王军：研究彼特拉克及其思想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发祥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从而更清晰地认识人类是如何进入近现代社会的、近现代社会主要遵从怎样的价值观念等问题；从而使我们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的生活，更正确地追求现代社会的幸福生活。
采写丨张进
编辑丨杨司奇
校对丨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