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依琳

  

危机

撤档、歇业、被忽视、被排挤

 

疫情在短短三个月内攻占全球电影市场。各国影院因无人光顾相继大门紧锁,复工时日遥遥无期。自1895年电影诞生以来,即便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1919年造成67.5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全球电影院的空窗休馆期也不曾如此漫长。

 

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电影院产业的亏损,国内影院巨头万达第一季度亏损5.5亿-6.5亿;美国最大的电影院线AMC股价暴跌20%;日本全国四成电影院一个月就亏损100亿日元(人民币6.5亿元);韩国影院巨头CGV三月的票房总额还不及一月的十分之一......正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的残酷时刻。电影院巨头尚且如此,那些没有庞大资本作为缓冲,现金流不足的艺术影院,面临的是更高淘汰率的危险境遇。

 

艺术影院大多体量不大,主要以播映国内外独立、非主流的艺术电影为特色,承担着发掘与推广新锐电影作品与创作者的重任。美国最大的艺术影院Alamo Drafthouse在全美拥有40个据点;日本的艺术影院(当地称“迷你影院”)占全国影院的百分之三十;英国艺术影院Picturehouse 迄今已有35年的历史,曾一度引领整个欧洲的艺术影院发展。


美国最大的艺术影院Alamo Drafthouse无人的放映厅

 

艺术影院在市场上不算主流,生存空间往往非常狭窄。相对于大型连锁商业影院,尚有零食餐饮、赞助商、电影周边副产业等作为收入来源。艺术影院大多秉着热情用爱发电,票房可能是唯一收入。大卫·波德莱尔(David Baudelaire)曾撰文写道:“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影院能够继续靠放映盈利,大部分艺术影院的运作资金都不是通过票房,而是靠捐款、基金会、政府部门,如艺术委员会等资助来支撑。”可是疫情期间这些款项也难以到账。就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收支平衡才能渡过难关。在疫情关门期间,大部分艺术影院难以支付员工薪水、房租等费用,暂时的停业可能意味着永久关门。

 

国内疫情发生以来,全国艺术电影联盟不再发布活动信息,关起门来一心做电影研究。上海艺术电影联盟的最后一条消息停在1月30号的“俄罗斯电影大师展”延期公告。百老汇电影中心偶有线上云观影活动却并非频繁。最惨的是民间放映组织,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线下放映几乎一片死寂。至于其他国家,即便不强制关门,电影院作为聚众的封闭空间依然令人不放心。一家坚持开张的名古屋艺术影院Cinema Skhole在三月份的每场人次只有一到两人。

 

伴随着没有观众,《寄生虫》(黑白版)、《她们在梦里舞蹈》等本来准备上映的艺术电影撤档、延期,影院开着也无片可放。雪上加霜的是,作为艺术影院选片“片库”的欧洲三大电影节,除了“侥幸”在2月举办的柏林电影节之外通通延期。加之各国电影拍摄也暂停,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不会有任何新片在艺术影院上映。

 

虽然部分国家目前相继出台援救电影业的政策,如我国提出降低影院租金和提供补贴的纾困计划;韩国出资援助国内20部优质电影项目;意大利紧急补助电影产业1.3亿欧元;美国电影院协会拨款240万美元援助失业影视从业人员等。但是这些援助计划很难惠及处于市场边缘地位的艺术影院。

 

米兰一家名叫Beltrade的小型艺术影院只有单块屏幕,一场放映最多容纳200名观众。老板莫妮卡·纳尔迪(Monica Naldi)抱怨道:“政府出台的租金减免只针对大型连锁商业影院,只字未提独立的艺术影院。“ 经营了70多年的德国BerliHürth影院不得不经历开张以来第一次歇业,管理者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提出:“国家开发银行虽然为中小企业提供无限融资。但我们这种小企业根本承担不起那么多债务。”


《寄生虫》(黑白版)剧照

 

此外,艺术电影市场需要等待的也绝非疫情结束那么简单。巨大的财政缺口能否弥补,有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新片版权。就算一些艺术影院幸运地解决了以上难题得以开张。疫情过后的市场竞争将随着所有延期电影的上映而更加激烈。大制作的电影依然可以挑选热门档期在商业影院上映,而小制作的艺术电影的排期就会被压缩排挤。面对这样的情况,又有多少艺术影院可以跨过这道坎呢?

 

迎战

群众募捐、未来票券、临时汽车影院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积极迎战。在绝望之中,不少艺术影院开展自救措施。为了更有弹性地应变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不得不绞尽脑汁地摸索出不至于破产的生存之道。

 

日本艺术影院近一个月来的自救行动声势浩大。3月30日,一篇采访日本名古屋艺术影院Cinema Skhole老板的文章《艺术电影院,现在还好吗?》开始被大量转载。4月6日由导演深田晃司和滨口龙介发起了“SaveTheCinema”请愿活动,呼吁国家政府给予具体援助。深田晃司在请愿书上写道:“为什么在VOD、流媒体等线上观看方式盛行的时代,我们依旧需要电影院?这就像一本画册,虽说到哪都看得到且方便阅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美术馆”。此活动很快得到了安藤樱、是枝裕和、荒井晴彦等著名日本电影人的响应。


“Save the Cinema”请愿活动的Logo

 

七日后,Mini Theater AID 公益基金计划开启,其Logo是“连接未来!齐声应援,孕育多元电影文化的独立电影院”进行群众募捐,目标是在32天内筹集到1亿日元(658万元人民币)。募集金额平均分配到参加计划的68间艺术影院,大概每家可以获得150万日元(9.7万人民币)的金额援助。

 

外界援助并非让老板们高枕无忧,越来越多的影院开始推出“未来票券”,作为疫情过后电影票的预售。这一招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果。“我们未来再见”的口号成功为下高井户Cinema筹得604万日元(39万人民币)。未来票券不用“绑架”消费者感情,还可以作为未来投资,帮助影院暂时渡过难关。

 

Mini Theater AID 公益基金计划目前已经超越目标数字1亿日元

 

艺术电影大国波兰的艺术影院占全国电影院市场的25%。从3月12日全国关闭电影院以来,46家艺术影院成立了一个处理危机小组,邀请策展、发行和制作部的电影从业人员参与,每周会面试图共同商讨出最优解决办法。

 

目前小组想出的两个方案正在实施。一是鼓励电影导演利用有限的资源在隔离空间继续构思、拍摄新作,保证这段时间依然有电影生产。二是在空旷的地方临时搭建汽车影院。华沙Cine 80艺术影院率先做出试验,在郊区体育场临时搭建了户外屏幕。3月13日开张当晚,两场联映的《寄生虫》和《燃烧女子的肖像》被抢售一空。为符合人员疏散规定,一次放映只允许250辆汽车在1000载客量的区域内行驶。入场前,戴着手套的员工会通过关闭的车窗对票证进行无接触扫描。


临时汽车影院的自救措施在其他国家也被证实非常有效。美国犹他州的Loe Studios艺术影院在一家酒吧后院的露天地段,临时搭建了一个带有640平方英尺LED屏幕的汽车影院。在4月6日开张之夜放映了经典黑色电影《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

 

德国科隆一家临时搭建的汽车影院

 

但以上都并非长远之计。依靠政府补贴或者是贩卖情怀的群众募捐,只可解燃眉之急,无法细水长流。提前预售的“未来票券”会给开张后的艺术影院带来不可忽视的经济压力。而作为替代品的临时汽车影院的火爆,也只是昙花一现的“小风口”。汽车影院这一形态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因技术无法达到封闭影厅的效果而日益边缘化,疫情结束大概率会退回原来的位置。

 

转变

上线流媒体、VOD,开发虚拟影院

 

或许只有认清形势,思考更加与时俱进的多元化发展,才能撑过这段至暗时刻。欧美国家艺术影院自救计划的大主流是化敌为友,拥抱互联网。与流媒体合作,上线视频点播VOD,或者在自家网页上开设“虚拟影院”入口。

 

电影院与流媒体的争战已是老生常谈。但这次疫情令电影院对抗敌人的最大武器——空窗期,眼看就要保不住了。从原先死守的三个月逐渐缩短为一个星期,甚至《囧妈》、《魔法精灵2》等电影“严重违反行业规范”,跳过电影院,直接上线网络,引发了巨大争议。

 

这一情况对于必须经由影院放映才能收回成本的商业大片来说,的确是重创。那么其实对于相对来说成本小得多,且观众群体更小众的艺术影片来说,上线网络反而是一个难得收回成本又可吸粉的良机。艺术影院往往集中在大城市,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的便利线上放映,可以吸引更多潜在需求者。此外,小型单屏幕的影院可以卖出超过其实体接纳人数的票数,也是提高票房收益的良方。

 

欧洲许多艺术影院积极展开与流媒体、VOD视频点播服务商的合作。荷兰将近90%的艺术影院与当地流媒体平台Picl合作共享收入,观看人数比疫情暴发前激增了10倍。西班牙流媒体FilmIn与当地八成艺术影院合作,在3月27日上线了泽维尔·多兰(Xavier Dolan)的新作《马蒂亚斯与马克西姆》(Matthias & Maxime),首周播放量超过7000,这个成绩超过了多兰所有电影在西班牙上映首周的记录。哥德堡电影节运营的瑞典VOD视频点播服务商Draken自从和当地艺术影院签约合作以来,订阅用户的人数增长了一倍以上。


《马蒂亚斯与马克西姆》海报


不过对于那些规模相对来说较为庞大,已经拥有大量粉丝群体的艺术影院来说,大有底气拒绝与流媒体合作。他们与本土网络技术供应服务商分成,开发了在自家网站上线的“虚拟影院”入口。观众花费10-12美元左右,就可以在几天内观看所有上线的艺术电影。这种观看方式事实上与流媒体无异,但主动权可以掌握在影院手中。

 

美国阿拉莫艺术影院(Alamo Drafthouse)不但在“虚拟影院”上线了众多最新的艺术电影,同时也在多个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上同步播出。连线电影主创举办映后分享会,邀请观众进行互动。


美国另一家有10年历史的艺术影院珊瑚山墙(Coral Gables Art Cinema)在疫情期间主打老片为“虚拟影院”提供了更加创新的思路。这些老电影如今已经进入公版领域,可以为影院省去一大笔版权费用。点击官网上名为“汽车影院”(“Drive-In”)的入口,缴纳8美元的会员费,就可以在三天内观看所有列出的经典老片。上线当日的《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1925)和《女友礼拜五》(His Girl Friday ,1940)点击量高达2396,会员数量达到影院历史最高点。此外,珊瑚山墙还与英国国家剧院合作,呈现该剧院提供的优质戏剧、音乐会、芭蕾舞等舞台艺术的现场录像。


美国珊瑚山墙艺术影院的“虚拟影院”排片

 

美国独立发行公司Kino Lorber随后也加入了这场战斗,3月初发起了一项名为Kino Marquee的“虚拟展映“计划,在网站页面选择想看的影片后,点击想要支持的影院并付款,票价的一半便会到那家影院的账上。截至4月18日,全美已有 150家艺术影院加入,收益达数千万美元。

 

Kino Lorber规模较小,以发行小成本的独立电影为主,没有大制片厂丰厚的宣发费用,选择拥有忠实消费群的艺术影院对它来说是共赢的举措。公司总监纳尔迪认为:“目前,‘虚拟影院’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艺术影院和发行商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推出一个平台,否则我们无法打败Netflix和Disney+。当下的‘虚拟影院’无意取代实体电影院,我们选择这样的合作方式,恰恰是对影院的尊重。我们愿意与它们一起共克时艰。也期望在疫情结束后,人们可以再次走入黑暗的电影院,沉浸在神圣的仪式感中”。


疫情期间拯救独立艺术影院的“Kino Marquee”计划主页

 

未来

革新时态,倒逼改革

 

危机催生着变革。诚然疫情对电影院产业带来的重创难以短时间恢复,但对抗强敌也会刺激自身更加强壮。经营者大多偏传统派,固守情怀的艺术影院因长期缺乏商业思维的经营模式,原本免疫体质就不太好。疫情在压垮它们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反思问题的契机。逼迫经营者们不得不革新先前的陈旧思想,重新思考更符合新时代观众群体需求的模式,借以产生更有竞争力的收益结构。


《迷影文化史》,作者:李洋,版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

 

近日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公众号留言板块,有粉丝提出建议:“期待把老电影修复带到流媒体,电影资料做成数据库,在网络由电影学者为影迷带来新鲜观点”。粉丝的建议正说明,作为细分电影市场的艺术影院,必须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场才可能在后疫情时代存活。

 

艺术影院的主流受众被称之为“迷影群体”,相较一般受众群,他们更具有生产性。在观看艺术电影的同时,也主动地参与到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形成迷影文化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迷影群体的年轻化也意味着他们是新媒体时代的重要参与者。本世纪初,以卫西谛为代表的一群迷影人还在影院定期聚会交流,而如今迷影文化据点早已走向线上,如豆瓣网、电影公众号、影迷微信群等。大众参与式的新媒介特性,加速了迷影群体主动性的价值创作:在网络社群上积极互动;对自我感兴趣的电影发表评论;自制混剪视频等。此外随着资源获取的多元化,以及越来越多的流媒体参与艺术电影的前期创作,迷影群体观看艺术电影的方式不再仅限于艺术影院。

 

在疫情期间,国外艺术影院开发“虚拟影院”,邀请电影人进行线上映后分享与影迷互动,建立粉丝社群等自救举措,正好打在增加迷影群体主动性的点上,因此大获成功。足以证明线上与线下的交互式交流,可以增加迷影粉丝群体的黏度,搭建更亲密的粉丝社群关系。艺术影院与网络生态的结合,是对主动参与式的迷影群体的尊重,也是对他们身份认同的重构。

 

但从技术和运维层面来说,开发“虚拟影院”需要高昂的资本投入。艺术影院的另一条自救思路,与流媒体平台深入合作而非对抗,也可看作可参考的举措。不仅影院可以得到更丰厚的票房收入分成,而且也能利用流媒体进行品牌推广。对于流媒体来说,原创或参与融资的艺术电影,也便于在影院实现分销与推广。Netflix、Disney+、爱奇艺等流媒体巨头,先前就因原创内容的支出远超收益而不同程度地面临亏损。接下来的日子,上架完之前准备的原创作品之后,很难会有新内容产生。与影院的合作一方面降低内容采购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等待疫情结束之后,依赖影院进行原创电影的分销。友好合作带来的将会是线上与线下的共融,打通电影产出、发行、放映渠道,或许能为传统的艺术院线带来颠覆性的变革。

 

1977年上映的《星球大战》剧照,开启了好莱坞大片时代


因影院与电影的共生关系,影院危机也或将刺激电影从内容到形式的改革。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佐证,在上世纪50年代电影也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逐渐普及并走入大众家庭的电视。在短暂的僵持之后,电影找到了其中的商机:在影院下映后,电视购买播放权随后播出,或者拍摄专供电视播放的电视电影。甚至在日本催生了电视剧剧场版的形态,至今仍然是电影市场一大主流。上世纪70年代为了打败低成本的电视电影,发明了宽银幕、3D电影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在内容上催生了《星球大战》(Star Wars)这种高投入、大明星、大场面的商业大片类型。

 

疫情期间,希腊塞萨洛尼基电影节发起“空间”短片拍摄计划,以隔离生活为主题,要求创作者在封闭空间完成。贾樟柯、伊尔蒂科·因叶蒂( Ildikó Enyedi)、拉杜·裘德(Radu Jude)、德尼·科泰(Denis Côté)等导演参与其中。没有高科技时代的大制作,这些短片全面复归导演个人DIY,边缘已久的朴素电影制作以及私人领域的书写,在回归的同时也在被重新塑造。贾樟柯在接受《好莱坞报道》的采访中提道:“许多年之后,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的导演可以分为另外两种: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和没有经历过新冠疫情的。这场灾难一定会让我们思考良久,并重新塑造我们的电影文化。”

 

Secret Cinema页面


艺术影院的变化也在悄然进行。英国一家名叫Secret Cinema的影院摸索出新鲜的放映模式,打出“带你揭开角色秘密”的沉浸式体验,在线上观影平台创造了一票难求的消费现象。电影事业是不断前进的冒险,疫情会让这场奥德赛征程变得更加艰辛,但是只有生命岌岌可危的强烈感觉,才能刺激人们不断再创造出新的壮观奇景,期待未来的电影创作与影院经营能掀起后疫情时期的电影变革。


作者|黄依琳

编辑|张婷

校对|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