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5 13:57:48新京报 记者:何安安 编辑:徐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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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期读书⑨丨余世存:未来或许都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隐痛

2020-02-15 13:57:48新京报 记者:何安安

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到著名作家、学者余世存先生。他分享了自己近期的阅读,并对疫情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呼吁社会能形成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充分信赖并利用好市场与社会力量。

采写丨何安安

 

每一天疫情数字的攀升,都令我们既倍感痛心,又难免紧张。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安静的等待就是对防疫最大的支持。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记录是一种见证,阅读是一种战斗。而对于那些感到茫然无助的人来说,书籍、影视等艺术作品更可以给我们的心灵带来安顿和从容。

 

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到的是知名学者、诗人余世存。在疫情中,家乡是湖北随州的余世存,也有过病毒潜伏期的紧张。因为去过武汉,他在这些日子里跟疫区人同心同理。疫情暴发后,他写下了《君子居易以俟命》一文,希望尽一份知识人的力量。

 

这个春节,在关注疫情动态之余,余世存还在阅读宗教与世俗方面的书籍。在《世俗主义之乐》中,他看到西方人为当下生活赋予意义的思考。他认为,“世俗主义是一种积极而必要的人类状态,我们活得并不容易,但这个世界仍有价值,它可以是美好而快乐的。”对于疫情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呼吁社会能形成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充分信赖并利用好市场与社会力量。

 

余世存:作家、学者,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的思想者之一”,著有“立人三部曲”、《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时间之书》《一个人的世界史》等作品。

 

“世界历史就是世界的法庭”

 

新京报:这个春节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

 

余世存:这个假期,我跟家人在一起。因为儿子才一岁半,每天基本上围着他转了。

 

新京报:春节假期在读什么书?它们给了你什么启示?

 

余世存:读了《思复堂遗诗》《陕西佛寺纪略》《世俗主义之乐》等几本。都是随机的选择。

 

《思复堂遗诗》是唐君毅先生的母亲、王康先生的外祖母陈大任先生的诗集,陈先生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但她能在平凡的日子中见道证道,非常了不起。《陕西佛寺纪略》是康正果先生的祖父康寄遥先生为陕西地方政府写的佛寺传记,从中串联起中国佛教流传史。

 

《世俗主义之乐》是一部文集,是西方人对当下生活赋予意义的思考,告诫人们注意世俗和宗教施魅的危险性,说明世俗主义跟宗教的关系,世俗主义是一种积极而必要的人类状态,我们活得并不容易,但这个世界仍有价值,可以是美好而快乐的。

 

新京报:春节期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为什么选择这些影片?

 

余世存:宫崎峻的作品,主要是讲给儿子。

 

新京报:是否有在写作什么作品?在这个特殊时期,做这项工作是否有何特殊感受?

 

余世存:大年初五的时候,写过一篇《君子居易以俟命》。2003年“非典”暴发的时候,我是三十出头的年龄,我那时能感受到自己和周围人的恐慌,所以一度给几个知识界的学者写信,希望他们能“安魂”。现在,是又一次家国社会的特殊时期,我明白,政府力量、志愿力量、专业力量、企业力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知识人也能发挥作用,我写这篇文章也是希望尽自己的力量。

 

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到,“世界历史就是世界的法庭。”有别于文明史前期的末日审判,现当代史一直有着历史审判的功能。“人相食,是要上书的。”突发事件不仅是世界的临时法庭,也是生灵们表演的舞台。长达十天二十天的“坐家”生活,并未诞生出多少作者,大多数人仍只是不太及格的读者。我们没有当下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我们没有今天的《存在与时间》,也没有自己的《十日谈》……

 

“未来或许都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羞耻”

 

新京报:你对疫情有持续关注吗?是否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

 

余世存:跟大家一样,我也一直在持续关注。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有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同胞们,在志愿救助方面非常投入、非常有专业精神,他们很了不起。我没有做日常记录,但我也有过病毒潜伏期的紧张,因为我去过武汉,这些日子里跟疫区人真是同心同理。我担心自己被感染,并传染给亲人和周围的人群。我更多地参悟自己的天命,如果我此时“挂了”,我是否得其所哉而能息焉。

 

所有活过此次疫情的同胞们,未来或许都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羞耻,我们对外人、对后人都有一种难言的隐痛,我们不能坦然地说自己是完全正直、智慧和高尚的人。这次疫情中所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其实我们多少都有一份责任。我们文化和社会人格中的罪错,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清理和救赎。

 

新京报: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有什么政策上的建议吗?

 

余世存:全社会应该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人人都可以说话,人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话。我们说话不是为了说出正确的话,不是为了说出别人的话,不是为了发出一种有标准答案的声音,而是说人人都有说自己话的权利,包括有说错话的权利,只有允许人们说错话,大家才能不断地提高自身和社会的辨识力。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也注意到,在朋友圈中,甚至在一些志同道合的群里,也经常有人因为说错话被孤立甚至不共戴天的现象,说明党同伐异、不能容纳异己仍是我们社会的通病。就像有人说国人不会开会一样,我们现在其实还不懂得如何说话,还不懂得尊重自己并尊重他人。

 

在政策建议方面,应该放权,把很多事情交给社会力量来做。想想看,现代国家在外面打仗,军火和补给都可以交给私人企业来做;我们抗疫,更应该信任社会的能力。

 

历史的钟声不断敲响

 

新京报:在防疫期间,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

 

余世存:这个特殊时期,许多企事业单位按下了暂停键,是17年来,或者说40年来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休止。我个人还是希望读者能读读拙作《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或直接读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我的这部书是龚自珍的个人传记,又是一部人生社会的回顾。

 

龚自珍是跟雪莱、海涅、雨果、赫尔岑同时代的人,他对民族启蒙的意义高于这些人,他的《己亥杂诗》是诗体的《往事与随想》,龚自珍比其他人更贴近我们现当代人的心灵。很多人在2019年重读他的诗,比如北大的辛德勇先生每天抄一首,贵州师范大学的唐定坤先生把龚自珍的三百多首诗全和了一遍。己亥串联起戊戌和庚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今天似乎都明白,这三个年份的时间有一种逻辑和理性之外的力量,认清这种力量是中国文化的智慧,也是现代人的课题。

 

《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余世存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

 

历史仍在展开。在知识大规模下移的过程中,我国人从未有今天这样庞大的知识群体,无论是高知群还是小平头知识人,我们需要思考该如何推动自我和他人的生命完善。如龚自珍所意识到的文字缘同骨肉,如他为万千民胞找到的共情:消我关山风雪怨,天涯握手尽文人。

 

我们见证、参与大时间,我们成全、欣赏时间的玫瑰。

 

采写丨何安安

编辑丨徐悦东

校对丨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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