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天里，东莞图书馆里的小小奇迹感动了许多网友。公共图书馆自诞生以来秉持的理念：人人都有寻求知识的权利，书本面前，人人平等。正是这种平等的理念，让图书馆这座建立在现实之上的理想乌托邦，具有了抚慰心灵，治愈灵魂，创造奇迹的魔力。

如果这世上真有奇迹，它就应该发生在图书馆这样的地方。

在过去的几天里，东莞图书馆里的小小奇迹感动了许多网友。因为疫情，一位失去了工作的农民工不得不踏上返乡之路。但临行之前，他却决定最后来看看陪伴他度过了十二年时光的图书馆，退掉他的图书证。

吴桂春给东莞图书馆的留言。来自网络

“书能明理”“虽万般不舍，余生不忘你”，写在留言单上寥寥数语被转发到网上，让众多网友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尽管这本会是个伤感的离别结局，但最终却皆大欢喜。农民工得到新的工作，重新办了一张新的读者证。他留住了属于他的图书馆，图书馆也没有抛弃爱读书的人。

图书馆之所以能在日复一日的庸常中，创造出这样几乎像是鸡汤励志读物里瞎编出来的段子一样催泪暖心的奇迹。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公共图书馆自诞生以来秉持的理念：人人都有寻求知识的权利，书本面前，人人平等。正是这种平等的理念，让图书馆这座建立在现实之上的理想乌托邦，具有了抚慰心灵，治愈灵魂，创造奇迹的魔力。

贫富不均、贵贱不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压抑着人类的心灵，为改变命运而挣扎，为打破桎梏而抗争，渴望改变自身地位境况的焦虑无时不刻折磨着人类，让人时时感到孤立、自卑、无助。但幸好还有图书馆。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脱去贫富贵贱的身份外套。成为一个简简单单的读者。

你会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图书馆吗？那里书很多，而且真的不要钱。

东莞图书馆“告别信”当事人吴桂春在东莞找到新工作，搬进员工宿舍，不忘两本“无价之宝”。来源：新京报我们视频

撰文 | 李夏恩

吴桂春的奇迹：因读书引爆公众情绪的“打工仔”

如果这世上真有奇迹，它就应该发生在图书馆这样的地方。

就在几天前，东莞图书馆发生的一个小小的奇迹，触动了成千上万人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而它本来可能会像绝大多数令人无奈的心酸小事一样，无声无息地泯灭在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之中。

当吴桂春走进东莞图书馆时，有无数种可能性让这个奇迹不会发生。这位打工仔来到东莞已经整整十七个年头。从年轻力壮到年过半百，一个人能挥洒的血汗都点点滴在冰冷的生产线上，从逼仄的出租屋到厂房的距离，就是像他这样平平无奇的“打工仔”，在东莞的一成不变的人生轨迹。但奇迹就是在不经意的偶然间触发的。

“你这么喜欢看书，为啥不去东莞图书馆，那里看书不花钱，书也多。”十二年前同事这句不经意的话，点燃了通向奇迹的引线，从此改变了吴桂春的人生轨迹，让他两点一线的生活中突然多了一个点——东莞图书馆。

直到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走进图书馆时的情景：“空调很凉快，书很多”，对这名“打工仔”来说，更重要的是“书真的不要钱”。

之后的十二年里，奇迹的齿轮在悄无声息地缓慢运转着。吴桂春成了图书馆中众多读者中的一员，没有证据表明他给任何馆员或是读者留下了特殊的印象。他的所作所为，与任何一个普通读者并无不同：入馆刷证、从书架上取下自己心仪的书，在阅览室找到一个位置坐下，一直读到自己想要离开，或是闭馆不得不离开。

吴桂春，新京报我们视频采访截图。

直到奇迹发生的前一刻，仍然看不出这个“打工仔”的人生会发生任何转机。2020年猝然暴发的疫情，将许多人的命运推向困境，也包括吴桂春。鞋厂停工，让他丢了工作。年岁老大，工作机会渺茫，十七年的劳碌，也未给他在这座世界闻名的“制造业之城”挣下片瓦栖身——返乡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但他在这座城市里还有牵绊，那就是图书馆。他想最后一次看看这座十二年来充实他头脑，慰藉他心灵的地方。尽管这一次来是要做最后的道别：“其实我今天是来退读者证的，以后可能就来不了。”

奇迹就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发生了。这位过去十二年来一直寂寂无闻的读者，竟然因为这一句话，引起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注意。后者在听完他的故事后虽然感慨不已，但同样也无能为力，只能请他为图书馆写下一段临别赠言：

“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农民工。”

这段留言已经被不同媒体报道得太多，也已经被数以百计的微信公众号转载。但这里仍有必要再次引用，因为它已经成了一个奇迹存在的证明：只有短短的130个字，笔画歪歪斜斜，好几处写错的地方涂成了黑疙瘩，还有不少错别字。小学文化水平的表达，与那些炫目夸张的爆红流量网文相比，更显得稚拙土气。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段平实质朴的文字，打动了万千网友，让“泪目”这个时下最滥情的词语成了真情实感的表达，在这个让人心浮气躁的溽暑夏日，给无数人心头带来了“温暖”。

公众因为这件小事得到集体感动，吴桂春也因感动了公众得到新的工作，重新办了读者证——图书馆里的小小奇迹像投下的小石子一样，在庸常平静的生活中惊起圈圈涟漪，带来了一个算得上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尽管毫无疑问，在笔者敲下这段文字的同时，这个奇迹引起的热议就已经在消退。过不了几天，人们就会彻底淡忘这件事。即使是那些声称心头淌过阵阵暖流、双目含泪点赞转发的热心网友们，也很快会有新的让人落泪、使人温暖的热点去跟风。

但这个奇迹的寓意却不该被轻易遗忘：表面上看，这似乎证明了读书还是会得到善报，但事实上，读书与善报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读书真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么，读书读到韦编三绝的孔子也就不会偃蹇多年，志向未伸而死；梁元帝也不至于在国破身死之前焚毁他的十四万卷藏书，感慨“读书万卷，犹有今日”。

这个奇迹的真正寓意是，图书馆不会抛弃任何一个爱书的读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让每一个有心读书的人都能读到书，是图书馆的天职，哪怕他只是一个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外地打工者，穷到为了能在图书馆多待一会儿只吃一顿早饭。再贫穷卑微的人，也有在图书馆阅读书籍、获取知识的权利。

图书馆，本就是属于穷人的。

再穷，也有图书馆可去：中国设立现代图书馆的最初构想

就像茶商不需要知道东印度公司的历史一样，中国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也不需要知道李端棻这个名字。除了专门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对他热心变法、吁请改革学制的事迹有所了解外，他的名字鲜为人知。但正是他最早提出了在中国设立现代意义公共图书馆的构想。在1896年6月12日的奏疏中，他如是写到：

“一曰设藏书楼也。好学之士，半属寒畯，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高宗纯皇帝知其然也，特于江南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备庋秘籍，恣人借观。嘉庆间，大学士阮元推广此意，在焦山、灵隐起立书藏，津逮后学。自此以往，江浙文风甲于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也。泰西诸国颇得此道，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入观，成学之众，亦由于此。今请依乾隆故事，更加增广，自京师及十八行省省会，咸设大书楼……如此，则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

李端棻（1833—1907），贵阳市人，清朝政治家、改革家，京师大学堂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教育之父。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

这份奏疏可谓煞费苦心，在提倡西洋文化仍会被视为崇洋媚外的时代，为了不引起守旧派的反感，李端棻不得不借用本朝乾隆皇帝在江南设立贮藏四库全书三座藏书阁的祖宗先例，来证明自己创想并未越轨逾矩。他甚至还颠倒本末，把西方各国广设公共图书馆的措施，说成是向乾隆皇帝当年旨意学习的结果。但这位雅好西学的官员，不可能不知道西洋强国英吉利那座海宇闻名的大英图书馆。

1877年3月23日，清廷派驻英国的使团应邀参观了这座图书馆，一位叫刘锡鸿的随行官员，在日记中将其称为“播犁地士母席庵”。就像今天初来大英图书馆的参观者一样，刘锡鸿被这座图书馆的宏大雄伟所震撼：“地广数百亩，结构数百楹，中央堂室连延，重阁叠架。”但最重要的是，他看到阅览室里有“男女观书者三百余人，早入暮归，堂内之书任其检读，但不令携去”。

奇巧的是，亲眼被大英图书馆所震撼的刘锡鸿，同样也将大英图书馆与乾隆皇帝的四库全书相比。但不知是真心所想，还是刻意迎合当时占据权势要津的守旧一派，他大力夸赞四库全书才是“搜罗有关学问政治之要，至精至粹”，是“足式万邦”的藏书楷模。而英国人“自矜其藏书八十万卷，目录亦六千卷之多”，但“琳琅满目”之余，“得毋有择焉而不精者乎？”换而言之，与中国的四库全书相比，英国的藏书虽然卷数颇多，兼收并蓄，却远没有达到去粗取精的藏书目的。隔着纸端，几乎可以听到刘锡鸿自鸣得意的鼻孔哼出的讥讽嗤笑。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而在刘锡鸿身旁一同参观的另一位官员郭嵩焘，在这天的参观日记中却写道：“东西洋人才之盛，百倍中国，岂国运然耶？抑使人才各尽其用，而遂勃然以兴也？”对这位倾慕西学的学者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他所看到的大英图书馆就是这个问题的重要答案。无分男女、无分身份，人人皆可来这里各取所需地阅读求知，这种由公共图书馆带动的全民阅读的风气，难道不正是西方各国储备知识、培育人才的根本原因吗？

持这种看法的郭嵩焘回国后，自然被骂作“去父母之邦侍奉西洋鬼佬”的“洋奴汉奸”，他家乡的士子们，甚至威胁要烧毁他家的房子。李端棻当然不会不知道这段往事，1896年，他上疏奏请在各地开设公共图书馆时，他的这位前辈已经郁郁而终五年之久了。

尽管设立公共图书馆的构想是在步踵西学前贤，但他在奏疏中提到创办图书馆是为了那些“半属寒畯，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的穷困向学之人，却又出于自己亲身所闻所感。他自幼丧父，在母亲和叔父的教导下长大成人，读书科举，入仕为官，穷困士子求书而不得的艰辛，他自然感同身受。

位于杭州的文澜阁，始建于清代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被毁。阎中所存的《四库全书》部分散失;其他书籍也有所损毁。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文澜阁得以重修,咸丰年间被毁的部分《四库全书》也陆续得以重抄补齐。

他在奏疏中提到的乾隆帝下旨开设的江南三阁，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接连毁于太平天国之乱的战火中。所以他从来就无由得见这三座皇家藏书阁是如何惠及穷困士子的。从留存至今的史料来看，这三座由地方官员严密看守的书阁，至多只有那些名士耆儒才有资格登堂入室，借助这些皇家藏书校对考证自己手中的难得之书。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皇家藏书与贫苦大众接触的唯一机缘，竟然恰是这三座藏书阁的毁灭。在战火中幸免于难的江南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在杭州西溪赁居时，发现太平军火焚劫余流散的四库全书的残页，竟然被当地小贩当成包裹商品的包装纸。

因此，李端棻想要创设推广的，并非江南三阁这样高束庋藏的皇家藏书阁，而是像西方图书馆那样供大众任意检读的公共图书馆。更重要的是，它的目的是为那些贫苦的向学之人提供一个可以免费阅读的场所。尽管李端棻很有可能不知道，他的这一创想与同一时期西方兴起的新兴图书馆运动不谋而合。

西方公共图书馆溯源：从精英特供到大众共享

西方早期的所谓“公共”图书馆，同样是为了精英人士而开设，牛津大学著名的博德利图书馆在1602年开放时，规定仅供牛津大学师生使用，概不外借。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27年成立的“共进俱乐部”图书馆，是为了一群和他一样志同道合的会员所设立；1754年创立的纽约社会图书馆，藏书是“以便提供给纽约和临近州的传教士、贵族使用”。如今大名鼎鼎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在1800年创立的初衷，则是为国会议员提供各类参考书。

美国国会图书馆

这一切直到19世纪才发生改变。就在那场将中国拖入现代世界的鸦片战争爆发的同一年，一位叫亚历山大·瓦特梅尔的法国艺术家，来到美国进行巡回表演。所到之处，万众空巷。但他的目的却并非传扬名声，而是推广一个建议：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建立免费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供每个普通人享用。他有一种非凡的魅力，成功地促使美国一个州接一个州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到1853年，他已经说服130所图书馆加入他的计划。从1847年到1851年，他已经将30655册书转送到美国。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场新兴图书馆运动真正的标志性突破，是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创立。它是一座由市政厅负责拨款运作，向全社会开放的公共图书馆。

一个奇迹也在这时降临到这座草创阶段的图书馆上。呼吁捐赠的宣传材料，远渡重洋，出现在了伦敦巴林兄弟银行合伙人约书亚·贝茨的办公桌上。1851年10月1日，贝茨给波士顿的管理者们写信，提出捐款五万美元来实现图书馆的梦想。提出的条件除了这笔钱定向用来购书外，另一个条件是这座图书馆必须“对一切人完全免费，除了保存图书的需要之外，阅读不受任何限制”。而他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他想起了自己在波士顿度过的那个贫穷的童年：

“我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可去，在自己房间里生不起炉子，也买不起书。度过晚上的最好办法是坐在哈斯丁-埃塞德雷奇-布利斯的书店里，读他们好意允许我阅读的书。我相信，如果那时有温暖光明的地方可以投奔，有可读的图书，我熟识的少年伙伴们几乎全部会到那里去过夜，去增进他们的智力与品行。”

贝茨提出的图书馆当为穷人免费设立的观点，成了这场公共图书馆运动的核心理念。将公共图书馆运动推向顶峰的，就是如今常年霸占励志鸡汤书榜首的传奇财富大亨安德鲁·卡耐基。

1896年，就在李端棻上疏奏请在各省设立公共图书馆的同时，卡耐基捐助了他的第一座免费公共图书馆。与贝茨捐助波士顿图书馆一样，这位世界首富这样做的原因，同样也是为了向给予自己贫穷童年以温暖的图书馆感恩。

那一年他14岁，是一名童工，但每当挤出时间，他都会到詹姆斯·安德森上校开设的私人图书馆去读书，这间小图书馆里有400本书，专向城里的童工开放。图书馆给他带来的温暖和慰藉让他下定决心：“假如有一天我能获得财富，一定要保证其他穷孩子也能得到像我这样的机会。”

卡耐基将免费图书馆视为一份赠礼，在礼盒的外面写着：“我认为，那些不想维护图书馆的社区最好不要有图书馆。只有当人们觉得图书馆是属于每个人的，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这样它才会有灵魂。”到1919年，卡耐基一共捐助了2509座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历经岁月变迁，直到今天，仍有超过一半是图书馆，为那些穷苦而心向图书的人提供帮助。

而李端棻心心念念的在各省创立公共图书馆的创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却没有实现。在那封奏疏的两年后，他因支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发起的戊戌变法而被指为维新党人，在戊戌六君子被杀后遭到清算，流放新疆。1906年，他抑郁而终，临终前，他遗言将家中资财全部捐输，为贫寒子弟创办学校。在他去世三年后，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由美国女传教士韦棣华在武昌创立。正式迈出了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坚实一步。尽管这座图书馆在上世纪90年代遭到拆除，但此时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中国每座城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如果李端棻知道，即使是像吴桂春这样贫穷的“打工仔”，也可以在图书馆里度过一整天美好的阅读时光，必定会倍感欣慰。尽管他的名字和事迹如今早已被人淡忘，但他的心愿毕竟达成了：再穷，也有图书馆可去。这是他创造的小小奇迹。

文华大学校公书林

心灵的避难所：幸好，还有图书馆

“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如果觉得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的非常感兴趣就借出来，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

多年后，垂垂老矣的何兆武，仍能清晰地记起自己在西南联大念书时的那座图书馆。但如果从实际条件来回望，那种“美好极了的享受”恐怕会大打折扣。所谓的图书馆，不过是一座粗陋的丁字形平房，只不过在西南联大寒怆的校舍中，它是惟一一座能享用屋瓦盖顶的建筑而已。虽然图书馆主任形容它“虽属简陋，而宏敞可喜”，但实际情况却是内部拥挤不堪，并不宽敞的大阅览室里竟然塞下了一百零八张阅览桌，尽管规定“每张可容四至六人同时阅读”，但拥挤程度却到了相当骇人的地步。以为叫邹文婧的校友回忆道，每天早晨图书馆开门之前，门前拥挤的状况经常被当地人误以为是抢购电影票，“记得有一次挤图书馆时我的眼镜被前面同学的后脑勺挤碎，另一次手表被门框挤坏”。

1946年6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只有一个，穷。抗日战争的烽火把三座名闻天下的大学挤在了西南边徼昆明的立锥之地，还要不时遭受飞机轰炸，但却退无可退，可谓末路途穷；一路颠沛流离的学生跋涉万水千山，衣食都不足以蔽体果腹，更无钱买书，只能挤图书馆的书来读，可谓潦倒困穷。但纵然如此，图书馆却能给这些穷至极点的学生们以心灵上的慰藉，让他们拥挤的阅览室里翻开书本时，可以忘却掺着沙砾、鼠粪和毛絮的“八宝饭”，忘却千疮百孔的衣服，忘却饥肠辘辘的肚皮，沉浸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夜莺啼叫的阿卡迪亚的乐土幻境中。

所谓“美好极了”的“享受”，不过是图书馆为爱书之人制造出的太虚幻境。但步入这里，烟火红尘的世俗烦扰就可以暂时放下，沉浸在书营造的世界里。图书馆之所以是个能创造奇迹的地方，是因为这里的每一本书都包含着一个世界，只需要翻开它，读进去，这个世界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的故事、史书中的时代，就像是一件命运的外衣，等着你的灵魂穿上它，去经历一段与自己的现实经历完全不同的人生。再困窘贫穷的生活，只要走进任何一座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图书馆就会将它的奇迹降临在读者的身上，引领他进入另一种人生。

《侧耳倾听》剧照。

“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

吴桂春写下的这句话，可谓肺腑之言。对一个整天在生产线上进行着枯燥乏味的重复劳动的农民工来说，生活永远是一成不变：机器的轰鸣、传送带的转动、皮革鞣制的呛人气味、堆满仓库的纸盒子，出租屋里永远挥之不去的潮气、铁架子床的吱呀作响、生冷的水泥地面伴着灯泡晦暗的光。年复一年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即使不会变得压抑孤僻，也会让人精神麻木，退化成没有灵魂的人形机器。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新闻报道中会曝出某个加工厂的工人接连跳楼自杀的新闻。他们的身体不得不重复着枯燥麻木的劳动，而不堪忍受的灵魂却想要逃离这个窒息的环境，最终，在焦躁抑郁的灵魂怂恿下，身体做出了悲剧性的纵身一跃。

灵魂病了，这是机器操控的水泥丛林中最常见的瘟疫。束缚在工作与家庭之中奔波劳碌的人都难以逃脱感染这种疾病。这或许正是图书馆被称为“灵魂药房”的原因。这句铭言就悬挂在著名的瑞士圣加仑修道院图书馆深棕色的木门上。一如这座图书馆的创立者传教士卡卢斯所言：“此为吾之归宿”，公元7世纪，他创建这座图书馆时只有几间简陋的小屋，如今，这座图书馆已经成为了巴洛克艺术的典范之作，辉煌的穹顶和壮丽的壁画，神圣而肃穆，但它却一直秉持着让寻求知识之人入内的古老规则，千年未改。就像一位读者的留言所表达的感受：“在图书馆，我们分享知识，解除对未知世界的困惑，也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慰藉”。

图书馆为灵魂开出的药方简单却又有效，那就是知识的平等。

来到图书馆中的人，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只是读者。无论身份高低、性别男女，当拿起同一本书时，他们都可以成为书里的主角，成为驰骋疆场的将军、传奇神话中的英雄、多愁善感的少男少女、天真快乐的孩童。“想想在最小的图书馆里能够找到什么吧。一千年来，文明国家最睿智、最贤明的学者们的学问和智慧成果，以最佳的方式排列在这里。”爱默生如是说。只要内心不自惭形秽，就能平等地与古往今来的哲人贤达对话，就能对那些风光无限的大人物指指点点，能窥见那些帝王将相伟大外衣下与凡夫俗子并无不同的奇怪癖好和人格缺陷。德行让人感动、罪行让人愤怒、出乎意料的错谬和失误也会让人哈哈大笑。

在图书馆里，唯一的禁忌就是打扰到他人享受知识带来的愉悦和慰藉。最有礼貌的问候，就是互相交换彼此感兴趣的书。

知识上的平等可以抚慰心灵的不安，为贫寒者注入知识的自信，为富有者灌输心灵的谦卑。它同样也可以带来爱情。因为爱情的前提，正是彼此人格的平等。提到图书馆里萌发的爱情，许多人会记起经典名作《爱情故事》中的片头一幕，奥列弗与珍妮初次相识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尽管他俩一个是富家子弟，而另一个则是普通面包师的女儿，但图书馆中的平等氛围冲破了贫富之间的藩篱，让他们最终共结连理。这场浪漫爱情的婚礼，也是在一间小型图书馆里举行的。还有什么比书更适合的嘉宾，来见证这样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呢？影片中的金句“爱，就意味着永远没有必要说抱歉”，也成为了众多爱情书籍中经常引用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