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30 18:19:55新京报 编辑: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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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可选择的道路并不多,我选择“乐观而不绝望”

2020-06-30 18:19:55新京报

乔姆斯基是“美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也是“美国永远的反对派”。他说对于未来,既可能“变得非常悲观,举双手投降,放任最糟糕的一切发生”,也可以“秉持乐观主义精神,抓住一切机会,努力有所作为,兴许会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他选择后者。

诺姆·乔姆斯基,生于1928年12月7日,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荣休教授。作品包括《现代希伯莱语语素音位学》《句法结构》《支配和约束论集》等。

 

贴在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身上的标签从来不少。作为学者,他是“美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是“美国永远的反对派”。他的学术专长只是语言学,不过他的思考野心使他所涉领域已经涵盖当今大部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他关于正义的政治哲学主张,在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历次思潮和变革中都有不可忽视的声音。

 

《乐观而不绝望:资本主义、帝国和社会变革》是他的一本访谈录。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C. J.波利赫罗纽

(C. J. Polychroniou)

作为访谈者,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分主题对乔姆斯基进行了访谈。

 

同以往一样,乔姆斯基在这里继续了他的批判事业。生于斯,长于斯,他看到了美国相比于欧盟等国家、地区或联盟的组织和市场优势,但是,他又毫不客气地批判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军事扩张,以及美国社会收入分配的“不正义”。当然,他的批判对象也包括气候变化和核问题等全球发展的最大共同阴影。

 

全书的主题大致包括三部分,一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恐怖主义等国际议题,二是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三是人类的整体挑战及其选择。

 

访谈最终回到了“人类的本性”。而关于这一话题,了解乔姆斯基的读者或许不会忘记在20世纪70年代他与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辩论。在这本访谈里,乔姆斯基坦承他给不了终极的、必然正确的答案,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大多数时候我们仍然需要直面问题,进行有价值、有意义或有趣的洞察。对于未来,他说摆在面前的选择有两个。一个选择是,“变得非常悲观,举双手投降,放任最糟糕的一切发生”。另一个选择是,“秉持乐观主义精神,抓住一切机会,努力有所作为,兴许会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他的建议自然是后者,因为他认为“可供选择的道路,其实并不多”。是为“乐观而不绝望”。

 

乔姆斯基(右)与福柯。

 

以下内容经授权摘编自《乐观而不绝望:资本主义、帝国和社会变革》“为什么我选择乐观而不选择绝望”一节。

 

原文作者|[美]诺姆·乔姆斯基、[美] C.J.波利赫罗纽

整合|罗东

 

《乐观而不绝望:资本主义、帝国和社会变革》,[美]诺姆·乔姆斯基、[美] C.J.波利赫罗纽著,顾洁、王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6月。

 

语言,在人类生命中占据着中心位置

 

C. J. 波利赫罗纽:您所撰写的《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生物?》一书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您过往多年对语言和思维领域的深入研究,以及您自身对社会和政治领域多年以来所坚持的理念和观点。首先我想问您的是,您觉得您自己在过去50年的研究生涯中发展出的语言生物学方法至今是否还存在继续探索的空间,如果存在的话,关于人类如何掌握语言这一研究领域,还有哪些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答案?


 乔姆斯基作品《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生物?》(What Kind of Creatures Are We?)书封。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诺姆·乔姆斯基:不管怎么说,这一领域的发现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很多人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一个真正的开拓者就是已经去世了的埃里克·勒纳伯格

(Eric Lenneberg)

,从20世纪50年代我开始酝酿那些想法和概念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语言的生物学基础》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一书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这一领域的不朽经典。

 

这一研究计划当然没有终止,仍有进一步探索的开放空间。究竟应该如何设定这项研究的边界本身就是一个尚未得到明确回应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对于推进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所称的“常规科学”的进程是至关重要的。而其他那些更为让人摸不着边际的问题则是非常传统、非常有诱惑力的。

 

其中一个开始得到大家的关注并被纳入严肃研究的课题是人脑中语言能力的实现与运用。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研究。即便是在以昆虫为研究对象的项目中,要回答类似问题都会遭遇到极大的挑战,而当研究对象转为人类自身的时候,难度会大大地提高,其中原因不只是因为人脑的高度复杂性。

 

我们对人类的视觉系统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那是因为人类的视觉系统和猫或者猴子的视觉系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我们人类对伤害到动物的科学实验总是抱着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

(不管这种态度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而一旦涉及到人类,同样的研究方式显然是完全不可行的,因为人类的语言能力在生物学上是一个孤立现象。在整个生物世界里,我们显然是找不到任何一个相关的类比对象——这本身就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

 

但是,新的非侵害性技术也开始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证据,有时候甚至已经开始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触及到了那些涉及到语言本质的开放性问题。这些问题同样涉及到有关研究边界的问题,包括大量极具挑战性的有关语言属性和能够用来解释这些属性的原理的问题。那些远远地超出边界——甚至可能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能力极限——的问题能够激活关于语言本质的传统观念

(和困惑)

,其中包括伽利略、笛卡儿

(Rene Descartes)

、洪堡等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关于“语言运用的最具创造力的方面”,也就是一种让人类在脑海中构造并理解表达其思想的无数个新表达方式的能力,以及以合乎特定情境同时又并非由该情境所引发的方式来运用这些表达方式的能力,是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能力。

 

如果用笛卡儿术语来表达,我们人类是“容易被刺激而且具有倾向性的”,但并不是可以“被强迫的”。这些特征显然绝不局限于语言领域。当今世界研究意识运动的两个著名神经科学家埃米利奥·比齐

(Emilio Bizzi)

和罗伯特·阿杰米恩

(Robert Ajemian)

曾经针对这一课题进行过生动有趣的探讨。在对艺术领域的最新发展状态进行了全面回顾之后,他们观察到我们人类已经逐渐开始理解牵线木偶和背后牵动他们的引线之间的运作原理,但是牵线木偶的主人则始终是一个不可解之谜。

 

由于语言在人类生命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中心位置,在我们构建、表达和诠释各种思想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人类对语言的正常运用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引人入胜的方式展现着这些神秘的能力。

 

那也正是为什么,在笛卡儿看来,对语言的正常运用是区分人类与任何其他形式的动物或者机器的关键要素,这也正是他所提出的身心二元论的基础——他的这一观点和我们现在通常接受的理论相反,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却是一个合理的科学假设,其后来的接受史颇为耐人寻味。

 

2010年,乔姆斯基在北京语言大学演讲。图片来自新京报摄影。

 

C. J. 波利赫罗纽:您认为语言与哲学的相关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诺姆·乔姆斯基:我在回答前一个问题时提到的一些想法其实已经开始在回应你的这一问题了。传统上,大家普遍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是一种归属于某些物种的特殊属性,除非是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否则该属性是人类所共有的,本质上是人类所独有的。

 

勒纳伯格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是开始将这一激进的断裂性植根于健全的现代生物学领域,其结论已经得到了后来的研究工作

(有很多人为此发表了极为激烈的批驳意见,但是在我看来都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

的支持和强化。更进一步的是,勒纳伯格所推动的研究工作同样也表明,人类的语言能力似乎同人类拥有的其他认知能力了无干系。尤为重要的是,语言能力不仅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而且也很可能是我们思想的重要来源。

 

对语言的深入研究帮助我们获得了很多洞察,帮助我们理解经典哲学关于概念本质以及概念与意识——外部实体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通常的假定。更普遍的情况是,这些研究给我们指出了一些方式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知识和判断的本质。在另一个领域,约翰·米哈伊尔

(John Mikhail)

和其他研究者近期所做的研究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据,能够有力地支持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提出的关于人类直觉性道德观念与语言结构之间关系的思想,这些思想长久以来一直不受重视。当然,还有很多新的发现。对语言的研究之所以在哲学研讨和分析中一直占据着中心地位是有充足理由的,而且,我认为,许多最新的发现和洞察与传统的关注和思考都有直接关系。

 

这个世界,并不是一架机器

 

C. J. 波利赫罗纽:伦敦大学学院著名的语言学家尼尔·史密斯

(Neil Smith)

在他的《乔姆斯基:理念和理想》

(Chomsky: Ideas and Ideals)

一书中说,身心问题被您取消了,不过您所采取的手段并不是指出我们人类对心的问题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是指出我们无法界定身体是什么。您觉得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诺姆·乔姆斯基: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我并不是那个将这一问题取消了的人。我远未做到那种程度。真正将这一问题取消了的是艾萨克·牛顿

(Isaac Newton)

先生。


艾萨克·牛顿(1643年1月4日—1727年3月31日),英国物理学家,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

 

从伽利略及其同时代人开始,早期现代科学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理基础上的:整个世界本质上就是一架机器,只不过是一架比当时技艺高超的工匠们发明创造出来的令人惊叹不已的自动化机器更复杂、更精巧的机器而已。这台机器激发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科学想象力,就如同今天计算机和信息处理工具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当时那个年代的伟大科学家,包括牛顿在内,都接受了“机械哲学”

(意味着机械科学)

作为他们的研究事业的基石。笛卡儿则坚信,是他自己一手打造完成了机械哲学,该哲学包括了人类身体的所有现象,尽管他自己也曾承认,有一些现象事实上不在其理解范围之内,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语言运用的最具创造力的方面”。因此,他以一种貌似可信的口吻提出了一个新的原理——按照当时盛行的形而上学,这是一种新的物质,思维物

(res cogitans)

,“思维之物,心”。他的追随者们则设计出了很多种实验手段,试图判定其他物种是否也同样拥有这样一种属性,他们和笛卡儿一样更关注于发现身心两种物质究竟是如何互动的。

 

牛顿的出现彻底撕裂了上述画面。他向世人展示了笛卡儿关于身体的描述是错误的,更进一步的是,人们无法对物理世界进行机械性描述,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并不是一架机器。牛顿自己都觉得这一结论实在是太荒谬了,以至于任何一个拥有健全科学知识的人都不可能真正接受这样的结论,尽管它本身事实上是非常正确的。基于这样的理解,牛顿以当时人们可以理解的方式彻底摧毁了有关身体

(物质的,物理的,等等)

的各种概念,让大家意识到,在“我们多少有所理解的东西之外”,并没有什么能够取代我们的身体。笛卡儿关于心的概念则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大家后来也就习以为常地说,我们人类自身已经摆脱了“机器中的幽灵”这样一种神秘主义观念。事实恰恰相反:牛顿只是对机器进行驱魔,而幽灵则毫发无损,同时代的许多伟大哲学家,比如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对此所造成的后果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

 

约翰·洛克(1632年8月29日-1704年10月28日),英国哲学家、医生,著有《论宽容》《政府论》《人类理解论》等。

 

洛克紧接着牛顿的思想继续推测

(以那个时代可以接受的神学术语)

,就像上帝给物质增添了不能为人类所真正理解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属性一样

(就像“那个审慎明智的牛顿先生”所展示给我们大家的那样)

,也许上帝还给我们人类“超级地添加上了”思维能力这一属性。这样的建议

(在后来的哲学史上以“洛克建议”为人所熟知)

到了18世纪仍然是众人竭力追寻的一种观念,其热捧者包括哲学家兼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

(Joseph Priestley)

,后来达尔文也采纳了这一说法,而到了当代,又在神经科学和哲学领域被重新发现

(很显然对其早期起源并不知晓)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可以讨论下去,但是本质上就是史密斯所提到的那些。牛顿以一种经典的笛卡儿形式

(是否还存在其他更一致、更连贯的形式,我们并不清楚)

彻底取消了那个身心二元问题,其手段是取消身、保留心。正如大卫·休谟所总结的那样,通过这种方式,“牛顿似乎是揭开了自然中某些神秘现象的面纱,同时向人们展示了机械哲学的不完美性……因此让

(自然的)

终极秘密重新回归到一如既往、恒久不变的隐秘状态。”

 

C. J. 波利赫罗纽:在您对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取得突破之前,这个领域被斯金纳关于人类语言行为的理论所垄断,他的这一理论也被普遍运用到营销和推广领域。您对斯金纳理论的批评不仅彻底推翻了那个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标准范式,而且也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模式。但是,在营销和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行为主义理论似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您如何解释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现象呢?

 

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年3月20日-1990年8月18日),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著有《沃尔登第二》《超越自由与尊严》《言语行为》等。

 

诺姆·乔姆斯基:在塑造和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态度以及某些行为,至少是在营销和推销消费主义这种浅层行为上,行为主义理论

(尽管并不一定是斯金纳的理论)

可能会非常管用。这种希望控制人们思想的想法恰恰是规模庞大的公关行业最推崇的理念,这一行业正是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率先发展起来的,其背后的驱动力是这样一种认知:普通民众已经争取到了太多曾经受武力控制的权利,因此公关人员有必要转而采用其他手段,也就是这个行业的创始人之一爱德华·伯奈斯

(Edward Bernays)

所称的“共识工程学”。

 

伯奈斯撰写了《舆论》

(Propaganda)

这本公关行业的奠基性专著,他解释说,共识工程学和“系统化操作”对于民主化社会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其目的和效果是确保“有知识的少数群体”最终能够在不受那些令人头疼的公众的干预下自由行事

(当然是为了所有人都受益)

,至于公众,只需要维持其被动性,或者让他们保持顺从的态度,或者是尽可能地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充满激情的消费主义很显然是实现上述目的和效果的有效手段,其基础是想方设法地“创造需求”。

 

根据伯奈斯的同代人、自由派思想伙伴、那个年代具有领先地位的公共知识分子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的解释,那些“无知的只会多管闲事的外来者”——普通公众——必须“好好地待在自己该待的地方”,扮演好“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的角色,而“那些真正能负起责任的人”则必须要确保不被“混乱羊群的踩踏和叫嚣”所影响。这就是当下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民主制度理论的基本原则。通过控制人们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来进行营销、操纵共识的做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杠杆,能够确保上述目的的实现——

(不经意地)

确保利润源源不断。

 

“我不会自以为是地认为以我一己之力就能提供一个让大家满意的答案” 

 

C. J. 波利赫罗纽:很多人都认为,作为人类我们存在冒进和暴力的倾向,正是这些倾向的发生才导致了压迫和剥削制度的兴起,并贯穿整个世界、贯穿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对于这种关于人类本性的幽暗观点,您会如何回应呢?

 

诺姆·乔姆斯基:压迫和剥削确实存在,这是人类本性的反映。同为人类本性的还有同情、团结、友善和关爱他人——对类似亚当·斯密这样的伟大人物来说,这些才是人类的本质属性。社会政策的任务是设计我们生活的方式以及制度和文化结构,以达到扬人性之善、抑人性之恶的目的和理想。

 

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著有《国富论》《道德情操论》等。

 

C. J. 波利赫罗纽:人类是社会动物,因此我们的行为取决于我们生活中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那么,在人类的基本需求

(比如食物、住所和不受外来威胁的保护)

之上,是否还存在造福于整个人类的共同的善呢?

 

诺姆·乔姆斯基:这些基本需求曾经被马克思称为我们人类的“动物性需求”,对此,他给出的愿景是:等到有朝一日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些需求都可以被充分满足,从而让我们获得解放,开始转向“人类需求”的高效满足,这些需求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会大大地超越“动物性需求”——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布莱希特

(Brecht)

的警告:“请先确保脸面”。

 

C. J. 波利赫罗纽:您能概括一下您对人类本性的定义吗?或者换个问法,我们人类到底属于什么样的生物?

 

诺姆·乔姆斯基: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自己的书中一开始就说过:“我不会自以为是地认为以我一己之力就能提供一个让大家满意的答案”——后来,我又说:“似乎还是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某些特定领域,尤其是考虑到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我们确实能够获得有价值、有意义、有趣味的洞察,其中不乏全新的洞察,这些洞察有助于扫清那些阻挡我们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障碍,包括一些虽然被广泛地接受了,但是其根基却远非我们假想的那样稳固的观念。”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并没有变得更加自以为是。

 

“我们也可以秉持乐观主义精神”

 

C. J. 波利赫罗纽:您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定义为秉持自由立场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但是却拒绝承认这样一种看法:作为一种关于社会秩序的愿景的无政府主义很自然地源自于您的语言学观点。那么,无政府主义与您的语言学观点之间的联系纯粹是一种巧合吗?

 

诺姆·乔姆斯基:可能不只是巧合而已,但显然并不存在由此及彼的直接关系。从足够抽象的层面来讲,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有些时候人们可能会在启蒙运动时期和浪漫主义盛行时代有所认识,或者至少有所感知。

 

在哲学和语言学这两个领域中,我们可以感知,或者至少可以希望,人性的核心是巴枯宁所说的“追求自由的本能或天性”,这种天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正常的语言运用的创造性一面,同时也体现在这样一种认知当中——任何一种形式的操纵、威权和等级制度都无法自证其合理性,其中每一种都需要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合理性,如果找不到

(事实上通常是不可能找到的)

,那么这种形式的操纵、威权和等级制度就必须废除,转而支持更大的自由和正义。在我看来,这似乎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理念,其来源是关于基本人性的经典自由主义根基和深邃认知——或信念,或希望。秉持自由立场的社会主义则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引入了关于人类同情、团结、互助的新理念,也体现了启蒙运动的根源和关于人类本性的构想。

 

乔姆斯基演讲。

 

C. J. 波利赫罗纽:经济不平等,缺乏增长动力,新工作机会稀缺,生活水准不断下降,所有这一切已经成了当代发达社会的关键特征了。更有甚者,气候变化挑战似乎已经成为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星球的一个真实威胁。对于我们是否能够在试图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同时找到合适的方式来逆转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灾难这一点,您乐观吗?

 

诺姆·乔姆斯基:在我们关心的所有问题之上,始终笼罩着两大阴影:环境灾难和核武器,而在我看来,人们显然严重地忽视了前者带来的威胁。在核武器问题上,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一个答案,那就是彻底消灭它们,就像当年的天花,只要找到技术上可行的合适解决方案总是能够将之彻底消灭掉的,让不祥的诅咒远离我们。而在环境灾难问题上,似乎还留给我们人类一定的时间来扭转最糟糕的可能,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超越目前我们所采用的各种措施;可惜的是,目前我们还需要克服巨大的障碍,至少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国家,在那个自称为超级霸权的国家,需要克服很多障碍。

 

在美国关于召开的巴黎世界气候大会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中,这条信息是最重要的:所有参与气候协议谈判的国家都希望签订的约束性协议并不在国会的议事日程上,因为这份协议在被交到共和党掌控的国会手中的时候就“见光死了”。无论是哪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们要么是斩钉截铁的气候变化否定论者,要么就是对此将信将疑,因而反对政府就此采取任何行动,这一事实令人深感遗憾和震惊。美国国会对巴黎大会顺利召开的庆祝举动是将奥巴马总统试图扭转这一人间灾难的微弱努力彻底扼杀在摇篮中。

 

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共和党

(其普选选票事实上占少数)

洋洋自得地宣称,之所以要削减环保署的预算,其目的是为了有效控制国会预算委员会主席哈尔·罗杰斯

(Hal Rogers)

所谓的“毫无必要的,会减少工作岗位的监管项目”——或者,用更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说,就是环境破坏的少数控制措施之一。我们大家都应该牢牢记住,按照现代人习惯的说法,“工作岗位”一词不过是那个不便明目张胆地宣称,由7个字母组成的词

(profits,利润)

的委婉说法而已。

 

C. J. 波利赫罗纽:考虑到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的特征,对于我们的未来,您总体上乐观吗?

 

诺姆·乔姆斯基: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选择有两个。我们可以变得非常悲观,举双手投降,放任最糟糕的一切发生。或者,我们也可以秉持乐观主义精神,抓住一切机会,努力有所作为,兴许会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可供我们选择的道路,其实并不多。

 

原文作者|[美]诺姆·乔姆斯基、[美] C.J.波利赫罗纽

编辑|罗东

导语校对|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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