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2 14:41:13新京报 记者:杨司奇 编辑: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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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期读书④丨黄灯:“我不希望历史是一种轮回”

2020-02-12 14:41:13新京报 记者:杨司奇

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到学者黄灯,她分享了重读《红楼梦》和《离骚》的感受,也反思了行政与学术的沉疴、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现代社会下人类生活的幻梦。但黄灯也提到,所有的反思,如果不能落实到行动,促进真正的改进,灾难的代价就白白付出了。

灾难之下,写作何为?个体何为?这是每个手中执笔的人所面临的困惑。生于湖南的学者黄灯,曾经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湖北丰三村、湖南凤形村、隘口村这三个村庄中几个家族的人世浮沉、命运变迁,她试图用手中的笔,展现出身为农的亲人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但是如今,湖北以及全国各地疫情肆虐,黄灯面对自己写下的文字,感觉以前关注的问题实在太过轻飘。她意识到,除了文字的表达,更重要的选择,应该是去做事,做更多的实际工作。

 

无力的时候,黄灯重读了《红楼梦》和《离骚》,以前觉得是古人的事,现在觉得就是今人的事,是当下发生的事。她再次意识到,有些东西无可避免也无可挽回,一切皆有来由,皆有因果,我们应该心怀谦卑,小心翼翼。

 

对于当下的疫情,她反思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意识到日常生活中制造垃圾、不理性消费、无意识犬儒都是“平庸恶”的一部分。新冠肺炎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它的出现和暴发是必然,以后这种灾难性的事件会越来越频繁,人类的常规生活可能会越来越卷入对危机的应付,危机如何来,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她反思了行政与学术的沉疴,以及现代社会下人类生活的幻梦。在技术的无限可能下,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都市的繁华,也许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幻影。在喧嚣炫目的生活方式下,我们必须追问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生活?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和与他者相处?而这所有的反思,如果不能落实到行动,促进真正的改进,灾难的代价就是零。


黄灯,学者,湖南汨罗人。1999-2002年,曾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业余写作随笔。著有《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等。

 

“我不希望历史是一种轮回”

 

新京报:春节和疫情期间,你是怎么度过的?每天的生活或者阅读、写作是如何安排的?有哪些突然被打乱的、混沌的时刻?

 

黄灯:整体而言,生活和以前差别不大,除了诸如买菜这些日常事物没有以前方便,当然也没有心思刻意去安排什么阅读和写作。武汉封城以前,觉得新冠肺炎应该很好控制,不会影响什么,但封城以后,陡然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在此期间,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多变化,可以说,这是信息时代,全民依赖发达的新媒体,共同见证和参与的一段伤痛历史,对我而言,尽管悲伤、压抑的情绪居多,但是没有绝望和悲观,我对勇敢的医务人员和善良朴实的普通民众心生敬意,对感染去世的李文亮医生,有一种亲人般的悲痛和不甘,他们原本应该享受欢乐的春节,原本应该好好活着,但却最直接地承受着灾难的后果。

 

武汉有我很多的老师和朋友,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最牵挂的城市,我无法陪伴他们,但一直关注他们,他们经历的一切,也在遥远的地方,左右我的生活节奏。我只希望疫情快快结束,不再以忙为由,尽快去武汉看望那些我牵挂的人,和他们早日见面。

 

新京报:这段时间在读什么书?有哪些不同于以往的感受和思考?

 

黄灯:重读《红楼梦》和《离骚》。《红楼梦》铭记了中国人的心灵史和命运史。我深深意识到有些东西无可避免也无可挽回,一切皆有来由,皆有因果,我不希望历史是一种轮回。以前看《红楼梦》觉得是古人的事、封建家庭的事,现在看《红楼梦》,觉得就是今人的事,是当下发生的事,“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物极必反,我们应该心怀谦卑,小心翼翼。《离骚》刻在我故乡湖南汨罗屈子祠的碑廊上,以前我从字面和情感上理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现在我从直观和现实中理解屈原的无奈和无力,理解他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


剧版《红楼梦》(1987)

 

新京报:这段时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有哪些感受和思考?

 

黄灯:在看《红楼梦》小说的同时,我重新看了80年代版本的电视剧。只有林黛玉的眼泪才能表达武汉人民的悲伤。贾府的悲剧,让我共情到我们正经历的悲情时刻。

 

新京报: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在这个特殊时期,做这项工作有什么特殊感受?

 

黄灯:我原本计划在年前修改完2018年写作的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但随着疫情的一天天严重,我的节奏完全打破,进度明显放慢。我面对自己写下的文字,感觉以前关注的问题,面对人类正历经的灾难,实在太过轻飘,我深深感受到写作的虚弱和这种生活方式的矫情。我意识到,除了文字的表达,更重要的选择,应该是去做事,做更多的实际工作。


《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黄灯著,理想国丨台海出版社2017年3月版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生活?

 

新京报:在你对疫情的持续关注中,是否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根据你对家乡或者身边日常生活的观察,有哪些具体的感受?

 

黄灯:我天天看朋友圈,关注相关的群,很多晚上在失眠中度过。我不在武汉现场,不在疫情严重的孝感婆家,也没有回到离武汉很近的湖南故乡,我所获得的信息都是二手经验,因此谈不上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但我会根据朋友圈的信息收集一些资料,会特别留意那些需要求助的人。我无法想象那些绝望而无助的人,处于一种怎样的境地,我什么忙都帮不了,我深感自己的无用和无力。


黄灯,疫情期间在广州街头。

 

新京报:对于这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是否有什么建议?

 

黄灯:社会上已经有了很多整体层面的反思,但所有的反思,如果不能落实到行动,促进真正的改进,灾难的代价白白付出了。我从微观层面反思如下:

 

从个体而言,我会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会更加意识到全球化时代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会认为日常生活中制造垃圾、不理性消费、无意识犬儒都是“平庸恶”的一部分,会真切意识到冰川的融化,终究有一天会惩罚人类,惩罚自己。新冠肺炎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它的出现和暴发是必然,以后这种灾难性的事件会越来越频繁,人类的常规生活可能会越来越卷入对危机的应付,危机如何来,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从群体而言,当下中国知识阶层所卷入的知识生产,毫无疑问已面临着根本挑战,此次事件充分证明了它的无效和危害,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学术研究绝不能再被各种利益和利益集团绑架,必须恢复学术的公器之用,因为反思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如果说新型肺炎的暴发首先是行政的不得力,那么,专家的专业建议,是否在其中起到了屏障功能?论文的发表是否比论文实践运用更为重要?某一个群体获得科研成果、学术声望是否比民众的生命安全更为重要?这中间不仅仅是伦理问题,而是多年知识界、学术界极度功利、极度虚空、脱离实际、崇尚学术KPI等各种沉疴的一次集中暴发,新冠肺炎摧毁国人的健康,威胁到民众的生命安全,而学术界的扭曲,从教育、精神层面,坍塌国人的心灵支撑,危害更为持久和隐蔽。

 

一个悲剧的发生,原本可以从行政效率、舆论监督、学术层面获得力量得以避免,但偏偏任何一种可能都没有发生,以致新冠肺炎疫情长驱直入,举国封城;一个可怕后果的终结,原本只需要一根绣花针,但最后却不得不出动推土机,不得不出动全国的推土机,不得不动用全国的优质医疗资源,牺牲那么多民众的健康和生命,我们以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高效而自豪,但这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一种仓皇应对的无奈之举。

 

更触目惊心的是,这次危机让人意识到城市生活的脆弱,让人意识到人的脆弱,让人意识到城市管理的难度和挑战。我无法想象一个城市遭遇流行病、遭遇火灾、水污染、煤气爆炸、断电等危机后,人类要面对怎样的处境。

 

我越来越意识到,在技术的无限可能下,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坚固的经济GDP所制造的繁华城市,也许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幻影,我们拥有太多的盲点,人类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和自信,在喧嚣炫目的生活方式下,我们必须追问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生活?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和与他者相处?也许,当下能做的,就是建构一种更为健康、理性、简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培养真正适应城市规则的公民,否则,所有人必然共同承受不堪代价。

 

新京报: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有没有想要推荐给读者的书籍或艺术作品?

 

黄灯:没有。我不喜欢推荐书籍给别人。每个人的阅读和其经验、趣味、知识结构有关,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有心的读者不需要别人的推荐。

 

采写丨杨司奇

编辑丨徐伟 张进

校对丨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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