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06 17:31:50新京报 编辑: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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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博物馆,如何像考古学家一样看懂文物的“门道”?

2020-06-06 17:31:50新京报

跟随国际甲骨文权威学者许进雄破解文物密码,从他的新著《汉字与文物的故事》节选内容,谈作为民生用具和国之重器的鼎,谈古人最诚恳的待客之道,谈中国古代武器的进化,以及如何从俑的发型判断性别,风靡上流社会的马球游戏是怎么回事,等等。

编者按:


随着国内新冠疫情基本被控制住,各地博物馆纷纷开门迎客。博物馆是立体鲜活的历史教科书,在馆中穿梭游览,就如同进入时空隧道,得以窥见人类历史的流徙变迁。然而,面对千百年、甚至数万年前的文物珍宝,如何才能像考古学家一样看懂“门道”,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奥秘、解读出别样的深意呢?


在国际甲骨文权威学者许进雄先生的四卷本《汉字与文物的故事》中,他运用甲骨文和出土文物,深入浅出地解析了众多关于文物和汉字的问题。他曾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和多伦多大学沉潜研究三十年,安大略博物馆收藏了包括甲骨在内的大批中国文物,是中国以外“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十大机构”之一。他个人也被安阳殷墟博物馆评为世界“对甲骨学最有贡献的二十五位学者”之一。


在这套书中,许进雄就像一位博物馆的导览员,为读者解说从石器时代到清代以来的诸多珍贵文物,除了介绍其名称、功能、材质、年代、制造、装饰等信息外,还特别重视文物背后所隐含的生活与社会意义。


本文从书中选取了七个有趣的章节,谈作为民生用具和国之重器的鼎,谈古人最诚恳的待客之道,谈中国古代武器的进化,以及如何从俑的发型判断性别,风靡上流社会的马球游戏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些解说生动新颖,图文并茂,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为读者了解中华古文明的形成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汉字与文物的故事》许进雄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年2月




撰文|许进雄

摘编|徐学勤


一.鼎:是民生用具,也是国之重器


图1.权威的象征:鼎。青铜鼎,高33.9厘米,商,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


鼎是形容有支脚的烧食器,不管其制作的材料是陶土、金属或玉石。陶鼎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已在华北出现,是传统兼为烧煮饭与菜的器具。四千多年前另外设计了支脚而空足的鬲来烧饭后,鼎就成为专门烧菜肴的器具了。鼎本是家家户户都得用的器具,没有象征阶级的意义,但是到了青铜器时代,以铜铸鼎,并作为祭祀鬼神的高贵礼器,鼎就成了贵族才有财力制作的东西,也成为权位的象征。到了周代演变成一种随葬制度,以鼎与簋的数量为品级的标准,国君是九鼎八簋,诸侯及大夫则依次为七鼎六簋、五鼎四簋、三鼎二簋。


鼎在古代还有政治上的作用。传说夏禹治水有功,继舜而为王。诸侯贡献青铜铸成九座大鼎以象征当时所管辖的九州。这九座大鼎就成为国家的象征,改朝换代时也由新领袖来保管。当它们被传至周代时,《左传》记载:宣公三年,楚庄王有意要取代周而为中国的盟主,就向王室官员王孙满问这些宝鼎的大小轻重,显示其国力足以取代。到了汉代又造出传言,说秦始皇在泗水打捞此批传国的宝鼎,结果有龙出现咬断拉曳的绳子,使捞得的鼎再度失去,以应秦国传国不久的命运。


铜鼎尺寸和重量大小相差相当悬殊。迄今所见商代最大的铜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方形,四足,高133厘米,长112厘米,宽79.2厘米而重832.84千克。但小的才10厘米高,重几百克。这么小的东西应当是非实用性的明器

(冥器)


图2:妇好铭饕餮纹青铜扁足方鼎,高42.4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


当使用铜铸鼎时,由于重量比陶制重得多,器表也滚烫,不便空手提起,就在口沿上铸两只对称有孔洞的立耳,以便以竹、木的棍子穿过抬起。陶制鼎较轻,能轻易捧起,所以一般没有提耳。如果要求新奇,也想捏制提耳时,因陶器质料较脆弱,不便设在口沿上,就安置在两旁。有些较轻的鼎也采用此种型式以求变化。对称的提耳大致作方形与圆形两种。讲究的鼎耳装饰有复杂的图纹或形状,大部分商代的铜鼎都装饰有动物形象的图纹,或作侧面的全身形,或作正视的颜面形。但是图2这件鼎圆耳素面无饰,器身的主要部分是在细方回纹的背景上,施以宽边的联结己字纹。这是在后代较为多见,但在商代却很罕见的形式。口缘下的颈部才饰以晚商典型的侧身龙纹。陶鼎由于成形的方便多做成圆形,铜铸的倒是可以做成方形,故商代也有较少量的方鼎。陶鼎也有受此影响而塑造成方形的。总的来说,各种器类的方形数量较少,而且消失也较早。可能是方形器的角棱较易受碰触而毁损吧。 


早期的鼎都无盖子,春秋之后附盖子的铜鼎愈来愈多,这可能与鼎兼为陈列之器有关,基于卫生与保温的考虑。同时有些小鼎带盖与流以盛酱醋,是考究美味的表现。鼎在汉代之后消失,大致是因这个时代大量架设立体灶,鼎的支足成为多余,故又恢复8000年前的锅子形状。


二.最诚恳的待客之道,请用觥洗手


图3.鹿头盖青铜觥,高20.3厘米,长26.5厘米,商晚期,约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3这种有流而如舟形的容器,都带有动物头形的盖子,其铭文从来没有确切说明自身器名。起初学者以其器形与自名为“匜”的一种青铜器非常相近,故名之为匜。但之后可能因有的铭文自称为“尊彝”,认为其可能是祭祀时的盛酒器,而不是盥洗器,在《经诗·周南·卷耳》有“我姑酌彼兕觥”之句,故现在学界就通称之为觥。


这件有觥的典型形制,器口一端有斜伸的宽流,另一端为圈孔的把手,容器本体的剖面为椭圆形,下有圈足。别形或为直鋬

(鋬:器物侧边供手提拿的部分)

,或无鋬,足或作方形,或支脚。此器盖的前端作鹿头形,其两角作平行的肉茎状,是长角脱落后的形象,大致是古代中国广大区域常见的梅氏麋鹿。盖子的后端有两个高突的半圆形耳朵,推测其装饰的形象是老虎。


觥的特点是器身密布花纹,这个觥也不例外,其器身的主要纹饰是一组非常罕见的花纹。兽面或饕餮纹是商代常见的纹饰,可以看成是由两只侧面的动物组成。组成的动物以虎、牛最为常见,但此件却以侧身的象与梅氏麋鹿的耳朵和角茎构成。构形非常巧妙而有创意。


以几种动物的特殊形象来组合成另一虚拟的动物形象,可以说是觥形器的一大特色。从形制看,觥有宽流,毫无疑问是为了倾倒液态东西而设,但可能是水而非一般所认为的酒。甲骨文有一个字,作一个有鋬的曲形容器倾倒液体进入另一个盘皿之状:,此器或以双手操作:。从字形看,明显就是“觥”的写生。铜觥经常重七八千克,不用双手就难以把握,也符合字形作双手的必要。商代不以盘皿饮酒,故倾倒进的应该是水。


商代酒器种类繁多,有流的爵与盉数量已非常多,而盘却没有与之相配使用的水器。中国在汉代以前,用手进食,并不以筷子,故吃饭之前最好先洗手。《仪礼·公食大夫礼》在安排宴客的器具时,“小臣具盘匜,在东堂下”,也要陈设盥洗的匜与盘。《礼记·内则》更叙述其操作为“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年轻人双手捧着盘,年长的人双手持匜倒水,请客人洗手,然后又奉上手巾擦干。这是最诚恳的待客之道。

 

图4.铜匜高13.4厘米,口长19.4厘米,宽18.10厘米,盘高12.8厘米,口径41.6厘米,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


出土文物也有盘与匜成套放置的,如图4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的匜与盘。匜的铭文也有“为姜乘盘匜”的字句。显然盘与匜配套使用由来已久。商代晚期铜盘的数量不少,不应没有与之配套的盛水器。除了没有盖子,匜与觥器形相同。没有盖子并不影响倒水的动作,有盖子反而是个累赘,很可能这就是后来匜都不铸盖子的主要原因。


有人认为觥也使用于祭祀的场面,故不会是盥洗之器。这个理由恐怕不够有力。鬼神是人所创造的,反映人世间的价值和习惯。人既然用手吃饭,饭前要洗手,鬼神应该也不例外。记得台湾地区民间供奉某些女性的神,如床头娘娘、七夕娘娘等,除一般的食品外,还要陈放毛巾、水盆及胭脂等。可见盥洗之具也非绝不能出现于敬神的场合。战国以后贵族逐渐不再施行沃盥的礼节,汉代又流行使用筷子,故配套使用的匜与盘就渐渐消失了。

 

图5.龙形青铜觥,商,长43厘米,宽13.4厘米,山西石楼出土。

 

图6.青铜觥,高23.5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三.甲骨文“戈”字与武器的进化


竞争是自然界成员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人类为了获取食物,维持生存,必须与动物争斗。野兽虽有锐利的爪牙、强壮的身躯,但人类可以借助他物以防御自己、攻击野兽。所以在长久的斗争中,人类终于成为胜利者,使野兽失去反抗的能力。人类还驯养了一些野生动物作为家畜,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人类在征服其他的生物以后,也因为想抢夺有限的自然资源,而无法避免与自己的同类争斗。


甲骨文“兵”,双手拿着长柄的斧斤工具状。 


人与野兽因为智力相差悬殊,不必创造太过精良的武器就可以解决它们。任何有足够重量、有棱角,足以造成杀伤力的工具,只要方便取得,都可以成为武器,不必为捕杀某种兽类而特别设计。所以甲骨文的“兵”字,就作双手拿着长柄的斧斤工具状。但是到了人与人战争的时代,日常工具无法胜任理想的格斗武器,因此就开始研究用最有效的材料,针对人体的弱点,设计专为杀人的武器,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图7.专为杀人而造的戈。上:长21.8厘米,宽6.8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中:长22.8厘米,宽9.4厘米,西周,公元前11~公元前9世纪;下:长30.4厘米,宽12.2厘米,战国,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


图7所示的三件戈,基本器形一样,都是装在木柄上使用的。商代装木柄的武器约可分成为两类:一类是源自远古传统的工具,主要取自不同的石斧形状;另一类是专为杀人设计的新形状的戈。戈有细长的刃部,利用挥舞的力量,以刀尖穿刺人的颈部,或以锐利刃部拉割脆弱的颈部以达杀敌的目的。甲骨文的“戈”字,即作一把装在木柄上的细长刃武器形状。


甲骨文“戈”,一把装在木柄上的细长刃武器。


短木柄的戈大致有80厘米长,而车上使用的就得超过3米,秦俑坑中木柄最长的是3.82米。戈可以说是一种利用铜材的坚韧、锐利特性而发展出来的武器,它不像斧钺的攻击依赖重量,是铜被普遍使用以前所未见过的形式。虽然商代也出现有石、玉制作的戈,但都很薄弱,而且制造的时代并不早于青铜戈,主要是作为代表权位的仪仗,不是实用的武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铜戈是针对人类新设计的武器,是战争升级、国家兴起的一种象征。


为了能有更大的杀伤力,武器就要不断加以改良。戈的形制可以分为三部分:伤人刃部的“援”,绑柄的“内”,以及中间凸出的“格”。图7最上一件代表最早期戈的形制,只有下边的刃锐利,可以劈勾敌人。中间的戈代表改良的形式,把刃部加长而弯到木柄的一边成为“胡”,使刃部的长度、攻击角度增加,以人的颈与肩部为攻击的目标,用来对付保护头部的头盔。同时为了要增加铜戈缠绕于木柄的强度,就在戈的“胡”上铸造穿孔,以便使绳索捆缚牢固,并把木柄做成椭圆形以方便手指的掌握。最下一件代表最晚的形式,“援”窄细以增加穿透力、“胡”更加长,以扩大攻击的范围,“内”铸成钩的形状以备一击不中时再度以锐利的“内”回勾。反观源自工具的钺、戚、斧等类,就没有相应的变化,这反映了它们在各自的功能上实用与非实用的考虑。

 

甲骨文“伐”,以戈砍击一人颈部。 

 

甲骨文“戒”,双手紧握着戈以备战的样子。


在商代,由于戈是兵士作战的主要装备,所以很多以“戈”为组成构件的字,含义就与作战有关。如“伐”字,作以戈砍击一人颈部的形状,“戒”字:一边成为“胡”,使刃部的长度、攻击角度增加,以人的颈与肩部为攻击的目标,用来对付保护头部的头盔。同时为了要增加铜戈缠绕于木柄的强度,就在戈的“胡”上铸造穿孔,以便使绳索捆缚牢固,并把木柄做成椭圆形以方便手指的掌握。最下一件代表最晚的形式,“援”窄细以增加穿透力、“胡”更加长,以扩大攻击的范围,“内”铸成钩的形状以备一击不中时再度以锐利的“内”回勾。反观源自工具的钺、戚、斧等类,就没有相应的变化,这反映了它们在各自的功能上实用与非实用的考虑。,则作双手紧握着戈以备战的样子。而以取形自他种用途的斧、钺、戚、戊、戌、我、义等字或组合的字,就用以表达他种与战斗无关的含义。


图8.青铜钩内戟,长34厘米,宽28厘米,战国中期,约公元前4世纪。


图9.三角援青铜戈,长20.5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四.古人使用的枕头是硬的?

 

图10. 充满童趣卧床男孩瓷枕,长30厘米,宽11.8厘米,高18.3厘米。北宋,公元10~12世纪


图10中的这件瓷枕是宋代有名的定窑白瓷,除底部素胎,通体施白釉。塑造一个男孩以左臂支撑着头,右手在左臂之下而持拿有丝穗的绣球。上身长袍加外罩,下身长裤,两足翘起,穿软鞋而伏卧在有雕饰的床上的样子。面容带笑,胖嘟嘟的稚气模样,令人喜爱。其造型含有人们生育男孩的愿望。陶枕常见装饰有男孩手持莲叶的图案,通过谐音的隐喻,含有“连子”之意,即世代有男性子孙的希望。或更有一只鸭在男孩之旁

(图11)

,鸭子谐甲的音,即含有“子连甲”,希望子孙接连登上进士的榜甲。


图11.磁州窑白地褐彩戏荷鸭纹长方形枕,长28厘米,宽16.5厘米,高12.5厘米,河北磁县出土,磁州窑博物馆藏


陶枕通常做成中空但有平面可以支撑头颅的形状,且都开有孔洞。一来为了使枕箱里的热空气从开孔排出,保持清凉;二是为了防止热空气膨胀而爆裂枕头。陶枕的形状基本有两种:一是各种变化的箱匣形,可以设计成规矩或不规矩的方、圆、多角、花瓣、银锭、扇面等;另一种是人物的赋形,常见虎、豹、熊、兔、象、狮、牛等动物形,以及卧婴、妇女等,甚至楼阁戏棚。


枕头是关系到能否安眠的重要器具,各民族都有制作。枕具的材料大都属于易于腐朽一类的布帛、木竹、谷屑等物质,难于在地下保存千年之久,所以不容易确定何时出现专用的枕头。从《诗经·葛生》“角枕粲兮,锦衾烂兮”、《诗经·泽陂》中的“寤寐无为,辗转伏枕”,可知西周时代的人们已习惯于伏枕睡觉。湖北荆门包山一号墓出土了战国时代镶嵌骨条的框形座竹木枕,算是可确定为枕头的较早实物。公元前122年南越王墓中的丝囊珍珠枕则是另一形式的较早实物。


图12.上釉的硬陶及瓦陶枕头,最长40厘米。北宋至金,公元11至13世纪早期。


图13.绞胎瓷枕,高7.7厘米,长×宽:14.7厘米×10厘米。唐墓出土,公元618~907年


枕头太软就失去其支撑头部的功用,太硬又不舒服。陶质坚硬,并不是理想的制作枕头的材料。又由于陶枕多见于隋唐以来的墓葬中,所以有人认为它们是随葬的器具,不是日常的使用物。但北宋晚期张耒有《谢黄师是惠碧瓷枕》诗云:“巩人做枕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以此看来,瓷枕也是实用器。瓷的性质清凉,不是寒冬宜用的东西,倒是消暑的凉物,所以应该是夏令的寝具。因此常见装饰夏季的图案,如莲池、荷叶、树荫下读书等。为了旅行的方便,还烧造了可以放置于行囊中,短于十厘米的小型陶枕。枕头之所以使用瓷来烧造,最大的原因恐怕就是其清凉的触感,如果在冬天,大概就要覆盖他物。


古人认为,枕头除了垫首或按脉、垫足以外,还可有其他的作用。《新唐书·五行志》载有“韦后妹尝为豹头枕以避邪,白泽枕以避魅,伏熊枕以宜男”,认为枕头有驱邪或促使生育男孩的作用。西汉中山王刘胜墓中的鎏金铜枕,两端铸有某种驱邪的兽头。汉代常见于坟墓前刻绘星座、龙虎图案,或于陶器绘道家灵符禁咒以驱邪。也许以陶模造虎豹形象更为容易,所以隋唐时代


开始以陶瓷枕随葬。两宋为陶瓷枕烧造的兴盛期,传世品甚多。


图14.三彩黑地枕,高9.9厘米,面长×宽:35厘米×14.8厘米。宋,公元10~13世纪


五.如何从俑的发型判断性别?


商代的大墓,偶尔也有人形的雕塑,如加上手梏的奴仆陶塑、裸体或盛装的玉雕人像等,它们到底是死者喜爱的艺术品,还是打算带到来世服务的侍从,难以肯定。但是像图15中这一件,从出土地点与衣着的式样推论,肯定是带去来世服务的奴佣俑了。


图15.宛如真人宫廷奴仆的塑像。彩绘灰陶跽坐俑,高65厘米,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


图15这个跽坐俑梳发为髻而垂于脑后,里面穿着厚内衣,外罩了一件轻薄的交襟长袍,双手半握拳置于腿上,双膝跪坐。此人表情严肃,头略为前倾,眼睛微张而垂视,嘴唇紧闭,面目清秀,留有胡须的墨迹

(也许是种误会)

,是一位年轻人的塑像。从此人拘谨的形态及表情可以想见其身份是宫中的奴仆,还带有诚惶诚恐的心情。


与这件同时出土的陶器,上有“大厩”“小厩”的铭文,可以推测这个陪葬坑象征宫廷的马厩,而这个陶俑是厩中的养马人。这件陶俑的捏塑技巧高超,刀法细腻,比例匀称。根据描述,原有鲜艳的彩绘,可惜出土后保存不良,色彩都已剥落,从照片已难看出痕迹。


秦始皇陵所出土的陶俑的艺术手法都非常高超,像图中所示的这一件就连头发都一根一根地清晰刻画出来了,衣服的褶皱,甚至指甲,也都一丝不苟地据实呈现,让人感受到了工匠对艺术表现的执着与认真。


图16.舞队陶俑,高5厘米,山西长治出土。战国,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山西博物院藏。制作朴拙,各有姿态。


古代成年人的发型,男性大都把发髻盘在头顶上,而妇女则将整把头发束于脑后,后来也有盘到头顶梳成复杂形式的。这件陶俑要不是有残留胡须墨迹的描写,笔者一定把它当作女性看待。近日报告附近出土了同样发型的陶俑,两脚平伸而坐,双手前伸有所动作的样子。其姿势与云南铜鼓上的织布女工塑像非常相似,很可能是在表现织布工坊里的织工形象。织布是女性的工作,所以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件俑是在表现女性。


图17.灰陶将军俑,高196厘米,兵马俑2号坑出土。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


随葬物品起初用的是实用器,人殉也不例外。后来为了节省费用才以较小或较为便宜的材料制作。但人是没有办法以较便宜的材料制作的,所以西周以来,人殉的数量虽减少了,但没有替代物。孔子有“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言论,但是目前尚不能证实之前的时代有以俑随葬的习俗。可以当作证据的是为数不多的战国时代的楚国木俑。秦始皇大量以真人尺寸的陶塑物随葬,如果以事物演化的常规去看,应该有其模仿的对象,或许在尺寸缩小的楚国木俑之前,已存在真人尺寸的木俑,只是因为地下条件不易保存,所以没有见到出土物。


六.风靡上流社会的马球游戏

 

图18. 玉鞍初跨柳腰柔马球女骑俑。三彩铅釉瓦陶马球女骑俑,长34.2厘米,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唐,约公元695~公元715年。


图18中的这件陶俑很真实地捕捉了一位女士骑在马上玩马球的瞬间动态。马的四蹄跳跃起来,前两脚极度前伸,后两脚则大力往后蹬,首与颈则稍倾向左边,微微张口吸气,即将左转弯的样子。而马上的人,从所扎头巾显现的两股高尖的形式,可以推断她是一位妇女,梳的可能是惊鹄髻,那是将头发拢至头顶,编梳成左右两股,好像是鸟受惊吓,扬起两翼而欲飞离的样子。这是在贵族社交圈中流行的发型,其形象见于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的石椁线刻。此女面容姣好,丰腴而不胖,身穿圆领窄长袖的长袍,下身穿长裤,脚穿皮鞋。身躯向右略微倾斜,两眼下视,右手握拳举起,似要下击之状,握拳中有一孔,应是已腐烂掉的球棍。左手弯曲下垂在马的左旁,似乎在控制缰绳要让马匹左转的样子。从马与人的姿势看,应是打马球的动作。


这件陶器除了胎色的透明白色以外,釉彩还显现有绿与褐两色,这是以铅的氧化物作为助熔剂的铅釉三彩陶的特征。人与马的塑造都非常真实而优美,色调的搭配也相当自然而有活力,烧造时釉彩的流动也控制得恰到好处。不要说玩马球的陶俑已非常罕见,就只看整个塑像造型的明朗、釉彩的完美,就足以列入最佳陶塑之行列。三彩陶俑的烧造始于唐高宗时,开元年间最盛,安禄山之乱以后几乎就见不到了。这件精品最可能是极盛时期的作品。


图19.马球群俑,通高30~33.5厘米,陕西西安出土。墓主人死于如意元年(公元692年),时年才16岁。


马在中国是权贵的宠物,因价格昂贵、训练不易,乘坐马车已不容易,更不用说骑在马背上。所以东汉晚期以来,贵族们已以牛车代步。骑马奔跑是相当惊险、激烈的运动。马球需要在马上弯腰持棍打球进门洞,强健的体格、优良的骑术、敏捷的身手、灵活的脑筋,都是玩马球的必要条件,不是一般男性所能具有的素质。这位女性竟能从容参与,一定经过相当的努力,令人由衷佩服。五代时蜀国花蕊夫人的诗有如下的句子:“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正好可以借来形容这位女性。


中国的马不骏逸,骑马术也是和游牧民族接触以后才兴起的,所以马球肯定是外来的运动项目。至于它传到中国的时间,公元3世纪曹植所写的《名都篇》中有“连骑击鞠”,有人认为“很多骑马者在打球”就是在玩马球。不过较具体的描述要等到唐代才有。马球发源于今日为伊朗的波斯,应该经陆路传进来,但具体的路线已难考究。


唐代马球比赛的球门分单门与双门两种形式。单门的比赛比较简单,以各队打进球门的数量多寡分胜负。双门则较需要技巧,共同追逐一个球,以攻进对方球门为胜利。《封氏闻见记》记载了唐中宗命令儿子临淄王、嗣虢王,驸马杨慎交以及武延秀四人与吐蕃使臣十个人比赛而得胜的故事,可见当时的高级贵族如何普遍喜爱和精于这种游戏。


七.甲骨文的“安”字,隐藏着对女性的限制?

 

图20. 彩绘釉陶妇女骑俑,高37.3厘米,长26厘米,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约公元664年


图20所示这件妇女骑马俑,马的全身涂黄釉加上彩绘,而妇女却只有涂白衣加彩绘,这是因为脸部如果施釉彩,将太过光亮而失去真实感。这匹马四足直立在一块矩形板上,如此才能安稳地放置在地板上。马俯首而立,看起来受过良好的训练,非常驯服,要等待主人坐稳了,下了前进的命令以后才会有所行动。马的鬃毛、四蹄、口唇部分都涂上红彩,臀部则画点点红斑。鞍头涂黑色,鞍下的毯子黑、红颜色的图案和花边也都画出来了,马头、胸上、背上也画上黑色羁络。马上的妇女面目清秀,有大眼睛、浓眉毛、挺直的鼻子、朱色的小嘴唇,头戴黑色宽边帷帽,帽子系有宽丝巾,交互捆缚于颔下,并围绕着脖子。身穿白色窄长袖短衫,外罩宽花边短襦,下身着白色长裙,裙下露出黑色的皮鞋。右手下垂,左手则前倾微举而握拳,看来像是握着辔绳的样子。这位妇女神态安详自若,很有教养的样子,如果不是贵妇人,也一定是生活在富贵环境里的人。


图21.彩绘瓦陶女侍骑俑,最高27.7厘米。唐,约公元725~公元750年。


马是户外活动的用具,这位妇女的面孔不遮盖,表示贵族妇女可以外出活动,而且不在乎她的身份被知晓。唐代的陶俑出现很多类似这位妇女骑马的形象,有些连帽子也不戴

(见图21)

,有些穿着男子的服式,比赛马球。当时有一位寒山和尚,写诗描写妇女的形象:“逢见一群女,端正容貌美。头戴蜀样花,燕脂涂粉腻。金钏镂银朵,罗衣绯红紫。朱颜类神仙,香带氛氲气。”这说明妇女可以成群结队大方地参加庙会、赏花等拥挤的聚会,显示当时社会容许妇女参与公众的活动,她们享有相当的自由及自主性。


图22.彩绘帷帽女骑陶俑,高45厘米。唐,公元618~公元905年。


汉代的陶俑虽也有妇女的形象,但主要是服侍主人的奴仆,或娱乐宾客的乐伎,她们的活动被限定在室内。就算有时候也可以到户外,但那是由于地位低,不用考虑名节,所以可以不计较。一般良家妇女就不容许了,所以也就看不到她们从事户外活动的形象。


图23.三彩釉白陶妇女俑,最高42.8厘米。唐,公元8世纪早期。


中国自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妇女的地位不但愈益低下,行动也被限定在室内。从《礼记·内则》所叙述汉代的教育内容就可以看出端倪。男孩子八岁就可以出入门户,十岁寄宿于外学习读书识字。但是女孩子十岁就不能出门,在家学习烧饭纺织,侍奉长辈;出嫁后也一

样要守在家里。甲骨文的“安”字,作一位女性在家中安坐的样子。意思是女性在家中才安全,外出就容易遭受侵犯。


甲骨文“安”,一位女性在家中安坐的样子。


而“冗”字,是一个男性在家中的样子,意思却是有空闲。因为男人需要在屋外工作,回到家里就是要休息了。至于为什么汉代以后妇女的行动较不受拘束,应该与外族统治有关。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妇女无可避免地需要旅行,暴露形象的机会多,限制也自然比较少。


撰文 许进雄

编辑 徐伟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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