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9 18:20:14新京报 编辑: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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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物语⑪ | 陈平原:“五方杂处”说北京

2020-06-29 18:20:14新京报

第11期“京华物语”,我们从学者陈平原的《记忆北京》中摘选一文,他在文中趣说北京的历史文化与文学想象,以及为何自己不“逃离北京”。作为文学史家,他从关于北京的文字与图像描述中寻找到北京令人着迷的理由。

编者按:


前10期“京华物语”栏目,我们将目光聚焦于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北京城,谈到它的历史沿革、建筑风貌、人文习俗、帝王生活等等,本期我们再次回到现实中的北京,节选了学者陈平原在《记忆北京》中的一篇《“五方杂处”说北京》。此文撰写于新世纪初期,作为从广东“北漂”到北京的学者,他当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一门“北京文化研究”的选修课,此文在课程开场白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他在文中趣说北京的历史文化与文学想象,以及自己为何不“逃离北京”。作为文学史家,陈平原教授从关于北京的文字与图像描述中寻找到北京令人着迷的理由,除了名胜古迹、民俗风情、风味小吃之外,北京还有更多令人难以割舍的文化认同。


本文经出版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刊发。





 

《记忆北京》陈平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5月


一、 为什么是北京?


在我心目中,毫无疑问,“北京研究”将成为中国学界的热门话题。会有这样的“大书”出现,但非我所能为。故此处只能“小引”,不敢“导论”,更谈不上“正文”。这样一来,我的任务很简单,那就是引起诸位的兴趣,然后全身而退,等待着观看后来者的精彩表演。意识到的历史责任与实际能力之间存在太大的差距,这种痛苦,非几句自嘲所能掩盖。就好像古语说的,挟泰山以超北海,不能,非不为也。十年后,你再读我这篇“小引”,很可能会讥笑其“太不专业”。


正因为不是专业著述,不妨从琐碎处讲起。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市民生活还比较艰难,市场上没有活鱼,洗澡也很麻烦。不断有人劝我回广州工作,那里的生活明显舒适多了。别看北京城市规模很大,现在整天谈论如何成为国际性大都市,但很长时间里,在上海人、广州人看来,此地乃“都市里的村庄”。你问我,为什么舍不得离开北京?报刊、电视上,常有名人谈论选择杭州、深圳、广州或上海居住的十大理由,北京呢?我还没见到过标准答案。说天安门,有些硬,太政治化了,像是60年代中学生的口吻;说琉璃厂,又有点酸,太书生气了,搁在30年代悠闲的大学教授口里还差不多。


几年前,曾建议朋友以“天安门”为题,将都市建筑、历史陈述、政治符码、文学想象等掺和在一块,做一综合论述。后来读耶鲁大学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教授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感觉上不是很过瘾。只讨论康有为、鲁迅、瞿秋白、徐志摩、沈从文、老舍、丁玲等人的作品,借以剖析其心路历程,没将“天安门”作为主角来认真经营,实在有点可惜。天安门既是阅尽人间沧桑的独特视角,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和历史的象征,本身便应该是历史与审美的对象。


至于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博采诗文笔记,借以呈现“北京数百年来旧书业的全貌”,是很有用的资料集。可所选资料不及于新文化人,且以书业兴衰为关注点,未免忽略了诸如鲁迅的寻碑、钱玄同的购书、郑振铎的访笺等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讨论作为“文学场”

(Literary Field)

的北京,琉璃厂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说开去了,我还是没讲清楚为什么喜欢北京。专业研究那是以后的事情,不会是因为课题需要而选择居住地,只能是相反。那就说是因为圆明园、颐和园、故宫、长城吧,可这些都是旅游胜地,几年走一遭就足够了,何必整日厮守?实在要给出一个答案,我就说:喜欢北京冬天的清晨。


北京帽儿胡同。


人常说第一印象很重要,决定你对此人此物此情此景的基本判断。我没那么坚定的立场,不过,时至今日,还是清楚地记得二十年前初春的那个清晨,大约是6点,天还没亮,街灯昏黄,披着借来的军大衣,步出火车站,见识我想念已久的北京。你问我第一印象是什么,那就是空气里有一股焦煳味,很特别。大约是凛冽的北风,干冷的空气,家家户户煤炉的呼吸,热腾腾的豆浆、油条,再加上不时掠过的汽车尾气,搅拌而成的。此后,也有过多次凌晨赶路的经验,如果是冬天,深感北京破晓时分所蕴含的力量、神秘与尊严。这种混合着肃穆、端庄、大度与混乱的“北京气象”,令人过目不忘。


今天生活在北京的人,如果到过德国、法国,或者到江浙一带转一圈,很少再有胆量夸耀北京的天色特别蓝。今日的北京,有很多值得夸耀的地方,唯独空气质量不敢恭维,起码沙尘暴的袭击便让人胆战心惊。


为什么是北京,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不成问题。住了这么多年,有感情了,就好像生于斯长于斯,没什么道理好讲。当初只是凭直感,觉得这城市值得留恋。久而久之,由喜欢而留意,由留意而品味,由茶余酒后的鉴赏而正儿八经地研究。


在北京居住十年后,我一时心血来潮,写了则短文《“北京学”》,题目挺吓人的,不过是打了引号的。大意是说,近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刊印的明清文人关于北京史地风物的书不好销,而京味小说、旧京照片、胡同游、北京缩微景观等却很受欢迎。可见“北京热”主要局限于旅游业和文学圈,学界对此不太关心。为什么?很可能是因为北京学者大都眼界开阔,更愿意站在天安门,放眼全世界。上海学者关注上海的历史与文化,广州学者也对岭南文化情有独钟,而北京学者更希望谈论的是中国与世界,因此,有意无意间,遗漏了脚下同样精彩纷呈的北京城。


常听北京人说,这北京,可不是一般的大城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种深入骨髓的首都

(以前叫“帝京”)

意识,凸显了北京人政治上的唯我独尊,可也削弱了这座城市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竞争力。首都的政治定性,压倒了北京城市功能及风貌的展示,世人喜欢从国家命运的大处着眼,而忘记了北京同时还应该是一座极具魅力的现代大都市,实在有点可惜。对于自己长期生活的城市没有强烈的认同感,这可不是好事情。上海学者研究上海,那是天经地义;北京学者研究北京,则似乎是地方课题,缺乏普遍意义,低一档次。其实,作为曾经是或即将成为的国际性大都市,北京值得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认真对待。不管是历史考古、文学想象还是现实规划,北京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题目。


文章发表后,不断有人催问,希望拜读我的“北京学”研究成果。说来惭愧,虽然一直在收集资料,不过有一搭没一搭,并未真正用心。像这样的大题目,三心二意是做不好的。原来的计划是,退休以后,假如还住在北京,那时我才全力以赴。之所以改变主意,现在就谈北京,一是由于学生的再三催促;二是明白自己其实只能打打边鼓,当当啦啦队;三是北京变化太快,曾经让许多文化人梦魂萦绕的“老北京”,很快就会从地平线上消失。与其日后整天泡图书馆、博物馆阅读相关图像与文字,不如邀请年轻的朋友提前进入现场,获得若干鲜活的感觉,即便日后不专门从事北京研究,起码也保留一份温馨的记忆。


二、 作为旅游手册的北京


在当今中国,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一时还没有受到严峻的挑战。其实,北京的优势还在于其旅游资源极为丰厚——这可不只是面子问题,更直接牵涉文化形象与经济实力。谈论北京,不妨就从这最为世俗而又最具魅力的侧面说起。


对于一个观光城市来说,旅游手册的编撰至关重要,因那是城市的名片,决定了潜在游客的第一印象。对于初到北京的人来说,街头以及书店里随处摆放着的中外文旅游手册,制约着其阅读北京的方式。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这种不合时宜的思路,在商品经济时代,几无立足之地。广而告之,深恐“养在深闺无人识”,这种推销方式,不要说旅游局,就连各级政府官员,也都驾轻就熟。现在全都明白过来了,发展号称“绿色经济”的旅游业,需要大造声势。同样是做广告,也有高低雅俗之分。所谓“雅”,不是文绉绉,而是切合对象的身份。诸位上街看看,关于北京的众多旅游读物,有与这座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国际性大都市相匹配的吗?不要小看这些实用性读物,此乃一城市文化品位的标志。

 

北京颁赏胡同


这些年,利用开会或讲学的机会,拜访过不少国外的著名城市。只要稍有闲暇,我都会像在图书馆读书一样,认真阅读一座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转化成时尚术语,便是将城市作为“文本”来解读。用脚、用眼、用鼻子和舌头,感觉一座城市,了解其历史与文化、风土与人情,是一件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纯属个人享受的业余爱好。我相信,很多人有这种雅趣。不只是到处走走、看看,也希望通过阅读相关资料,提高旅游的“知识含量”。这时候,旅游手册的好坏,变得至关重要。


十年前,客居东京时,我对其历史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不时按图索骥,靠的是东京都历史教育研究会集合众多学者共同撰写的《东京都历史散步》

(三册,东京:山川出版社,1992年)

。去年7月、8月间,有幸在伦敦大学访学,闲暇时,常踏勘这座旅游业对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极高的国际性大都市。书店里到处都是关于伦敦的书籍,少说也有近百种,真的是琳琅满目。随着对这座城市的了解日渐深入,顾客很可能从一般介绍过渡到专业著述;而这,尽可左挑右拣,“总有一款适合您”。在我所选购的几种读物中,最欣赏的当数迈克尔·李普曼

(Michael Leapman)

主编的《目击者旅行向导》

(Eyewitness Travel Guides)

丛书本《伦敦》

(London,London: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2000)

,因其含有大量历史、宗教、建筑、艺术等专门知识。尽管英文半通不通,依旧读得津津有味,因此书编印得实在精彩。而且,日后好些活动,都是因为这一阅读而引起。


不经意间,在手头这册精彩的《伦敦》封底,发现一行小字:Printed in China

(中国印刷)

,不禁大发感慨,为什么在北京就没有见到过这样既实用又有学问,还装帧精美的旅游书?当然,主要不在印刷质量,而在编纂水平。坦白地说,即便不说文化传播,单从商业运营的角度,北京的“自我推销”,也说不上出色。国外大都市的旅游手册,你翻翻作者介绍,撰稿者不乏专家学者,且多有相关著述垫底。虽是大众读物,却很有专业水准。但在中国,旅游局不会请大学教授编写旅游手册,而如果我写出一本供旅游者阅读的关于北京的书,在大学里很可能传为笑柄。说句玩笑话,如果我当北京市旅游局长,第一件事,便是组织专家,编写出几种适应不同层次读者需求的图文并茂的旅游手册。我相信,这对于提高北京的文化形象以及游客的观赏水平,会大有帮助的。


单有大部头的《北京通史》,或以文字为主的《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北京文化综览》《古今北京》等,还远远不够。因为以上著作,根本无法携带上路。而若干“生活手册”,又未免过于直白,缺乏历史文化韵味。既要实用,又要有文化,将游览与求知结合起来,不是轻而易举的小事。199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重印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

(1935年)

,让你感到惊讶的是,这册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书,还比今天的许多同类读物精彩。没有好东西,再吆喝也没用;而像北京这样历史文化底蕴极为丰厚的城市,没能让初见者“惊艳”,实在不应该。之所以再三强调包括四合院在内的“历史文化”,而不是摩天大楼等现代建筑,就因为作为至今仍焕发青春的八百年古都,北京独一无二的魅力在此。


日本学者木之内诚曾编著《上海历史导游地图》

(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年)

,借助“地图编”与“解说编”,再加上野泽俊敬执笔的“上海近代史年表”,将上海一百五十年历史呈现给读者。即便对于像我这样苛刻的专业研究者,此书仍很有用。需要查找晚清以降发生在上海的某重要事件或学校、报馆、医院的所在地,此书能帮你手到擒来。很惭愧,做这种书的,不是中国的学者和出版家;至于对象,也不是历史文化遗迹远比上海丰富的北京。曾在不同场合煽风点火,希望有人步木之内诚先生后尘,为北京编著《历史导游地图》,可惜至今没人接这个茬。


景阳胡同


容易与旅游结盟的,一是历史,二是文学。借旅游触摸历史或感悟文学,也算是当代都市人忙里偷闲驰骋想象的一种技巧。见识过“沈从文湘西之旅”或“老舍北京之旅”的计划,再拜读以下两种书籍,说不定能让你茅塞顿开:原来文学竟如此有用!伊恩·坎宁安

(Ian Cunningham)

编纂的《作家的伦敦》

(Writers’ London,London:Prion Books Limited,2001)

,按伦敦街区的划分,依次介绍曾经居住在此的著名作家,连带引录若干短小的精彩篇章,让旅游者得以沿途吟咏。马尔坎·布莱德贝里

(Malcolm Bradbury)

的《文学地图》

(台北:昭明出版社,2000年)

则在“引言”里称,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能成为旅游指南。因此,此书采用活泼生动的笔调,“探索从中世纪以来,存在于作家与作品,还有景物、城市、岛屿、大陆之间,许许多多不同的关联”。“它着眼于文学中显在或隐藏的地图,无论是过去的或现在的,现实的或想象的。作家与作品和地方与景物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结,而在小说的脉络或文学的盛世中,我们可以捕捉到某个城镇或地区风貌。”从但丁的世界,乔叟时的英国,一直说到柏林墙倒塌后的世界文学风貌,作者的野心够大的。看看乔伊斯时的都柏林或者众多作家笔下的好莱坞,确实有趣。可更有趣的是,你可以读到“孟买的梦想家”,也可观赏“日本:大地之灵的国度”,可就是找不到任何关于中国文学的踪迹。这样也好,与其用五千字的篇幅来描述从屈原到鲁迅的中国文学

(就好像谈论日本文学之从《源氏物语》说起)

——还得兼及地图的功能,真的不如暂时空缺。不过,你也得承认,这种将文学史与旅游指南结合起来的叙述方式,也算是一种有趣的尝试。


三、 作为乡邦文献的北京


常见这样的报道,说某某人读书很刻苦,居京二三十年,从没去过故宫、颐和园和八达岭长城。自然科学家不好说,但如果是人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家,不说有问题,也是很遗憾。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连本地的名胜古迹你都没兴趣,历史感和想象力必定大打折扣,心灵也容易流于干枯。你可以边走边骂,这地方怎么这么脏这么乱,这样陈列如何没文化、没品位;但你还是得走,得看,得游览。一句话,如果长住北京的话,你最好对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状感兴趣。作为现代都市人,我们目睹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中众多成功的考古发掘,这固然激动人心,但并非每个人都能介入。因此,我更看重都市里私人性质的、“爱美的”

(amateur)

“田野调查”——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脚步,用你的学识,用你的趣味,体会这座即将变得面目全非的城市。


不但到处走,到处看,最好还业余做点研究,那样的话,生活会变得更有趣些。有心人满眼都是“风景”,到处都有值得访问的“古迹”——尤其在八百年古都北京,不难流连忘返。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已经让很多古迹销声匿迹,或者移步变形。现在看,还有点样子;再过十年,只有到图书馆和博物馆里看展览翻文献了。最多也就在原址竖一小块标志牌,供有心人凭吊。在东京时,我走访过芥川龙之介的出生地,那里有一小牌;也查找过小林多喜二被关押并杀害的警察局,那里也是同样的标记。二者都在高楼底下,马路旁边,如不是特意留心,且有书籍指引,根本看不出来。好不容易在东京大学见到比较像样的“朱舜水终焉之地”碑,周围还算宽敞,可以从容瞻仰;可仔细一看,此碑也是移动过的。不用说,全都是为高楼让路。


诸位还年轻,精力旺盛,周末骑车在北京城到处走走,挺有意思的。当然,最好别张扬,一张扬,有炫耀雅趣的嫌疑,那可就有点“酸”了。缺乏实用价值的“寻幽探胜”,乃古来中国文人的同好,既不值得夸耀,也没必要嘲笑。读有关北京的诗文笔记等,你会发现,希望亲手触摸这座古都的脉搏,明清文人如此,“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人也不例外。而且,这种兴之所至的触摸,很容易一转就变成专深的学问。


南池子大街


清代学者对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极为热心,成绩也很大,影响及于整个学术潮流。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五章里,提及清人之大规模网罗遗佚,往往从乡邦文献入手。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之“叙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曲实”,走的也是这条路。辑佚只是初步的工作,就像梁启超说的,此举利用世人恭敬乡梓的心理,通过表彰乡邦先贤的人格与学术,以养成一地的风气;而地方风气的养成,甚至可能催生某一学派。这一点,讨论明清学术史的多有涉及。


现代社会流动性大,籍贯不像以前那么重要,反而是长期居住地,这第二甚至第三故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的生活和思想。谈论北京,并非“老北京”的专利。举例来说,邓云乡祖籍虽非北京,但祖上三代已在京居住,撰写《增补燕京乡土记》

(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文化古城旧事》

(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似在情理之中;而编纂《北京史迹风土丛书》

(北京:中华风土学会,1934年)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的张次溪,却是道地的广东东莞人。对故乡以及第二故乡的热爱,加上文史方面的浓厚兴趣,很容易诱使你关注北京的史地风物乃至诗词歌赋。等到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竟然在意北京的一颦一笑,甚至热衷于传播你对这座城市的“独特感受”,那就证明你已经入迷了。对于真正的“北京迷”来说,当然是“英雄不问出处”。


假如你不只是入迷,还想加入关于北京的想象与表述,那么,不妨翻阅前人描述或谈论北京的文字与图像。关于这方面的史料,可参考王灿炽编《北京史地风物书录》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

,此书收录有关北京的书目六千三百余种,截止日期是1981年年底。凡编年谱、全集、书目者,都容易失之于泛,这书也不例外。连《大清会典》《中华民国开国史》都收,那样的话,很容易将“都市研究”混同于中国历史。二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依然有用,只是规模应该大为扩展。


真是风水轮流转,十年前撰文感叹关于北京文化史料的丛书大甩买,现在可不一样了,重新包装上市,价格上来了,人气也急剧上升。诸位如果想了解北京的史地风物,北京古籍出版社的那套书比十卷本的《北京通史》有用,也更可读。后者除了专家学者,大概只有图书馆收藏。其实,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对某座城市感兴趣,往往是从名胜古迹乃至民俗风情入手。


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只是关心北京,眼界未免有点狭窄。因此,更愿意谈论国家大事乃至世界风云。可我更愿意承认,在家庭与国族之间,还有一个与你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深刻地影响着你的喜怒哀乐的“本地风光”。说“乡邦文献”,更多的是为了迁就过去的思路;说“都市研究”,又有点赶时髦的嫌疑;就其强调“本埠新闻”与“在地经验”,挑战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和科学观,以及突出包含权利、义务、情感、趣味的“文化认同”而言,我的想法更接近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


四、 作为历史记忆的北京


感慨“北京学”之不受重视,说的不是新闻界,也不是文学界,而是史学家。“旅游热”里的北京,比如胡同游、风味小吃,比如保护四合院、重建城墙,还有老舍茶馆的曲艺、正乙祠的京剧,以及电视台之推介名胜古迹、出版界的展示“旧京大观”等。诸如此类的活动,当然也有专家介入,但学院派似乎不肯再往前走一步,将其转化为学术课题。


前年江苏美术出版社顺应怀古思潮,推出“老城市”系列,其中《老北京》一册被指责为硬伤多多

(参见危兆盖《〈老北京〉硬伤举例》,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14日)

。出版社很聪明,马上发表公开信,感谢批评,并称正抓紧修订,将与第二部、第三部合成三部曲一并推出,相信“会让读者更加满意的”。也就是说,以下的更精彩,更值得选购——由检讨一转而成了广告,实在妙不可言。其实,问题出在作品的定位上:“这套书的文字和说明应该是鲜活的、生动有趣的,通俗易懂的而又散文化的。”

(参阅江苏美术出版社致危兆盖的公开信,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这似乎是通例,出版社都更愿意将诠释都市的责任交给文学家,而不是史学家。倘若用的是文学笔法,又不肯下史学的功夫,其谈论历史悠久的“老城市”,很容易华而不实。


前两年,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提到北京作为城市研究的巨大潜力。西安作为古都,上海作为新城,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可北京横跨古今,更值得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加州大学等学术机构通力合作,使得“上海”成为欧美汉学界的热门话题。上海开埠百余年,其“西学东渐”的足迹十分明显,历史线索清晰,理论框架也比较容易建立。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上海其实是个特例。相对来说,作为古老中国的帝都,加上又是内陆城市,北京的转型更为痛苦,其发展的路径也更加曲折,很难套用现成的理论。读读西方关于城市研究的著述,你会感到很受启发,可用来研究北京,又总有些不太适用——在我看来,这正是北京研究的潜力所在。“北京学”必须自己摸索,因而更有理论创新的余地——这里所说的,乃理想的境界。


我所关注的“北京学”,不是古已有之的南北学术歧异,或者20世纪蔚为大观的京派海派之争;也不是柯文

(Paul A. Cohen)

《在中国发现历史》

(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所描述的美国学界20世纪70年代以后崛起的“中国中心取向”的第二个特点:“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展开考察与论述

(142—152页)

。关于京派小说的艺术成就,或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目前在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我更关心的是作为“都市想象”的北京。


都市研究可以注重历史地理,比如侯仁之先生的众多研究成果

(参见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侯仁之文集》第二部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也可以侧重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社会与人口变迁等。侯先生大名鼎鼎,不用我多说,这里想推荐的是两部相对年轻的学者的著述,一是史明正的《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讨论20世纪前三十年北京的街道铺设、排污管道、供水照明、交通等市政建设方面的问题;一是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讨论从辽代到20世纪40年代北京的户籍制度、人口规模、人口增长过程与人口控制等。此类专业著述目前数量不多,据说北京出版社有志于此,准备以“北京学书系”的形式,陆续推出文史方面的撰述,走出纯粹的文献整理与怀古感慨。


北京是个有历史、有个性、有魅力的古老城市,正迅速地恢复青春与活力,总有一天会成为像伦敦、巴黎、纽约、东京那样的国际性大都市。观察其转型与崛起,是个很有趣味的课题。施坚雅

(G.William Skinner)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里说,中世纪的长安、开封、杭州,都曾是世界最大城市,南京和北京也都有此光荣。“南京在明太祖改建后的十年左右,赶上开罗成为世界最大城市,至15世纪某一时期为北京所接替。除了17世纪短时间内亚格拉、君士坦丁堡和德里曾向它的居首地位挑战外,北京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城市,直到1800年前后才被伦敦超过。”

(32页)

城市不是越大越好,私心希望北京成为像伦敦、巴黎那样适合于人类居住而又能吸引大量游客的“历史文化名城”——首先是对于本地民众的精神与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后才是对于投资者与观光客的吸引力。施坚雅此书2000年3月才由中华书局出版中译本,整整迟到了二十年。可这也有好处,那就是我们有了观察的距离与评判的能力,对其热衷于使用计量方法,突出城市研究的社会性与经济性,而相对忽略城市的人文性,会有所反省。


近年翻译出版的西方关于城市研究的著作,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比如我手头有的意大利学者L.贝纳沃罗

(Leonardo Benevolo)

的《世界城市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以及美国学者凯文·林奇

(Kevin Lynch)

的《城市意象》和《城市形态》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建筑作为凝固的历史,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解读古老的教堂

(宗教)

、宫殿

(政治)

、城堡

(军事)

、市场

(经济)

、学校

(文化)

,以及连接外部世界的港口与桥梁,确实能让我们贴近历史;可倘若没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样物是人非的凄婉故事,单是一堆石头,无法激起读者强烈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也许是出于私心,我希望将建筑的空间想象、地理的历史溯源,与文学创作或故事传说结合起来,借以呈现更具灵性、更为错综复杂的城市景观。若陈学霖的《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

之以史家学养处理一则表面看来荒诞无稽的传说,将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眼光重叠起来,虽然结论“传说所见大小传统的交融”并没多大震撼力,但其选材之巧妙,以及步步为营的论证,还是很令人愉悦。


五、 作为文学想象的北京


讨论北京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所长,估计也不是诸位的兴趣所在。我的兴趣是,像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所描述的“游手好闲者”那样

(参见《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


略微了解北京作为都市研究的各个侧面,最后还是希望落实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上。其实,历史记忆很大程度必须依赖文学作品,比如,谈论早期北京史的,多喜欢引用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或者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荆、陈二诗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一点也不比曾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众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弱。因此,阅读历代关于北京的诗文,乃是借文学想象建构都市历史的一种有效手段。


清人编《人海诗区》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分都城、宫殿、苑囿、驿馆、园亭、坊市、寺观、岁时、风俗等十六类,收录从南北朝到清初的诗作近两千首,给今人的阅读提供了很大方便。1940年著名藏书家傅增湘见到此书稿后,撰有一跋,称“余谓录燕京之诗,宜以燕地建都之时为断”;“若远溯晋唐,似于名实未符”。我同意这一见解,做历史地理的考辨,可以而且必须从燕国说起;但如果讨论都市想象,则高适、苏辙、汪元量等,其实都帮不上什么忙。因为,直到1153年金中都建成,海陵王下诏迁都,北京方才正式成为一代王朝的首都,并一直延续到元、明、清三代。1403年明成祖朱棣改北平为北京,此后作为都城的北京发展神速,很快取代南京而成为其时中国乃至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


电影《骆驼祥子》剧照


我关注的是成为世界性大都市以后的北京之“文学形象”。原因是,讨论都市的文学想象,只凭几首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能找到金代的若干诗文以及寺院遗址,也知道关汉卿等杂剧名家生活在元大都,但此类资料甚少,很难借以复原其时的都市生活场景。而15世纪起,情况大为改观,诗文、笔记、史传,相关文字及实物资料都很丰富。从公安三袁的旅京诗文、刘侗等的《帝京景物略》,一直到20世纪的《骆驼祥子》《春明外史》《北京人》《茶馆》等小说戏剧,以及萧乾、邓云乡关于北京的散文随笔,乃至80年代后重新崛起的京派文学,关于北京的文学表述几乎俯拾即是。成为国都的八百年间,北京留存下大量文学及文化史料,对于今人驰骋想象,是个绝好的宝库。这一点,正是北京之所以不同于香港、上海、广州的地方。作为一座城市,地层过于复杂,意蕴特别深厚,随便挖一锄头都可能“破坏文物”,容易养成守旧心理,不利于时下流行的“与世界接轨”;但从长远来看,此乃真正意义上的“无形资产”,值得北京人格外珍惜。


了解都市研究的一般状态,进入我们的正题“文学北京”,你会发现许多有趣的话题。比如王士祯的游走书肆,宣南诗社的诗酒唱和;西郊园林的江南想象,厂甸的新春百态;沙滩红楼大学生们的新鲜记忆,来今雨轩里骚人墨客的悠然自得;还有30年代的时尚话题“北平一顾”,60年代唱遍大江南北的红色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所有这些,都在茶馆里的缕缕幽香中,慢慢升腾。


台湾学者逯耀东有一奇文《素书楼主人的写作环境》

(见《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

,说的是史学家钱穆的写作与其生存空间的关系。因钱穆《朱子新学案》最后一章提及“朱子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复有卜筑之趣”,作者于是追问“更喜一袭长衫徜徉于山水间”的钱先生,是如何经营自家的写作环境的。其实,比起学者来,文学家的创作,无疑更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对于文学家来说,所谓“写作环境”,绝不仅仅是书房外的风景,或深巷里的市声,更包括其踯躅街头、遥望城楼、混迹市井等生活阅历。


几年前在布拉格游览,见卡夫卡纪念馆里出售《卡夫卡与布拉格》,以为是旅游介绍,后才发现是很严肃的学术专著。我相信,极少有游客对这四五百页的专业著述感兴趣,回过味来,反而钦佩起纪念馆的眼光。去年在伦敦参观狄更斯纪念馆,更是让我惊讶不已,那里同时出售三种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狄更斯与伦敦》。这才明白,探讨作家与其生存的城市之关系,原来可以如此“雅俗共赏”。在汉学研究范围内,我只记得前年在东京开过一次“中国作家的东京体验”专题研讨会,会后还出版过集子。


其实,讨论文学与城市的关系,除了作家的生活体验,还有思潮的崛起、文体的变异、作品生产及传播机制的形成、拟想读者的制约等,所有这些,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理查德·利罕

(Richard Lehan)

所著《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

(The City in Literature: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均多少有所涉及。该书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存在的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从“启蒙时代的伦敦”,一直说到“后现代的洛杉矶”,既涉及物质城市的发展,更注重文学表现的变迁。作为现代都市人,我们在阅读关于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中成长;正是这一对城市历史的追忆或反省,使我们明白,城市的历史和文学文本的历史,二者之间不可分割。作者讨论启蒙运动以降西方文学史上的城市,侧重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寓意的分析,也关注生产方式的改变对于文学潮流与文学形式的深刻影响。但因太受“文学”二字拘牵,毫不涉及对于都市想象来说同样至关重要的绘画、建筑、新闻、出版、戏剧等

(即便作为参照系)

,其笔下的城市形象未免太“单面向”了。另外,相对于精彩的城市功能抽象分析,“文学城市”伦敦、巴黎、纽约等的独特魅力没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实在有点可惜。


汉语世界里关于都市与文学的著作,我最欣赏的,当数赵园的《北京:城与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和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不仅仅是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的魅力所致,更由于两位作者的独具慧眼。前者1991年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只是当初读者寥寥,且常被误归入地理或建筑类;这次与《上海摩登》一并推出,当能引起广泛的阅读。赵书谈论的,基本上还只限于城市文学;李书视野更为开阔,以都市文化为题,涉及百货大楼、咖啡厅、公园、电影院等有形的建筑,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人生活方式及审美趣味的改变,更讨论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影像与文字、身体与城市等一系列极为有趣而复杂的问题。


六、 作为研究方法的北京


借用城市考古的眼光,谈论“文学北京”,乃是基于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口头传说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在某种程度上重现八百年古都风韵的设想。不仅于此,关注无数文人雅士用文字垒起来的都市风情,在我,主要还是希望借此重构中国文学史图景。


谈论中国的“都市文学”,学界一般倾向于从20世纪说起;可假如着眼点是“文学中的都市”,则又另当别论。在《〈十二个〉后记》中,鲁迅称俄国诗人勃洛克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底要素。”至于中国,鲁迅说得很肯定:“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再进一步推论,考古学意义上的都市,几乎与文明同步;文学家对于都市的想象,当然也应十分久远。为何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都市,在文学史家那里基本缺席?并非古来中国文人缺乏对于都市的想象,而是此等文字一般不被看好。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其对于现实人生的态度而言,约略可分为三种倾向:第一种,感时与忧国,以屈原、杜甫、鲁迅为代表,倾向于儒家理想,作品注重政治寄托,以宫阙或乡村为主要场景;第二种,隐逸与超越,以陶潜、王维、沈从文为代表,欣赏道家观念,作品突出抒情与写意,以山水或田园为主要场景;第三种,现世与欲望,以柳永、张岱、老舍为代表,兼及诸子百家,突出民俗与趣味,以市井或街巷为主要场景。如此三分,只求大意,很难完全坐实,更不代表对具体作家的褒贬。如果暂时接受此三分天下的假设,你很容易发现,前两者所得到的掌声,远远超过第三者。


王佐良《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选了小品文大家兰姆1801年致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信,开头便是:“我的日子是全在伦敦过的,爱上了许多本地东西,爱得强烈,恐非你们这些山人同死的大自然的关系可比。”而在中国,很长时间里,文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于都市生活的迷恋,在城乡对立的论述框架中,代表善与美的,基本上都是宁静的乡村。


一直到20世纪,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诸多大作家,乃至近在眼前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对乡村生活的理解与诠释,都远远超过其都市想象。这里有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的缘故,但更缘于意识形态的引导。很长时间里,基于对商人阶层以及市井百姓的蔑视,谈论古代城市时,主要关注其政治和文化功能,而相对忽略了超越职业、地位乃至种族与性别的都市里的日常生活。历史上中国的诸多城市

(如所谓“六大古都”,还有扬州、苏州等)

都曾引领风骚,并留下数量相当可观的诗文笔记等。可惜文学史家很少从都市文学想象角度立论,而更多地关注读书人的怀才不遇或仕途得志。


都市里确实存在着宫殿或衙门,读书人的上京或入城,确实也主要是为了追求功名。可这不等于五彩纷呈的都市生活,可以缩写为“仕途”二字。明人屠隆《在京与友人书》中极力丑化“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的燕京,对比没有官场羁绊的东南佳山水,感叹江村沙上散步“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这里有写实——比如南人不喜欢北地生活;但更多的是抒怀——表达文人的孤傲与清高。历代文人对于都城的“厌恶”有真有假,能有机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心甘情愿地选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为数不是很多。更吸引人的,其实还是陆游所描述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晚清以前,中国农村与城市的生活质量相差不大,特别是战乱年代,乡村的悠闲与安宁更值得怀念。但总的说来,都市经济及文化生活的繁荣,对于读书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大隐隐朝市”,住在都市而怀想田园风光,那才是最佳选择。基于佛道二家空寂与超越的生活理想,再加上山水田园诗的审美趣味,还有不无反抗意味的隐士传统,这三者融合,决定了历代中国文人虽然不乏久居都市者,一旦落笔为文,还是倾向于扬乡村而抑都市。


朝野对举的论述框架,既可解读为官府与民间的分野,也隐含着城市与乡村、市井与文人的对立。引进都市生活场景,很可能会使原先的理论设计复杂化。比如,唐人的曲江游宴,宋人的瓦舍说书,明人的秦淮风月,清人的宣南唱和,都很难简化为纯粹的政治符号。


同样远离作为审美理想的“山林气”,官场的污浊与市井的清新,几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学界的视野及趣味逐渐从士大夫转移到庶民,都市生活的丰富多彩会日益吸引我们;对中国文学的想象,也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以都市气象来解读汉赋的大气磅礴,以市井风情来诠释宋词之别是一家,以市民心态来评说明人小说的享乐与放纵,应该不算是领异标新。除了关注城市生活中的文人情怀,比如《桃花扇》里风月无边的秦淮河,或者《儒林外史》之以隐居乡村的王冕开篇,以市井四奇人落幕;更希望凸显作为主角的都市,以及其催生新体式、新风格、新潮流的巨大魔力。


这方面的著作,我能推荐的,一是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

(东京:平凡社,1967年)

,一是已译成汉语的法国学者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前者借助唐诗及唐人文章,描述唐代长安春天百花斗艳、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后者则以《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等笔记为主要素材,构建南宋都城杭州的日常生活。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帝都北京固然好看,市井北京或许更值得认真开掘。在这个意义上,上述二书不无参考价值。


假如有朝一日,我们对历代主要都市的日常生活场景“了如指掌”,那时,再来讨论诗人的聚会与唱和、文学的生产与知识的传播,以及经典的确立与趣味的转移,我相信会有不同于往昔的结论。起码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不会像以前那样过于注重乡村与田园,而蔑视都城与市井。


本文摘自陈平原著《记忆北京》,经出版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刊发。


撰文 陈平原

摘编 徐学勤

编辑 徐伟

编者按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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