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3 14:05:44新京报 编辑:余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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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操纵的社会传染:群体情绪究竟是怎样控制我们的?

2020-02-13 14:05:44新京报

我们很容易受到环境中一些无意识诱因的影响。镜像、榜样、无意识、癔症、暗示、反安慰剂、贪婪、家庭压力、情绪等因素都在背后操纵着社会传染。作为一名科学记者,李·丹尼尔·克拉韦茨希望从社会传染的角度探究群体情绪背后的真相。

作者丨[美]李·丹尼尔·克拉韦茨


 

当布伦纳-利斯向我讲述早期阻止暴食症的尝试时,我回想起1720年法国马赛的一个故事。当时商船大-圣-安图望号装载着国外的丝绸、棉花和一具死于鼠疫(黑死病)的土耳其乘客的尸体抵港。刚一停泊,船只就升起了亮黄色的旗子。这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检疫旗。

 

船上升起旗帜警示乘客,商船在接受疾病检疫。尽管已采取隔离措施,但是几天之内不断有新疫情暴发,医院人满为患,成千上万的居民死于疫情。为了控制疫情传播,警告即将进港的船只,海滨码头、洪堤、卸货平台沿线都插上了大量的亮黄色旗子。旗子随着地中海的风在渔船和商船的桅杆上飘扬,周边海域很快就全成了黄色。

 

尽管如此,瘟疫还是蔓延开来了,仿佛是搭乘着搅起它们的微风。城里的人认为疫情是穿过厚厚的水蒸气移动而来的,为了净化空气人们开始不断燃起大火。居民们闻嗅草药,把草药碾碎、混合,然后加入蜂蜜制成膏药服用。试图用这些绝望的尝试中和这种隐形疾病的致命后果,然而,这些根本没有遏制住疫情的发展。所以马赛人在市郊建了一道石墙以隔离城镇疫情,把感染疫情的人赶出家门或活活饿死来阻止疾病传染,但马赛的石墙也没有发挥作用。疫情非但没有从城镇中被清除出去,反而让困在这道保护墙里的人们遭受了这次疫情的真正带菌者——跳蚤和老鼠——的传染。最终,在隔离区内,50000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亡。

 

《奇特的传染:群体情绪是怎样控制我们的》,[美]李·丹尼尔·克拉韦茨著,刘晓艳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7月版。

 

饮食失调症和微生物细菌无关

 

值得庆幸的是,比起18世纪,我们现在更熟悉传染病传播的原因和方式。然而,和瘟疫不一样的是,患有饮食失调症和微生物细菌无关,比起抗生素,我们需要做一些更有创造性的事情来阻止其传播。

 

正如布伦纳-利斯所描述的绝望的治疗暴食症的特殊措施,她讲述了一些悲惨痛心的事例。例如,她告诉我,当今社会有60%的人都接受过饮食失调康复的治疗,并维持健康的体重和正常的普通饮食。另有20%的人做了部分康复。布伦纳-利斯就是其中之一。正如杰拉尔德·拉塞尔最早写到暴食症是厌食症的可怕变体、芝加哥大学最早发表相关文章一样,布伦纳-利斯是第一批出现暴食症症状并最早接受治疗的美国患者之一。

 

我和布伦纳-利斯开玩笑说,在硅谷,我们把那些第一次尝试新科技的人称为早期采用者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就是我。”她坐在沙发椅里,身穿白色立领衬衫,边说边飞快、自信地看了我一眼。她作为最早的使用者,是一个亲测用户,是设计早期疗法的先驱,旨在阻止一场奇特的传染事件。

 

她和我谈起她早期的强制性暴饮暴食、清肠,还有最终治疗成功的经历。她的故事非常好地体现在文化支点上:完美的模特、《花花公子》杂志中间性感女郎的插页、选美比赛的选手、电视女演员,还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让人保持姣好形象的减肥产品。媒体不仅美化了一个苗条的形象,还强调了苗条和姣好外表的重要性,通常来说,这对塑造身份、性别角色、价值观和信仰来说都非常重要。为了治疗这场可传染的体貌标准的完美风暴、严格的饮食行为的公开,以及绝望感,在适当的时候,治疗这种流行病的职业医师会引入社会媒体活动、抗抑郁药品,以及以证据为基础的心理疗法使身体康复。

 

暴食症是一种饮食行为障碍的疾病。患者极度怕胖,对自我之评价常受身材及体重变化而影响。

 

然而,早年间,供布伦纳-利斯选择的治疗方法少之又少。她寻找支持小组,8~10人的会议,与会者展示了与她很相似的独特饮食行为。这些团体的一些成员做超量的锻炼,还有一部分靠服用泻药来清肠。许多人都提到自己的牙齿损毁、胃黏膜被破坏、头发枯黄。尽管他们都有各种症状,但实际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场有决心、有意志的行动,他们参与到最精妙的均势当中,寻求饮食和清肠、冲动和克制之间的平衡。

 

她向我透露:“无论我们一起在那些会客室做什么,我突然感觉自己开始好转了。”这些支持小组奇妙的治疗本质远远超过了谈话、叙述个人经历、给予感同身受的理解这些内容。总有一些东西能展示在其他人面前,这些人尝试健康饮食、参与到营养活动中,这些活动也开始影响布伦纳-利斯的健康行为。这种关系紧密、有高度影响力的社会网络激励她做出积极的行为改变,激发她坚持和暴食症战斗的活力。

 

暴力具有和病毒传播一样的特征

 

作为一名年轻的流行病学家,加里·斯卢特金被他后来称之为“无形”的东西吸引住了——这就是传染病存在的领域,也是社会传染蓬勃发展的地方,而这一切都超出了人类的视野范围。斯卢特金作为流行病控制专家,也是在这个领域学会怎样生存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参与过遏制旧金山猖獗的肺结核疫情,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解这个“无形”了。后来,为了阻止霍乱在索马里难民中蔓延,他又和这个“无形”进行了斗争。他致力于驯服这种“无形”,当他无法驯服它时,他学会了和这种“无形”共同合作,通过建立当地外联工作人员相互联系的系统,让他的团队能够及时发现新的疾病症状。这些组织网络帮助斯卢特金劝说顽固的人群接受药物治疗,改变处理尸体的方式,净化饮用水,给孩子们多喝水,并且隔离病患——在当地贫穷、资源有限、思维方式传统和政治腐败的环境里,要根除疫情,这些行为的改变常常会遭遇难以逾越的界限。这些胜利往往是缓慢而来之不易的,在当地经过10年的努力,他觉得自己是时候回美国了。

 

美国流行病学家加里·斯卢特金(Gary Slutkin)发现枪支暴力的爆发和艾滋病或肺结核病爆发的方式一模一样——都是通过人与人的接触传播。目前,把暴力行为归为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刑事司法问题,已经成为了很多全球性和国家级的卫生组织的共识。

 

斯卢特金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当时我们面对面坐在他位于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私人办公室里。我先乘坐L线地铁到公共卫生学院,然后搭乘电梯到达标有地铁线路图和绿色储物柜的楼层来找他。这个地方看起来比彼得·戈尔维策的动机实验室更为友好,到处都是明亮的窗户、接待区,还有光线充足的走廊。斯卢特金本人给我的印象是,外表很普通,性格低调而且稳重。他肩膀强健有力,脸上总是流露出一种坚定的神情,甚至他的眼睛里也总是闪烁着让人觉得柔软的喜悦的光芒。早晨10点钟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深蓝色衬衫的袖子卷到了胳膊肘处。在他桌子后面的窗台上挂着一面小的联合国旗帜,从窗户可以俯瞰棕灰色城市的天际线。芝加哥的谋杀率高于纽约和洛杉矶。持械抢劫、帮派暴力、暴力殴打和强奸等犯罪事件的发生率远远高于美国大多数城市。斯卢特金说:“当我回到芝加哥后,这里的暴力问题,以及全美各地的暴力问题,其实一直就明摆在我眼前。”他说,关于暴力问题有一种常见的模式,即暴力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从一个社区传递给另一个社区。“其实暴力具有和病毒传播一样的特征。”

 

电影《大象》根据1999年美国哥伦拜恩中学校园枪击案改编,讲述了这起枪击案的过程以及前几个小时的事情。

 

电子显微镜下的细菌培养物显示,单个的细菌具有与它周围细菌相似的形态、颜色和化学特征。每个细菌都会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吞噬、消灭或繁殖。他对暴力模式的研究越深入,他就越能看出,当人们接触暴力这种特定的社会传染时,所呈现出的行为和细菌培养非常相似。

 

还有其他的一些相似之处。例如,根除传染病和社会传染最大的障碍正是传染本身。正如霍乱会导致更多的霍乱病例一样,暴力也会导致更多的暴力案件。在美国小到地盘之争大到内战,侵略都是进一步传播更多残暴行为的刺激因素。在社区中接触暴力会增加一个人在家实施暴力的可能性;家庭暴力会增加一个人在社区采取暴力行为的可能性。“我们和自然不可分割,我们就是自然。行为传染的原因和细菌传染的原因一样。这是自然持续进化的最有效方式。历经几代人所学的东西最容易通过建模、复制和模仿来传递。”他还补充说:“而且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有意识地去做的。我们有一种想法,作为个体和一个物种,我们对如何行事要做出决定,但是这个世界太过复杂。就大脑功能方面而言,我们要探讨的是一千亿个神经元,一百万亿次的神经连接,所有这些都是能在我们的意识之下得以激发出来的。”

 

通过追踪流行病的医疗模式“治疗暴力”

 

这就是“无形”。

 

这就是得病的原因,也是传播的过程。当有人探索一桩奇特传染事件的复杂性时,一旦我们改变了自己的视角,一旦我们加快或放慢事情的速度,一旦我们一点一点地审视这种现象,这种模式就会出现。

 

多年以来,斯卢特金一直在非洲大陆上追寻这种无形的东西,他利用自己的医疗模式追踪流行病,并将其应用于美国日益猖獗和蔓延的暴力活动中。考虑到疾病控制和行为改变方法这两个方面,斯卢特金设计了“治疗暴力”的框架。在非洲时,他依靠当地监察员的组织向他的团队通报霍乱或者肺结核的疫情症状,在“治疗暴力”框架中,他创建了由本地社工、前帮派成员,以及值得信任的社区领导者组成的超本地社群。

 

他称这些人为暴力行为的阻止者。他们阻止暴力的传播,扼杀了暴力的发展,切断了暴力的路径。

 

我问斯卢特金,他是如何变成一名阻止者的。他说,你要向人们解释一个暴力事件是如何传递给其他人的,如何发现其潜在的扩散迹象,如何在事态扩大之前将其逐步缓和。

 

在第一个暴力信号出现时,阻止者就要在事发中心地带游说。在斯卢特金曾经向受感染人群发放药物的地方,暴力阻止者要立即采取社会和教育干预措施来阻止报复性攻击的传播。他们出现在医院里,帮助受害者进行治疗,并与他们的朋友、家人以及任何帮派取得联系,以平复他们激烈的情绪,在受害者变得更极端之前调停冲突。斯卢特金把笔记本电脑转向我,他打开一个满屏幕都是统计数据的界面。


电影《大象》剧照。

 

在巴尔的摩,“治疗暴力”模式的实施已经使谋杀减少了56%,枪击事件减少了44%。“治疗暴力”实施地区的人们很少或不支持使用枪支的可能性是未实施地区的4倍。在纽约充斥着最严重暴力活动的社区,该模式的实施使每月的枪击率下降了6%;在波多黎各的各个社区,枪击死亡人数减少了50%;在英国,参与“治疗暴力”模式的社区中,群体暴力事件已经减少了95%。在芝加哥采用这一模式的社区中,有半数以上社区的报复性杀人案减少了100%。在每个事例中,“治疗暴力”项目都建立了警察岗哨、医生、社会工作者和教师组成的人员架构。“治疗暴力”模式不仅训练了阻止者如何去识别事件爆发的征兆,还教会他们面对暴力时保持坚韧不屈的状态,同时也教会他们利用适当的因素保持镇静沉着。斯卢特金的前提条件很简单,但却非常重要。通过向人们解释这种社会传染是如何运作的,以及社会传染为什么会传播开来,“治疗暴力”模式就将控制权交还给了社区。了解这种社会传染对我们的行为、感觉和思考的影响方式,就能让作为阻止者的人们更好地影响和操纵他们自己的命运。

 

他说:“我们正在让无形的东西变得可见。”

 

用事实抑制基于恐惧的传染

 

我花了点时间整理了一下思绪。好吧,我认为,斯卢特金指出如果他建立一个训练有素的阻止者人员架构,对这些人员就如何识别暴力的苗头和“治疗暴力”症状进行教育,他就可以有效地阻止社会传染的广泛传播。他和那个无形的东西斗争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他把这种“无形”显露出来,向人们展示它是如何运作的,解释它为什么会有效,教会阻止者们阻止这种无形的东西发挥作用。雪莉·托尔斯也以她自己的方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发掘这种无形的东西。她发现了社会传染;斯卢特金找到了解药。

 

这一切在我脑袋里翻来覆去:传染、治疗、揭露无形之物。我内心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要完全相信斯卢特金的想法,相信有一种治疗方法就在眼前,触手可及,相信那种意识,那种不稳定但却重要的要素,最终就是最有效和最有影响力的对抗奇特传染的武器。到目前为止,在我的研究中,斯卢特金对意识的态度或许是我所听到的最符合逻辑的反应。但是我还是对迄今为止我了解到的奇特传染的特征,以及它们是如何被设计出来驱动其传播的表示怀疑。甚至是在一个无意识的层面上,社会传染也依赖于意识得以茁壮成长。

 

电影《大象》剧照。

 

杰拉尔德·拉塞尔和安妮·E.贝克尔强调意识到饮食失调症的破坏力,即使媒体在宣传推广治疗过程中导致更多的人传染上了这种疾病。然而,有一种观点认为意识是一种自动抵消的平衡,特别是我们用事实来抑制基于恐惧的传染,比如像癔症这类传染病。斯卢特金的模式是否足够强大,足以超越预期的反安慰剂效应,即在这种预期中事实是否能取代迷信、神话和错误信念,并创造出自我实现的预言呢?

 

我问斯卢特金:“我们能谈谈硅谷吗?”“硅谷能运用你的模式来治疗它的症状吗?”我发现自己正看着斯卢特金,仿佛在用我的目光敦促他提供另一条线索。作为回应,他的眼睛也闪烁着自信的光芒。

 

“硅谷正在用呢。”

 

以上内容节选自《奇特的传染:群体情绪是怎样控制我们的》,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题图为电影《大象》剧照。

 

作者丨 [美]李·丹尼尔·克拉韦茨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余雅琴

校对丨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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