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4日，加缪因一场车祸意外离世。今天，距离加缪车祸遇难，已有整整六十年。加缪始终拒绝虚无主义，始终坚持对人的信念、对生活的热爱。他始终强调，荒谬不会导致虚无主义的人生，而是要在道德上作出努力。

加缪，一个作家、一个思想者。“阿尔贝·加缪”，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最闪耀的名字之一。他曾在一张标明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纸上，列出他心爱的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这概括了他一生为之奉献的全部事物。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作家、哲学家、“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斯的神话》《反抗者》等，1957年获诺贝尔奖。

加缪曾说，“我们的时代是这样的一堆大火，它那势不可挡的火焰，必将把我们的许多作品烧成灰烬。然而留下的作品，它们的铁甲会愈加坚不可摧，我们也将为此而尽情地分享心灵的快乐。”他的文字无疑是这场烈火中的结晶，它们留存了下来，与我们共生。他曾援引司汤达的话，“我的灵魂是一团火焰，若不散发光华便要伤损。”这熊熊火焰穿越时空，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读者们心中燃烧。

本文回应了近期关于“加缪死于谋杀还是意外”的争议，追溯了加缪哲学思想的来源，以及他在今天独特的意义。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说过，荒诞产生于人与世界的对立与碰撞，而一个认识到荒诞的人无法回到曾经麻木的状态中去。在《反抗者》中，加缪认为应当以反抗去对抗荒诞，人类只有在与其阴暗面永恒的抗争中，才能重拾生存的尊严。如果没有这样的反抗，荒诞只能把人引向自杀，将仅仅是一种逃避与屈服。由此，我们看到在加缪那里，反抗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重要性。

撰文 | 张博

（巴黎索邦大学）

加缪之死：一场克格勃策划的谋杀？

就在加缪离世6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则与时事无关的新闻突然轰动中国网络：法国知名作家加缪可能并非死于车祸，而是死于克格勃谋杀。

这一耸人听闻的观点来自意大利学者乔万尼·卡特里。早在2011年，他便在意大利报纸上撰文，声称从捷克作家杨·扎布拉纳1980年的一则日记中发现了加缪死亡真相的线索：扎布拉纳提及有消息灵通人士告诉他，加缪乘坐的汽车被动了手脚，并最终导致车祸发生。2013年，卡特里的著作《加缪之死》在意大利出版，详细论证了他的推测。2019年该书的法文版问世，并对原书内容进行了增补，进而引起了世界范围的热议。卡特里认为，法国和苏联将从加缪之死中获益，因为加缪对苏联霸权主义毫不妥协的揭露与法国意欲和苏联改善关系的国策相抵触。卡特里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道：

“法国与苏联政府，包括法共在内，花费了数月时间精心准备苏联领导人对法国的隆重访问。这是一次长达十一天的非凡访问，从1960年3月23日到4月4日：一次真正的环法之旅，必能缔结法国与苏联的伟大友谊。任何抗拒之声在这一场合都不得发出。我们可以想象阿尔贝·加缪会对赫鲁晓夫提出的抨击，以及他所能引发的媒体热度会如何在舆论领域摧毁苏联形象，直到令两国的融洽关系承受危险。这对在位的领导者而言是不可容忍的。我相信正是为了避免这类失败导致有人决定把加缪清除。”

赫鲁晓夫。

为了防止赫鲁晓夫访法出现波折而提前扼杀可能提出批评意见的加缪，而且是在戴高乐治理下的法国，这何其荒唐！难怪此观点一出，立刻遭到欧美大批加缪研究专家的抨击，包括加缪之女卡特琳·加缪也对此持完全反对的态度。更何况整本书虽提供了各种间接记录，却缺少真正一锤定音的证据。所以，这个关于加缪之死的阴谋论，也许只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噱头，本身未必有多少意义，但其鼓吹者的心态却颇值得思考。在被问及最初如何对加缪死亡的官方说法产生怀疑时，卡特里这样回答：

“从我发现加缪的作品开始，尤其是发现他如何介入其时代的政治，我便始终有感觉，几乎是确信，使这位伟大作家成为牺牲品的事故不可能是偶然性的结果，而是被他此前的行为引发。”

“不可能是偶然性的结果”，这几个词可谓道出了一切。所以，无论卡特里的研究动机，还是其观点在网络上的疯传，除了人为炒作，在本质上都契合了这样一种心理：我们无法相信，一位像加缪这样的作家，会真的单纯死于车祸，就这样简单粗暴、毫无道理地从世界上消失。这让我们不忍、不舍，更让我们不解。我们需要一个理由，克格勃的出现恰到好处地填补了这一点。我们不愿承认，荒诞以这样赤裸裸的方式野蛮地在生活中发生，尽管加缪本人曾反复在其著作中确认荒诞的存在。

日常生活的荒诞，也许比政治谋杀更加恐怖、更加令人惊慌。这让我们想起《局外人》，想起加缪为这部小说设计的背景：不是波澜壮阔、颠沛流离的战争时代，而是平淡到近乎平庸的日常生活。但恰恰如此，荒诞才显得避无可避，因为它无需特定的历史时机激发，而是无声无息却又无所不在地笼罩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无处可逃。加缪的死，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再次令这一点呈现在我们眼前。

《局外人》，【法】阿尔贝·加缪著，柳鸣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8月版。

也许，我们会因此悲观地认为，加缪终归死于荒诞。但是，加缪早在二十几岁时就已想得透彻：“相信死亡会展开另一次人生并不能令我欢喜。对我而言，死亡是一扇关上的门。我不说这是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而说这是一个恐怖而污秽的意外。”“我恐惧死亡，因为它使我与世界分离，因为我留恋生者的命运，而非凝视永恒不变的天空。”

每个热爱生命的人，都难逃一死，但这并不妨碍他曾经充分地生活，不妨碍他怀着对生者命运的留恋去面对死亡。正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为加缪撰写的悼文中所说，“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已经在门的这边写出了与他一起生活过、对死亡有着共同的预感与憎恨的每一个艺术家所希望做到的事：我曾在世界上生活过。”

高超的作家与“大写的人”

1913年11月7日，加缪出生在时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海外省的阿尔及利亚。出生不到一年，一战爆发，父亲应征入伍，旋即在马恩河战场上中弹负伤，不久后，在后方的战地医院身亡。父亲的过世让全家的生活陷入赤贫，母亲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加缪前往阿尔及尔郊区贫民窟贝尔库尔，与其严厉的外婆一起生活。幼年丧父，母亲半聋，文盲家庭，甚至家中没有一本图书，这便是加缪这位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童年时物质生活的境遇。

17岁时，加缪患上了当时难以治愈的肺结核病，一度深受死亡威胁，却也磨砺了他的意志，更使他年纪轻轻便对生死有了一番体悟。靠着几位学校老师的帮助，加缪得以完成基本学业，并逐渐走上以文字为生的道路。

1933年，加缪考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与古典文学，深入阅读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罗尤其是纪德的作品。次年，他与西蒙娜·伊耶结婚，但伊耶深染毒瘾并与其私人医生私通，一年多之后二人离婚。随后，加缪加入法国共产党，但因指责党部领导不支持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被认为与党部持不同政见，两年后被开除出党。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加缪及其友人以西班牙人民起义为主题，集体创作《阿斯图里亚斯的起义》，剧本由夏尔洛出版社出版。1937年，加缪绝对意义上的处女作《反与正》问世。不久之后，他在帕斯卡·皮亚的推荐下进入《阿尔及尔共和报》，从此开始了作家和记者的双重职业生涯。

《鼠疫》，【法】阿尔贝·加缪著，刘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8月版。

1940年，加缪与弗朗西娜·富尔结婚，并进入《巴黎晚报》工作。他还加入了抵抗德国入侵的秘密组织，负责情报搜集和地下报纸出版，参与筹办《战斗报》。1942年，《局外人》与《西西弗神话》先后出版，受到广泛赞誉。在萨特剧本《苍蝇》首演后，加缪与萨特、波伏娃等青年知识分子相识并密切交往。他还获得抵抗运动勋章，并担任伽利马出版社文学顾问。然而，在1951年《反抗者》出版后，加缪与萨特激烈论战，最终彻底决裂。

50年代后期，加缪密集创作了一系列小说、戏剧、散文、政论。1960年1月4日，当加缪的创作生命处于顶峰阶段时，不幸在一场车祸中意外身亡，却依旧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厚重的遗稿《第一个人》，此书在1994年由其女儿整理出版后，再次轰动文坛。

根据加缪遗稿改编的同名电影《第一个人》（2011）海报。

纵观加缪一生，他在30年代为阿尔及利亚卡比利人贫苦生活撰写长篇系列纪实文稿，号召全社会改变对阿拉伯人的歧视性目光和掠夺性律法，可谓公正；他作为《战斗报》编辑，在抵抗运动期间，用纸和笔与纳粹进行长期的无形抗争，可谓勇气；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不断奔波于地中海两岸，呼吁各方停止杀戮、进行和平对话，可谓节制；他洞察并彻悟现代社会中人类的荒诞与反抗，可谓智慧。古希腊“四德”便这样在他身上重现。他是一位高超的作家，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对此，加缪当之无愧。

真正的正义，不会从暴力中诞生

加缪47年的短暂人生，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酷、最疯狂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一个由战争、屠戮、流亡、集中营与原子弹组成的黑色时代。这其中他卷入最深并对他个人伤害最深的，无疑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他的和平理念被交战双方厌弃，承受着无数同代人的致命围攻，不得不陷入沉默，在故乡流亡。1957年12月13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于斯德哥尔摩大学座谈期间，一名强行闯入的阿尔及利亚学生厉声责问加缪为何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事业默不作声，而加缪只迂回地回应了一句话：“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将首先保卫我的母亲。”

《加缪手记》。【法】阿尔贝·加缪著，黄馨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

这也许是加缪一生中遭遇最多质疑、曲解和责难的一句话。首先必须指出，在加缪的语汇中，“母亲”并不指向“祖国”，尤其不指向“法国”，在自传体小说遗稿《第一个人》中，加缪曾对此有过详细描述。所以，“母亲”与“正义”的冲突，绝不是祖国母亲与民族独立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加缪所要保卫的，是真实生活在阿尔及利亚被恐怖袭击所威胁的母亲，也是由母亲所代表的人与人之间亲近友爱的情感，以及以母亲为象征的一切在暴力面前无辜柔弱的生命，这是个体的正义；而“正义”一词则指向阿拉伯人追求生存权利的正义，是民族的正义、群体的正义，也是加缪本人从30年代于《阿尔及利亚共和报》任职开始便为阿拉伯人奔走呼唤的正义。

加缪不仅支持阿拉伯人对平等生活的追求，而且从1937年到1957年的整整二十年，他一直关注着阿拉伯人的生活境遇，他比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更了解他们的苦难，更愤慨法国政府政策上的无能。他认可阿拉伯人的独立诉求，但他无法接受他们为达成此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向无辜者展开恐袭。

加缪在《反抗者》中便曾说过,“历史所经历的最大革命中所包含的最终极悖论便是，它通过一长串无休止的非正义与暴力去追求正义。”这样的逻辑是加缪从根本上绝对无法认同的。加缪坚持认为，真正的正义不会在暴力中诞生，而必须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信任。他相信正义，并坚决地将“母亲”所代表的“个体正义”，置于“大义凛然”的“群体正义”之上。但他失败了。在血腥的现实面前，加缪过于正直的人道主义理想，也许显得无所作为，但他直至去世都没有放弃和背叛自己的立场，这其中的价值取向无法不让人感动。

《反抗者》，【法】阿尔贝·加缪著，吕永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8月版。

在这一点上，他一生的友人与敌手萨特为他撰写的悼文也许说得最为准确：“他那固执的、局限而纯粹的、严厉而肉感的人道主义情怀，向我们时代里那些广泛而丑恶的秩序发起了充满疼痛的挑战。但也正是通过这些顽强的抗争，加缪在我们这个现实的金钱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盛行的世界中，重新确认了道义的存在价值。”

“我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加缪一生中的最大对手，包括这些具体的人与事在内，也许都可以笼统地归结成一个词：“荒诞”。他与荒诞的战斗虽互有胜败，但他从未举手认输。所以，不要被《局外人》蒙骗，加缪本人绝不是一个被荒诞吞没的“局外人”。就像加缪所说，西西弗“离开山顶并渐渐深入诸神洞府的每个瞬间，他支配了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推动的巨石更加强大。”这同样可以视为加缪本人的生存信念。

在通往山脚的途中，西西弗清楚地知道被自己努力推上山的巨石依然会滑落，而他却选择再次用肩膀抗住荒诞的巨石，并勇于承担一切。正是这种清醒的意识，使得他的行为拥有了一种英雄般的壮烈，使他不同于一个推石头的奴隶。于是推动巨石这一原本诸神对西西弗的天罚，就变成西西弗对其生命意志的磨砺。尽管荒诞依然笼罩着世界，尽管他无法从这个世界中逃离，但命运却从此不再受诸神支配，而仅属于他自己。西西弗以向上攀登的努力为生命重新创造出了意义与价值，于是开始了荒诞的败退与人性的胜利。当他以肉身之力推动象征苦难与荒诞的巨石并与之一较高下的时候，一个消极的关于永恒天罚的神话，便转化为一种探寻生命意义的悲壮激励。

推动巨石的西西弗。

对加缪而言，每一个人都必然也必须在其生命中直面荒诞及其变体，但它们绝非生活的终点，更不是生命的一切。重要的是在认识这一切之后，建立起新的行动准则和生活态度，为重获人之为人的尊严而努力拼搏。加缪带着他心中“永不熄灭的太阳”的全部热力，闯进了这个寒冷荒芜的世界。他知道“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与世界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他知道在人类的生命中将注定与荒诞感遭遇，他知道这样的遭遇伴随着痛苦；但他也说过，他无法忽略“这个让我感到威力与勇力的世界”，无法“顽固地否认那些我的手掌抚摸与嘴唇触碰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日后加缪为何会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这与他和萨特友谊的决裂无关。

在思想根源处，加缪认为这个世界存有先天本质，并非一切都是后天的生成与选择。加缪反对现代哲学“把价值放置在行动终点”的做法。判断价值的标准对加缪而言是先验的，固守于对生命本能的尊重之中，这样的先验性无需形而上学的思辨，而与他直接面对生命时的感悟相关。加缪的世界里有一颗坚实的果核，这颗果核来自他质朴的生活经验，来自他双眼的注视与双手的抚摸，不是纯粹的逻辑思辨，不是巴黎高师天之骄子们的清谈玄思。这也是为何加缪同样否认自己是“一个哲学家”，虽然他的著作并不缺少抽象思维。

“感受大地与自我的联系”，“在大地上重现普罗提诺所向往的和睦”，这可以视作一个充满荒诞感的作家内心最深层的意愿。加缪说，“想做到纯粹，便要重新回到灵魂的故土，在那里与世界的亲缘关系变得易被感知，在那里血肉之躯与午后两点钟阳光暴烈的脉搏再次接合。”人与世界的疏离造成了荒诞，这是每一个现代人必须正视的“命运”，更是每一个勇者必须承担的痛苦；而当他们坚定地再一次踏入世界，爱便能因此诞生。

在加缪看来，这样一份警醒澄明的爱才是一种真正的爱意。“没有对生活的绝望，就没有对生活的热爱”，他在早年写下的这句话，绝非一句夸张的悖论。这一对看似无法调和的冲突，造就了加缪独特的诗意，使读者即使在他冰冷如刀的文字中，仍然能体察一份深沉的温暖，使我们懂得在无法逃离的荒诞与死亡面前，仍然有值得去寻觅与坚持的幸福存在。

“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说过，荒诞产生于人与世界的对立与碰撞，而一个认识到荒诞的人无法回到曾经麻木的状态中去。在《反抗者》中，加缪认为应当以反抗去对抗荒诞，人类只有在与其阴暗面永恒的抗争中，才能重拾生存的尊严。如果没有这样的反抗，荒诞只能把人引向自杀，将仅仅是一种逃避与屈服。

《西西弗神话》,【法】阿尔贝·加缪著，沈志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8月版。

与此同时，加缪心中更生发出一种宏愿，他希望从个人孤独的处境中走出，与更广泛的人类连为一体，于是，他写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我反抗故我们存在”。把单个的“我”扩展至集体的“我们”，将个体独自一人的内心抗争引向了一群人共同的全面奋战。这种反抗将使一个人走出他自身的孤独与个人逻辑的困境，他依然为自己而奋斗，同时与他人并为他人而战。这便是加缪对人类的大爱，也是他真正的理想主义之所在。

正如罗杰·格勒尼耶在《阿尔贝·加缪：阳光与阴影》中所说，“如果说他最初的分析导致荒诞，这绝不能让他为此感到满意，而是为了追寻一个出路，追寻反抗与爱。”在《反抗者》中加缪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说道，“于是人们懂得反抗不能放弃一种奇异的爱。那些既不能在上帝处也不能在历史中找到栖身之所的人，必定要为了那些与他们一样无法生存下去的人们而生存下去：为了所有被侮辱的人们而生存下去。最纯粹的反抗运动于是将秉承卡拉马佐夫悲痛的呼喊：如果人们没有被拯救，那拯救一人又有何益!”加缪用他笔下人性之光的力量，见证了他以生命之名在大地上踏出的坚实步履。

当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在个人演讲《艺术家与他的时代》中强调，“美，即使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不能为任何党派服务，在长远或短暂的期限内，它都只能为人类的痛苦与自由服务。”他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说过，“艺术家，在他道路的终点，将去宽恕而非判决”。这就是加缪作为一位作家对人类的尊重与爱，他是一位真正的仁者，这其中浸透着加缪对人间的拳拳爱意。

桑塔格曾在《加缪的日记》一文中说：“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用加缪自己的话说，“艺术家真正出于对同类的爱而进行辩护”。这份深厚的爱意，将加缪与世界、与他人、与自我联系在一起，使他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没有成为一个局外人，而是以一个反抗者的姿态，为所有人射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

加缪曾经说过，“我一直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并无超凡的意义。但我知道这世界上的某种东西是有意义的，那就是人，因为人是唯一提出了生而有意义的生灵。”加缪始终在寻找人类身上无法磨灭的人性，这正是他一生汲汲以求的目标。瑞典皇家学院授予加缪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可谓一语中的：“就加缪个人而言，他已经远远地摆脱了虚无主义。他那严肃而又严厉的沉思，试图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