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在短短几个月内，搅得天地翻覆，环宇震荡。人类面临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无疑是经济和人口全球化的“副产品”——人们在享受前所未有的流通便利的同时，却也制造了不堪重负的世界性灾难。
如今，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逼近500万，死亡人数超过30万，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疫情影响。而未来危机的彻底解除，也有赖于全球科学界、医疗界等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在此危急存亡关头，人类对“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或许有了更深切的体悟。
早在四百年前，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就写下那著名的诗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环球同此时刻，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自立于这场灾异之外。
因此，在中国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当下，我们依然关注海外疫情的发展变化，并准备采访一批海外学者和作家，请他们讲述自己的亲身观察和疫期思考。这是一份特殊时期的日常记录和知识共享，也希望他们能为疫情的控制和人们压力的缓解提供智慧与力量。我们以“同此时刻”命名这些采访，第一批将由书评周刊联合中信大方和新思文化推出。
第一期，我们推出的是对马丁·普克纳的采访，他的代表作《文字的力量》（The Written World）在2019年被引进中国，获得良好的口碑。这部著作是他在哈佛大学的世界文学通识课的讲稿结集，解读了16部改变世界的经典作品，他关注文字如何塑造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疫情之前，他原本打算来成都待一个月，但疫情的暴发，让计划搁浅了。对于眼前的疫情，他最担心的是世界的撕裂和对立，也许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类的团结互助，他希望文学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弥合世界、增进理解与互信的作用。
采写｜徐伟
马丁·普克纳（Martin Puchner），美国哈佛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戏剧教授。在冷战年代，普克纳出生于德国纽伦堡，先后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和欧文分校就读，在哈佛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他的研究与写作主要集中于世界文学、戏剧与哲学领域，在戏剧、哲学领域的代表作有《怯场》《反对剧场》《思想与戏剧》《革命之诗》等，在世界文学领域的代表作《文字的力量》（The Written World）于2019年被引进中文版。
美国疫情大暴发，部分源于虚妄的优越感
新京报：目前，美国是全世界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50万，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美军在越战期间的死亡人数。你认为疫情在美国严重失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普克纳：毫无疑问，美国在此次疫情中受到沉重打击。不过，目前世界各地的实际感染和死亡数字颇值得怀疑，因为检测能力有限，以及在死因判定标准上存在差异。所以，在掌握更多信息之前，我不想在国家之间进行太多比较。新冠病毒给所有社会都带来压力，它们揭示了各国存在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在美国，我们的问题是中央政府过于弱势，我指的是权力结构所导致的弱势，而不仅仅是现任总统的原因。在我们的制度中，中央政府的弱势几乎是必然的，这反映在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许多人希望政府尽可能少地去干预他们的生活。这种政治体制自有其优势，但在这样的危机中却是可怕的。
新京报：特朗普总统多次与纽约州州长科莫“打嘴仗”，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不能协调一致，是否也耽误了疫情的防控？你如何评价美国各级政府、医疗机构和NGO组织的防控与救治措施？
普克纳：在这套制度体系之下，美国各州州长比许多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它们能更独立于中央政府，各州是各种防控实验的独立实验室。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系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能很好地运行。
回想起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当然应该早点采取行动，但之所以耽误，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人类倾向于不去相信破坏性的新闻，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文化优越感。当新冠病毒在中国很严重的时候，有人就说，那是因为中国男人吸烟太多，而且空气污染严重，我们这里的死亡率要低得多。不久之后，意大利疫情暴发，他们又说，那是由于意大利人口老龄化，而且，意大利人喜欢在脸颊上互相“残杀”，而我们这里会有所不同。好了，现在我们为这种虚妄的优越感付出了代价。
《文字的力量: 文学如何塑造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美）马丁·普克纳著，陈芳代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9年7月。
应以此为契机，思考人类的共同命运
新京报：在此次疫情中，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社会，都存在大量针对特定种族或地域的歧视，以及相互指责和推诿，疫情引发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空前高涨，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疫情期间的隔离和封锁，使许多全球性的产业链被迫打断，这是否会导致逆全球化？
普克纳：是的，这对我来说是整个危机中最痛苦的一面，在压力之下，人们倾向于责怪他人。我担心这场危机会加深中美之间的隔阂，比如，我的一个德国兄弟，几个星期前，他在阿根廷的一个电影拍摄现场，就遭受了很多歧视，因为当时德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很高，人们担心会被他感染，布宜诺斯艾利斯公寓楼的人希望他搬出去。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发生。
不过，我认为新冠病毒可能会帮助我们再次把人类视作一个单一的物种。我的意思是，无论是通过感染，还是通过免疫，它在生物学层面确实改变了我们。也许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更认真地思考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共同命运。
新京报：你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确诊人数排名全美第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的师生是否已经返校？还是继续实行远程授课？大家能适应这种新的授课形式吗？
普克纳：我们都从三月中旬开始进行网上教学，我昨天在网上上了最后两节课，现在学期结束了。我们在观察疫情的变化，以评估是否需要在秋季继续进行网络授课。因为在学校，学生们住得很近，共用浴室、宿舍、讲堂，大学校园是病毒传播的理想场所。
我做了很多在线教学工作，总的来说进展很顺利，但这只是说课程本身。学生们的生活失去了很多东西，包括课外活动、社交礼仪、课前和课后的闲聊，离家出走的兴奋。因此，即使这些课程可以在网上进行，没有太多困难，但他们的大学经验却少了很多。
新京报：如今，你每天的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对周围生活的变化有哪些感受？
普克纳：我已经在家里待了六个星期，只出去过几次。当我沉浸在写作中时，经常可以很多天不出门，所以从表面上看，这对我似乎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大的影响。而且，我很幸运，住在一个带院子的房子里，只有我和妻子阿曼达，这里比平时更安静。我们经常做饭，我还开始烤面包，但是这种近乎正常的感觉是有欺骗性的。
我们会通过上网和看电视，来了解外面的情况，这会影响我的感受。我现在会感到害怕，会为我爱的人、我的家人和朋友担心，我也害怕失去我所热爱的生活，包括旅行。我原本计划去成都待一个月，但现在恐怕去不了了，甚至可能明年也去不了。对我来说，这一切就像过山车一样，时而沮丧，时而又充满希望。
《中国姑娘》电影剧照。
新京报：这段时间看了什么书和电影？有哪些不同于以往的感受？
普克纳：我在哈佛大学教世界文学的课程，三月初，我谈了很多薄伽丘和其他关于瘟疫的文本，但随着情况的恶化，我开始有些逃避。我重读了P.G.沃德豪斯的作品，他是20世纪初的一位英国小说家，他以英国寄宿学校和上层社会为背景，写出了一些极好的小说。这些作品里没有什么坏事发生，只有一些非常温和的讽刺，小说用精致唯美的句子写成，它们是令人愉快的创作。我还看了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电影，包括让·吕克·戈达尔的《中国姑娘》，说实话，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位导演还活着。
所有伟大的作品中，都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新京报：在瘟疫蔓延的时刻，许多文学作品被人们反复谈起，比如《瘟疫年纪事》《鼠疫》《十日谈》《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等，你如何看待文学与灾难之间的关系？那些关于灾难的文学或纪实作品，对人们认识和应对灾难有何帮助？
普克纳：是的，文学在帮助我们处理灾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难，（其实这两者经常难以划清界限）都是如此。原因很简单，我们是通过讲故事来理解世界的。这无疑会再次发生。不过，我注意到，你提到的这些文本，都是在真正的灾难发生很久之后才写的。同样，我认为我们也需要时间，才能讲述好这场危机的故事，无论是通过集体的方式，还是个人的方式。
新京报：你的《文字的力量》谈到许多经典文本对历史的塑造作用，但并没有选择关于灾难的文学作品，如果此书再版，是否会加上一部相关著作？
普克纳：的确，我的书中没有谈到经典的灾难小说。但有趣的是，当我在疫情之下重读这本书时，不禁注意到我所谈论的文本中隐藏着多少灾难。我们可以从吉尔伽美什史诗开始看，这是洪水故事的起源，洪水也发生在《旧约》之中。所以可以说，在《文字的力量》开篇，就写到所有灾难小说的起源。在个人层面，在荷马的《奥德赛》中，奥德修斯也是从一场灾难走向另一场灾难。
事实证明，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所有伟大的作品中，包括我为这本书选择的那些文本（这可能也是P.G.沃德豪斯的作品不能算作伟大文学的原因）。如果我现在来写《文字的力量》，我可能仍然会选择相同的文本进行解读，但我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讨论它们，我会更加关注洪水、冰冻、瘟疫、战争，以及这些文本中的所有其他灾难。
新京报：疫情期间，你有做一些日常记录或者写作什么作品吗？特殊时刻的写作，是否有一种无力感或沉重感？
普克纳：我一直幻想着写日记，但从来没有实施过，不知何故，可能是因为不够自律，到现在也没有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当然，有很多类似日记的关于隔离和封锁的叙述，随处可见，我很惊讶它们是如此的相似。相反，我想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正常的写作上，但很难集中精力，我也试着在自己身上“封锁新闻”，但经常很快就打破了。我确实常常感到无力和沉重。
新京报：瘟疫具有某种神秘性和不可知性，它往往伴随着谣言、恐慌和阴谋论，非理性的言论大有市场，你如何看待瘟疫期间的这种社会心理和言论？
普克纳：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恐惧滋生阴谋。但问题在往更深层次发展，我注意到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是如何像专家一样行事，去阅读新闻报道、统计数据、关于最新药物试验的报告，等等。这让我想起一战和二战期间人们的所作所为，把地图挂在起居室的墙上，移动大头针来调整不断变化的前线，收听最新的新闻战报，似乎要变成对战争发号施令的将军。同样，如今我们都在成为业余的病毒学家，那可能不太理想，但似乎不可避免。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作者：（美）贾雷德·戴蒙德，译者：谢延光，版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
瘟疫如何重塑世界结构和社会人心？
新京报：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等作品，都在谈论人类与瘟疫之间的关系，这是过去被人们忽视的领域，你如何看待瘟疫对人类历史的塑造作用？你认为此次疫情会对世界格局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普克纳：是的，我非常欣赏那些书。这场危机的深层根源是我们的农业、久坐的生活方式，使驯养的动物和人类接近。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所指出的那样，病毒就是这样从动物跳到人类身上，这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几千年前的一个选择的后果。
瘟疫总是带来结构性的变化，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加强了对犹太人的控诉，犹太人被选为替罪羊。由于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瘟疫也带来了新的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改变了世界。从视频会议到在线教学，我们已经瞥见后新冠病毒时代的影子，未来还会有更多变化发生。
新京报：人类面对全球性的疫情危机，所有人的生活节奏都被迫打乱，无数家庭陷入死亡和病痛的阴影之中。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有哪些需要着重反思的问题？
普克纳：从我个人来说，疫情让我觉得死亡比以前想象的要近得多。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都是死于其他原因，例如，我父亲在50多岁时死于一次航海事故。但疫情使死亡更接近了，这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我不太清楚后果会是什么，但我觉得有些事情在发生，只是现在还不能意识到。事实上，你的问题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
新京报：疫情的最终结束，必然要依靠全世界的精诚合作，但目前的国际合作遇到很多阻力，你认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能做些什么？
普克纳：显然，它们需要加强合作，但这很困难。我不想把注意力放在别人应该做什么事情上，而是去思考我能做什么。我希望通过教授世界文学，以及与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对话，来为加强国际合作发挥一点点作用。
人是会讲故事的动物，人类通过故事来理解世界。我关注故事是如何被建构的，并试着去想，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讲述这场新冠病毒的故事。这是我对文学的理解，文学或许会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引导人们看到其他的文明，尽管有时候力量微弱。所以，我们应该一起努力找寻书写故事的方式，来讲述此刻的巨大灾难和人们的焦虑。
作者 | 徐伟
编辑 | 走走 罗东
校对 |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