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4 14:06:39新京报 记者:张进 吴鑫 徐悦东 编辑:宫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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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期读书⑦丨廖伟棠×阿乙×邓安庆:站好自己的独立位置

2020-02-14 14:06:39新京报 记者:张进 吴鑫 徐悦东

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到三位作家廖伟棠、阿乙和邓安庆。在疫情期间,他们分别居住在香港、北京和黄冈,虽然相隔千里,但无不密切关注着疫情的发展变化。作为写作者,他们也在用诗歌或散文记录着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试图为时代留一份私家档案。

在动荡之中,准确攉取最荒谬的细节


新京报:疫情期间,每天的生活大致是如何安排的?


廖伟棠:对于我来说,真正的防疫生活自我一家初二夜晚从香港回到台湾开始,至今已自觉“隔离”近十四天。两个小朋友一醒来,万事万物就围绕他们旋转,基本就是陪玩、陪读、陪弹琴、唱歌,一有阳光就到自家院子里晒太阳玩。其间,出过几次门寻找口罩(不果)及购买日用品,去到的最远的地方是离家一千米的一条山沟,有自然步道,走下去走上来,往往只会路遇两三人,是一个不需戴口罩的运动。孩子有幸午睡或者早睡,我就欢喜雀跃,赶紧开卷、开酒,假装回到平凡又珍贵的读写生活中去。


阿乙:我待在北京,眼看着雪下了两场。每天在家尽量写800字的小说,读30至50页书。给亲人、朋友打打电话。


邓安庆:我老家是在湖北黄冈下辖的武穴市,此次疫情在我们这边也挺严重的。所以,我基本是在家里,没怎么出门。每天在家看看书,看看电影,主要还是在写一系列的随笔。


廖伟棠,1975年出生于广东,后移居香港,并曾在北京生活5年,现为自由作家、摄影师。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创世纪诗奖及香港文学双年奖。



新京报:你们最近在读什么书?为什么在疫情时期选择这些书?特殊时期的这些阅读有何感受?


廖伟棠:这半个月,我读了香港诗人淮远的诗集《特种乘客》、香港诗人温健骝的诗集《帝乡》、美籍华裔诗人李立扬的诗集《眼睛后面》,还有半本加缪的《鼠疫》。后者的启示不言而喻,前面三本诗集,和我过去半年反复读的布莱希特诗集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当我们身处时代、身份认同等漩涡的时候,如何保持热心冷眼,站好一个诗人的独立位置,在动荡之中准确攉取那些最痛的、最荒谬的细节,因为这都是未来的证物。接下来打算阅读阿甘本的《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大卫林奇的自传《在梦中》和韩国诗人高银的新着《招魂》,后者对当下中国是很有意义的。


阿乙:我最近在读译林出版社版的《追忆似水年华》,目前读到第三卷。上一次没有读完,这次想尽量读完。普鲁斯特带来的启示是,写作不仅仅是描写外部社会,它也可以向自己、向精神性的领域探照。


邓安庆:我看书比较随机,手头有什么就看什么。目前读完了两本书,一本书是《坡道上的家》,这本书对我的意义是对女性境遇有更深入和更切身的了解。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之下,很多事情是习察不焉的“理所当然”,作为“母亲”的女性所遭遇到的和所承受的,明明觉得不对劲,却都很难明确表达出来。这部小说是一部“自省”之书,女主人公里沙子要逐渐把“内化”成自己行事准则的那些“当然”,从如空气一般弥漫的琐事中扒拉出来,不断地琢磨体味,不断地从自身境遇中追根溯源。这本书最精彩的就是它的心理描写,读来很能感同身受。


另一本是唐诺的《尽头》,唐诺是我非常敬佩和喜欢的作者。他是编辑出身,在书的世界已经浸淫几十年,身边有很多厉害的小说家,他太懂得小说书写者这类人了。如果你是写小说的,你会感觉自己在写作中的各种感受和困惑,都能在他的文章中得到解答、呼应和抚慰,甚至能更深入进去,让你跟着他一起思索书写的各种可能性。他是你的朋友,懂你;也是长者,能带你往更深远地地方看,进而抚慰你,启发你。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得主。出版有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中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


“没敢说什么以诗歌介入现实”


新京报:疫情期间看了哪些电影或电视剧?为什么选择这些影片?


廖伟棠:因为我还是一个影评人,没法去影院看电影真是要命,半个月来新电影只看了《1917》。幸好在家里地下室安装好了投影,看一些经典影片DVD不受影响,于是重看了《2001太空漫游》《内陆帝国》。并在Netflix看了《一一》《少年的你》和《黑镜:潘达斯纳基》。选它们还是写作需要,已经为《一一》和《1917》写了影评。


阿乙:我把邵氏的武侠片看了不少,主要是迷上了狄龙、姜大卫和张彻。张彻的电影开头都会有骑马的镜头,潇洒痛快。《独臂刀》《书剑恩仇录》《天涯明月刀》不错。《射雕英雄传》三部曲非常好,饰演黄蓉的郭佑华非常美。武侠其实是对自己不具备的能力的想象性授予。


邓安庆:主要在看台湾导演钟孟宏的作品,尤其喜欢他的《阳光普照》。这部电影几乎是反讽式地用了这个题目,一桩又一桩沉痛的打击纷至沓来,无论是逃避还是面对,都毫无“阳光”可言。影片中有一种坚韧的精神,人在千疮百孔的情况下,依旧努力地维持下来。这份维持的力量,是无法言表的爱。有点像是回到看杨德昌《一一》的感觉,近三个小时的片长,看完后沉浸在一种平静而惆怅的情绪中。林生祥的配乐真好。


新京报:这段时期是否有在写作?疫情之下,有何特殊感受?


廖伟棠:春节加防疫,基本没有心情和时间写大篇文章,只有几个专栏还坚持写着,最难受的是凭回忆写旅游专栏的时候,心想不知何时才能这样任我行了——在这被恐惧和戒备分割的地球上。可怒的是,“时代不幸诗人幸”,这个月写了五首关于疫区、疫事和受难者的诗,没敢说什么以诗歌介入现实,只是忠实于自己,发出一个有痛有恨的声音而已。


阿乙:我在写一个短篇,它是计划中成系列的短篇中的一个。在这个时期,保持个人纪律很重要。我体质不好,约束自己最重要。


邓安庆,1984 年生,湖北武穴人,从事过广告策划、内刊编辑、企业培训、木材加工、图书编辑、互联网等不同职业。已出版书有《纸上王国》《柔软的距离》,在《人民文学(海外版)》《读库》《山花》《上海文学》《花城》《书城》等期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多篇。


不能忽视灾难中人们的精神问题


新京报:你们对疫情有持续关注吗?是否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


廖伟棠:不可能不持续关注,我尤其关注在疫区武汉几位诗人和作家朋友的文字,通过他们去看最真实最基层的困顿和希望。


阿乙:我很关心疫情。我会提供自己的一点点帮助。我没有专门做记录,我想仅仅是看一圈社交媒体,就知道发生什么了。在这很短的日子里,出现了很多让人钦佩的勇敢的人。我对医生这个职业心怀崇敬,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保护者。


邓安庆:我一直在写《疫时回乡记》,记录疫情期间的观察和思考,一方面想为自己留下一份详细的生活记录,另一方面,也想为这个时代留一份普通人的疫情档案。


新京报:对于这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


邓安庆:无他,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对基本人权的尊重。


廖伟棠:最需要的是反思媒体知情权和公民言论受阻的问题,堵住了示警的嘴巴,也就让整个民族呼吸困难了。


新京报:防疫期间,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


廖伟棠:我还是推荐读诗,两种诗:一是苍劲的古诗,让人心镇定坚韧,从汉字里获取信念;二是曾经经历劫难的当代人的诗,像布莱希特、策兰和曼德尔斯塔姆,他们教晓我们绝不向时代的“病毒”投降。


阿乙:我没有什么推荐的。我自己的经验是,在思考一些问题时,多注意一些学历和水平比自己高的人怎么说,还是应该多相信专家和学者。另外就是多接触科普文章。子曰:无友不如己者。

 

邓安庆:我推荐《巨浪下的小学》。这真是好书,翻译得也好。“3·11地震”引发海啸,这场大灾难题材本身就很值得写,而作者也不辱使命,他关注惨剧是如何发生的,对事件在人们心中引发的精神灾难尤为在意。读来时常有头皮发麻之感,除开追究导致悲剧的事情本身之外,给我最大冲击的是围绕“死”而来的。如此细致地记录人们在死亡面前的身心感受,让人能够代入进去,体会那种恐怖、窒息、麻木、撕扯……经常读一点就要放下来,缓一口气,读完后也不敢细想。


采写丨张进、吴鑫、徐悦东

编辑丨徐伟、宫照华

校对丨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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