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法]安托万·德·巴克、[法]诺尔·艾柏
摘编 | 徐悦东
今年是法国新浪潮导演埃里克·侯麦诞辰一百周年。说起侯麦，大家往往会想到他那些充满法式清新味道的爱情电影。侯麦对男女之间的情感进行细微捕捉，在电影中探讨情感和道德，使得他的电影看似平淡，却富有深刻的意蕴。因此，侯麦电影更成为了某种法国生活方式、法国时尚和魅力的代表，影响了许多导演。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侯麦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一直以来都是个谜。他的真名叫莫里斯·谢赫（外号大莫莫），他喜欢与大家保持神秘，故意给身边的人放各种“假料”，以致于连他的母亲甚至都不知道他是法国最知名的电影人之一。
作为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的重要旗手，与许多新浪潮导演一样，侯麦首先也是一位重要的影评人。他也是从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电影杂志之一的《电影手册》里走出来的，然而这点被许多人所忽略。在巴赞去世之后，侯麦曾经担任过《电影手册》的主编。
如今，许多人会简单地把新浪潮运动和《电影手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确，许多新浪潮导演都做过《电影手册》的影评人。但历史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与大家想象的不同的是，在侯麦担任《电影手册》主编期间，因为侯麦害怕显得“帮衬自己人”，所以，《电影手册》并没有为当时刚诞生而遭遇危机的新浪潮运动鼓与呼，而且立场较为保守的侯麦，也没有在政治立场上站在当时流行的左翼的前线。
这可让新浪潮导演们感到愤怒，他们于是上演了一场有所密谋的“宫斗大戏”，成功夺权，将主编侯麦“斗”出了《电影手册》编辑部。在这之后，《电影手册》才成为新浪潮运动的舆论阵地。这场重要的“宫斗大戏”，不仅改变了侯麦的人生，也改变了新浪潮运动，更影响了世界电影史的进程。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侯麦的第一本传记《侯麦传》，文章有所删减。
《侯麦传》，[法]安托万·德·巴克、[法]诺尔·艾柏著，范加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新浪潮的危机
60年代初期，侯麦领导下的《电影手册》似乎与新浪潮运动相距甚远，至少从每期杂志的目录和专栏看来如此。但这本期刊却是新浪潮运动的发源地。这的确是个矛盾。每期杂志最后点评电影作品的“十人评”，在涉及新浪潮影片时多少会委婉一些，尤其是面对过去同为年轻激进电影爱好者的伙伴们。《广岛之恋》上映时，杂志组织过专题讨论；《精疲力尽》上映时，吕克·穆莱在杂志发表文章对戈达尔进行“维护与阐释”。然而除此之外，《电影手册》再也没有刊登过介绍、分析和评估新浪潮现象的重要文章。
如何谈论自己，如何谈论夏布洛尔、特吕弗、戈达尔、里维特等人的早期作品？侯麦也做过尝试，比如1959年2月11日在《艺术》发表文章，评论夏布洛尔的影片《漂亮的塞尔吉》。他认为这部作品具有“真正的新意”，是一部“具有教育意义但并不说教的好片子”，当中的“画面绝妙地表现出外省所经受的苦难”。但他也不无遗憾地指出，某些剪接处理不当，导致“结构松散，有时显得生硬、不协调”。“夏布洛尔没能在脑中构建好影片，”文章总结道：“但他有些地方做得非常好，例如故事、风景、人物等，表现出了导演天赋。他最喜爱的表达方式就是镜头移动，由此为每一帧画面注入内涵，使其生动。”
埃里克·侯麦，代表作有“六个道德故事”系列，“喜剧与谚语”系列和“人间四季”系列。
侯麦还是最早评论戈达尔的人，早在1956年5月，当人们还没开始谈论新浪潮时，侯麦就曾撰文评价戈达尔早期短片《风骚女子》：“这部16毫米的影片可谓惊喜之作，足以让那些大尺寸的电影感到嫉妒。”
如此罕见的成功作品应当引起注意。《风骚女子》的灵感来源于莫泊桑笔下的一则故事，让—吕克·戈达尔的镜头带领我们在日内瓦的街道闲庭信步，将故事叙述得十分精妙！这部影片完美地指明了将短篇故事拍成电影的路子，这才是‘应该做的事’，相比之下现如今一众自称‘新浪潮’的作品却在展示‘不该做的事’。”这既是侯麦清醒的认知，也是在赞赏朋友。1958年，帕纳斯工作室展映了12部实验电影，侯麦又大加赞扬里维特的《棋差一招》：“这部作品［⋯⋯］反映出导演电影的艺术，在这30分钟里可以看到的真正好电影，已经胜过整个法国过去一年所有作品加起来的水平。［⋯⋯］其风格朴实但富有为荧幕而生的新意。我看了五遍，每一遍都因不同的原因喜欢它。”
从这几篇文章中能觉察出当时的形势：它们的写作时间都在新浪潮真正开始之前，年轻导演们的此时尚未完成各自的第一部长片。侯麦是新浪潮前夕写下这些文字。然而当运动真正展开，他却不愿意参与其中。他似乎觉得时间还没来得及完成其使命，因此无法当即评判这场运动的重要性。他在《电影手册》中坦言：“要我在这批法国新电影中分出个高下来，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它们离我都太近了，我的选择必定充满主观性⋯⋯我心里清楚，新浪潮将被载入史册，但是历史会做出筛选，而我无法预言其结果。”侯麦似乎担心他的偏好或者言论被视为“帮衬自己人”，而且当时的确有这种说法笼罩着侯麦领导下的《电影手册》。
如果借用特吕弗提出的电影作者论，或许可以将这种做法戏称为“电影伙伴论”，然而《电影手册》目前并不准备担负起这样的角色，可以说这已成为每期版页间的一根敏感神经。1960到1961这两年，《电影手册》倾注大量精力关注洛塞、朗、普雷明格、富勒、威尔士、库克、曼凯维奇等导演，以及古代或神话题材的惊险电影，甚至宁愿花笔墨评述非一流的导演，诸如科塔法维、奎因、多南、塔许林、路德韦格等人，也不去关注法国电影，尤其对新浪潮电影避而不谈。这样做只是逃避问题，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侯麦坦言：“60年代初，我们和特吕弗意见相左。他觉得《电影手册》应该言辞激烈地为新浪潮辩护，而我认为那是错误的，因为在旁人看来就好像我们在抱团取暖。”
接下来，新浪潮的导演们陆续推出第二部、第三部作品，其中包括特吕弗的《枪击钢琴师》，戈达尔的《女人就是女人》，夏布洛尔的《双重诡计》《马屁精》《好女人们》，以及德米、阿斯特吕克、鲁什、罗兹埃、卡斯特、多尼奥—瓦克罗兹等人的新作。这些影片在票房方面几乎全军覆没，引发了对新浪潮运动的猛烈抨击，这期间，侯麦的《电影手册》一直没有站出来发声。
戈达尔电影《女人就是女人》剧照。
1961年起，舆论普遍对新浪潮不利，媒体纷纷指责它败坏了法国电影的形象，使得观众不愿去电影院。正如皮埃尔·卡斯特所述：“法国电影生了病，这一点毫无疑问。至于疾病类型则需要进一步探讨。人们都说电影观众越来越少，于是搬出显微镜查看，果然发现这个奇丑的怪物：新浪潮。只见它张牙舞爪，带出附庸风雅的风气，使批评也染上病毒。总之，得交给欧迪亚医生注上一针灵药，病人才能痊愈。真是奇特的药物。”
电影编剧米歇尔·欧迪亚前不久为《艺术》撰文，痛斥新电影人在倒观众的胃口：“特吕弗（或戈达尔）放到内行人面前就是个笑话，却让可怜的侯麦欣赏不已。在过去，人们闲来无事就聚在桌边喝茶聊天，现如今无所事事的人则聚集在荧幕前面。上周是侯麦吹捧波莱，这周是特吕弗奉承侯麦，下周就要轮到波莱把戈达尔或夏布洛尔夸上天了。这些人只会相互抬举，法国电影近一年的情形莫过于此。新浪潮已死，说到底也没有怎么‘新’，倒净是‘浪’了。”
特吕弗在1960年9月26日的一封信中称新浪潮运动“成日受到电台、电视、报纸的攻击”。他写道：“我并没有受到迫害，也不像称这一切为阴谋，但是很显然，当下年轻一代出品的电影，只要稍稍偏离了常规，就受到影院经理和媒体评论的一致声讨。这可以说是旧浪潮的报复之举。”
在法国电影如此混乱、新浪潮腹背受敌的情形下，该采取什么立场？特吕弗决定反击，尽管他心底很清楚有许多贴上新浪潮标签的电影质量并不过硬。“以前，戈达尔、雷乃、夏布洛尔等等，我们这群人在接受采访时会说‘不存在新浪潮，没有这个说法’。但后来，我又希望加入这场运动。应当为属于新浪潮阵营而感到骄傲，正如德占时期依然自豪的犹太人那样。”
《枪击钢琴家》和《女人就是女人》先后失利，特吕弗和戈达尔坚称，尽管这批年轻导演各有特色，但“新浪潮精神”的确存在。《电影手册》的情况则不大明朗，面对这样的冲突，侯麦领导的编辑部（以及侯麦本人）转而将精力倾注给法国电影资料馆以及经典电影。恰好亨利·朗格卢瓦于1962年举办了一场颇具规模的霍华德·霍克斯电影回顾展。侯麦亲自带领一群年轻影评人前往乌尔姆街的放映厅观看了一场又一场，毕竟这是侯麦时代的《电影手册》最为看重的一位导演。
特吕弗
然而，这种对新浪潮坐视不管的态度使杂志的其他元老着实震惊。即便受到攻击的是新浪潮的标识电影，《电影手册》也小心翼翼地不还口，夏布洛尔感到十分气愤：“可以肯定的是，要是放在过去，《女人就是女人》这么好的影片在我们的帮助下必然成功。好东西就应该推广支持，采取任何手段都不过分，对那些找骂的人丝毫不必客气。当初特吕弗就是这么给《电影手册》写文章的，引起了巨大反响。我们能迈好做电影的第一步，其中多少有他的功劳。现如今，重要电影不断遭遇失利，你们《电影手册》的人居然还有心思写别的！但凡《女人就是女人》这样优秀的作品不成功，就是你们的失职⋯⋯”
戈达尔此时也认为杂志斗志涣散：“ 《电影手册》曾经是一支特遣队，现在如同和平年代的军队，只是偶尔出趟操。”自1961年起，杂志受到四面八方的指责，特吕弗对它的保守态度大为不解，甚至相当不满。
侯麦既不喜欢战争或笔头论战，也不喜欢“电影伙伴论”，但他内心清楚现在必须表明立场，因为其他朋友已经开始质疑他《电影手册》主编的地位。新浪潮有不少导演都出自《电影手册》，出于对他们的支持也要倾向该运动。这一转变虽然缓慢，但意义重大，经历了身份困境的《电影手册》总算逐步重拾战斗性的文风。
转变的第一步由侯麦迈出，此前保持审慎态度的他，在沉默两年之后首度撰文，参与对法国电影的讨论。1961年7月，侯麦发表了这篇宣言性质的文章，题为《美的品味》，他试图“客观地”评价新浪潮运动，选出其中三部新作品与永恒的经典作品加以比较，分别是阿斯特吕克的《猎物的阴影》，夏布洛尔的《马屁精》，以及鲁什的《人类的金字塔》。比较对象为奥托·普雷明格，在他看来是“绝对电影”和“纯粹之美”的标准。
这篇文章有宣言的意味，因为侯麦是以杂志的名义开口，替“我们”发声，而这个“我们”怀有“用永恒的观点来看待的评判野心”。侯麦采取的是“博物馆视角”，他想为电影建造博物馆，势必要精选出最美妙的作品。现在他将三部新浪潮电影引入这座万神殿，便是打响了“最积极、最明确、最契合形势”的一枪。人们鼓励他加入斗争，这就是他的回应，尽管谈论的是现时的一场运动，他还仍然要提出永恒与博物馆的标准。
“我想表明，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几部作品中体现了美——对，就是这个词——因此很容易就平衡并掩盖了媒体乐于揭露的那些缺点。我还要说，在这里，发觉新意也与感受美紧密相关。”就这样，他总算表了态，文章庄重严肃，令人敬畏，颇有布瓦洛的风格，称得上侯麦电影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之一。
但它并非完美，尤其在批评策略方面欠缺考虑。特吕弗、戈达尔、里维特、多尼奥、卡斯特⋯⋯所有这些人，侯麦一个都没有谈到。他刚登上批评论战的擂台，转眼又以永恒之美的名义抽身而退。这离夏布洛尔所言——为维护新浪潮而“采取任何手段都不过分”还差很远，既没有“对找骂的人不客气”，也没有“引起巨大反响”。作为运动的主力军，导演们无法将自己代入到侯麦对经典的颂歌里，不免怀疑文章的斗争效力。简而言之，他们很愤怒。
反侯麦派的攻击
新浪潮的核心人物决定发起攻击反对侯麦。作为杂志的元老人物，他们希望将《电影手册》变成新浪潮运动进行斗争的大本营。尽管杂志向来主张在台面上探讨不同的影评观点，但这次攻击并非在光天化日下进行（这是它不对的地方）。尤其在侯麦看来，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共谋。
戈达尔
事情发生在1962年6月初。多尼奥、里维特、特吕弗、戈达尔和卡斯特，这五人经商讨决定向侯麦提议“集体领导”杂志社，以便将新浪潮充分引进领导层，进而彻底转变杂志走向。最初几次讨论会上，侯麦对此充耳不闻。很快，五人意识到必须撰文一篇，才能明确表达他们的意愿，并作为行动宣言，以期打造他们所憧憬的全新的《电影手册》。
此事由多尼奥负责。他当时正在伊斯坦布尔拍电影，片子是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不朽的女人》，由他和女伴弗朗索瓦丝·布里翁出演男女主角。他起草了一份社论，解释了杂志为何作出调整，6月15日寄到特吕弗手中，希望刊登在头版。文章措辞准确得体，较为含蓄地批评了侯麦的路线。多尼奥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他没有忘记侯麦在杂志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当初人们纷纷转向拍电影的时候，只有他甘愿独挑大梁。
这篇“五人宣言”由多尼奥—瓦克罗兹、戈达尔、卡斯特、里维特和特吕弗联合署名，争取将《电影手册》与新浪潮运动紧密贴合在一起：“法国电影正面临危机，形势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这时候总得要有罪人，于是人们说：是新浪潮的错。如果这一标签指的是《电影手册》走出来的导演，加上其他一些优秀导演，诸如雷乃、瓦尔达或是德米，那么这种指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我们并不惭愧于自己的作品，但是我们明白争辩也是无益：这种宣判并非基于实证分析，而是因为道德声称不允许拍摄这类影片，称它们有损法国电影产业。至于公众，他们无权参与评判：他们的电影品位已被人决定。而《电影手册》正是策划这些行动的窝点，真应当一把火烧了。”
接着，多尼奥尝试解释与法国电影危机如影随形的另一个危机，即《电影手册》面临的危机。“ 《电影手册》该不该烧？或许属于它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要提这样一个问题：曾给它带来显赫声名的那些人，为何如今的目录里再也难见他们的名字？首先，我们想给年轻一代电影爱好者更多表达机会，其次拍摄电影需要占用大量时间，最后也是尤其重要的原因是，一旦我们‘开始职业导演的生涯’，就很难说别人不好或是称赞朋友了。我们不约而同都曾借《电影手册》作跳板，它不应成为我们自鸣得意或自我陈情的平台。”
末了，多尼奥（他自己这样说）“赞颂了大莫莫（侯麦）”，紧接着（这一点做得很好）说明宣言的真实诉求：“今天，我们都希望能在《电影手册》的工作中尽更大一份力。当初我们纷纷转向电影行业时，唯有一人愿意留下来掌舵。埃里克·侯麦是这支火把的忠诚卫士。多亏有他，这本黄黑色封面的杂志才能够每月出版，并在全世界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他没有辜负奥里奥尔和巴赞的心血。他严厉的作风从未动摇，他辛勤的工作从未停歇。现在我们重新聚在他身边，一块儿看着摇篮里正在茁壮成长的杂志，我们将重新关怀这孩子。《电影手册》需要再度成为斗争的武器，我们将帮助它完成转变。”
将《电影手册》变为为新浪潮辩护的斗争武器，让名正言顺的元老们回归，取代过于稚嫩、盲目崇拜美国经典的年轻影评人，这就是对侯麦那篇《美的品位》直截了当的回答。双方针锋相对，矛盾一触即发。
埃里克·侯麦
侯麦坚决不接受五人宣言，不愿意加入自己的名字，也不同意在《电影手册》上发表。特吕弗在1962年7月5日给多尼奥的信中写道：“您的文章写得棒极了，我和卡斯特、里维特进行了轻微删改，但有个很大的麻烦：莫莫不同意发表。他的理由如下：1.他抱怨您没有亲自给他捎个信；2.他认为杂志正处于极好的状态，这是他的观点；3.他承认有些方面还可以改进，他自会慢慢考虑；4.他声称刊登社论会导致发行量减少；5.他抱怨我们几个后来都没再参与杂志的撰稿及编辑工作，他觉得最好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证明自己的才能，从9月开始切实履行审校和编辑工作，如果结果可以的话，年底宣布编辑委员会的组织名单。事情就是如此。现在只有两种解决方案：要么向他妥协，要么让他走人（杂志的几位大股东尤其经营人的确有权这样做）。我当然倾向于第三种方案，但它是什么呢？”
必须缓和紧张的局面，并找到特吕弗趣言的“第三道路”。擅长外交手段的多尼奥开始想办法，他直接给侯麦写信解释情况：“特吕弗、里维特、卡斯特和我商讨提出设立编辑出版委员会的建议，但我听说您为此十分恼火，怀疑我们在您背后捣鬼⋯⋯请回想一下，在我前往伊斯坦布尔临行前几天，我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时，我已经向您详细说起让老队伍回归《电影手册》，也说起我将与特吕弗碰头商议此事。所以根本没有阴谋诡计一说。其次，想回到杂志社的这几位可谓名正言顺。当初《电影手册》发行了两年都影响平平，如果没有特吕弗和里维特开始为其撰稿，根本不会获得后来的成功。至于我，我的权威还需多说吗？您每天所做的工作——为《电影手册》兢兢业业的付出——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曾由我负责，且不论喜忧几何。因此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看到有些曾经‘撒手不管’的人现在又想掺和杂志社的事情，您十分恼火，这种心情我也非常能理解。曾经，特吕弗和里维特在我创立的事业上安营扎寨，鼓吹与我的初衷背道而驰的观点，我那时的心情也大抵如此。巴赞劝我说，应当给他们施展拳脚之地，他是明智的。如今我们面对的情形虽然与当时不同，但本质上是相通的。
《电影手册》出现了问题，它高谈阔论各类学说，对时局却麻木不仁。眼下到处都在谈论法国电影遭遇的危机，绝大部分言论都站不住脚，有价值的评论倍受阻挠，在这种形势下，《电影手册》不能高居象牙塔之中，置身论战之外。我们必须以我们的方式和风格回到战斗中去，保卫我们的营垒，不用怕别人说三道四。当然也可以（您已经这样做了）欢迎新成员加入⋯⋯不过眼下这批年轻人文风过于抽象、教条，在麦克马洪派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显得不伦不类。我想做的并非‘革命’，而是为杂志带来一些它欠缺的东西。特吕弗、里维特、卡斯特、戈达尔这支小组恰好可以完成这一任务，因为他们几人各有特色，甚至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尝试一下能有什么坏处呢？我很清楚《电影手册》欠您的恩情——没有您，它根本坚持不到现在，更别说拥有卓越的风格及表达水准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否定已经完成的事业，而是为它添砖加瓦。”
侯麦回信一封为自己辩护，逐一阐述自己与团队为杂志带来的贡献，洋洋洒洒写了足有31页纸，于1962年7月中旬寄给多尼奥。这封信的核心观点，正如侯麦在信中所写，强调了在其领导之下，《电影手册》成为“电影爱好者自己的杂志”，其影响力与严肃性正源自“与新浪潮保持距离”。收到这封彬彬有礼但话露锋芒的来信几天后，确切说是1962年7月21日，多尼奥给特吕弗写信，当中就侯麦的意思做了总结：“简单讲，莫莫拒绝做出任何调整，而且不管我怎么澄清，他笃信这是一起‘阴谋’，十分怀疑我们动机‘不纯’⋯⋯基于这些，他拒绝辞去主编职位，并且强调说《电影手册》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而且这笔微薄的薪水仅够他每天吃一顿饭⋯⋯总之，我们几个必须见面讨论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埃里克·侯麦
由于侯麦坚持自己的立场，“五人组”决定加强监督，伺机行事。多尼奥—瓦克罗兹8月8日拍完戏从伊斯坦布尔回来，月底，五人聚集到特吕弗的马车影业公司，决定组建一个半正式的“审查委员会”，如果杂志面临危急情势，他们在必要时会采取行动。于是，1962年夏天至1963年夏天，侯麦的《电影手册》受到监管，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头 顶。侯麦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尽管他致信多尼奥时表现得极不开明，但实则思维开放，因此逐步往杂志里掺进新浪潮的水分，不时发表几篇相关文章，而不只是专注于永恒美，甚至连法国电影资料馆举办的部分影展也不去。
1962年8月，杂志决定公开回应“伙伴论”的质疑，也正是这种声音导致它一直以来无法为法国年轻一代的电影发声。五人组成员皮埃尔·卡斯特担起这次任务，点评了雅克·多尼奥—瓦克罗兹的电影《跳动的心》，尽管他不擅长这类文章，但写得颇有水准，称得上新浪潮运动最好的文本之一。卡斯特大大方方地署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不应当羞于”为新浪潮辩护。除他之外，还有一位1962年9月才刚加入新浪潮阵营的新成员：让·杜歇。他的加入意义不同凡响，作为侯麦的得力副手，他向来对新浪潮运动提不起兴趣，至少从他在杂志的活动看来是这样。那年9月，身在威尼斯的杜歇撰文热情赞美戈达尔的新影片，并由此加入论战：“ 《随心所欲》的水准超过了不知多少导演，这绝对是一部杰作，是戈达尔本人乃至整个新浪潮第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
特吕弗的《儒勒与吉姆》被电影监督委员会判定为伤风败俗，禁止18岁以下人士观看，侯麦毫不犹豫站出来为导演、为新浪潮说话：“新浪潮经受过很多指责，其中最匪夷所思的罪名就是伤风败俗。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八年前特吕弗曾写过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他指出法国最优秀的电影大师都对黑暗、狭隘、淫荡、污秽的元素毫无避讳，甚至在他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无法以现实主义为名搪塞过去，足以引起公愤。你们至少应该承认，如果非要说伤风败俗，那些大师级的作品可比现在的影片厉害多了！怎么现在就这么叫嚣呢？没错——历史已经证实——对真实的由衷渴求往往比伤风败俗更容易招致审查，后者由于符合常规，所以一点都不叫人担心。”此外，侯麦在接受《法国文学》的采访时（这也是他最早的采访之一）向杰拉尔·盖冈阐明新浪潮的独特性：“我认为，我们在拍摄方式、制片方法等方面带来的创新并不是最基本的。关键在于主题的更新，即意识到必须做点不同的东西。”
自那之后，侯麦的《电影手册》愈加关注新浪潮，杂志的论调也愈加富于战斗性。这一明显的改变趋势终于在1962年12月催生出一期新浪潮特刊，距此次运动的开端已经过去四年。雅克·里维特早在五个月前就指导准备好了这期内容，侯麦一直迟疑地扣押，现在终于批准发行。
夏布洛尔、戈达尔、特吕弗首次以电影导演的身份为《电影手册》撰稿，法国电影的新一代导演以字典条目的形式被收录进这期特刊，总计有150个条目。他们也没有放过那些蔑视新浪潮的人，牵出来攻击了个遍：乔治·夏伦索尔（Georges Charensol）、让·科（Jean Cau）、雅克—劳伦·博斯特（Jacques-Laurent Bost）、路易·鲍威尔斯（Louis Pauwels）、亨利·让松（Henri Jeanson）、米歇尔·欧迪亚（Michel Audiard）以及《正片》杂志等。
最后，侯麦亲自撰写一篇社论，尽管此时他处于被监督的状态，但文中的真诚却不容置疑。社论表明了杂志今后将不懈维护“我们眼中的真理”，侯麦写道：“有人指责我们没有站出来为年轻的法国电影说句公道话。它于我们不但珍贵，而且亲近，谈论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促成了新浪潮的诞生，因而我们缺乏评判它所必需的客观性，甚至无法拉开足够的距离去观察它。然而它已然成为历史事实，我们的杂志也不可能视而不见。从现在起，我们要打消内心的顾虑。既然做不到退后一步去看，那不退也罢。既然我们很难站到新浪潮之外去审视它，那索性留在里面。这种视角很特别，同时富有创造力。不苛求唯一的真理，但至少可以说出‘我们眼中的真理’：究竟有多大价值，读者自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我们认为值得一听。”这段文字真诚地为新浪潮辩护，十分契合时势需求，它能否保住侯麦的主编位置？
里维特VS侯麦
1963年春天，《电影手册》内部对侯麦发起新一轮攻击。雅克·里维特是这次的主要推手，不过他的行动比较隐秘。他三番五次地质疑侯麦路线，抓住他的某些缺点、考虑不周之处加以指责，利用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做文章，聚集了一支“反动队伍”，明确表示自己也可以掌管杂志社。他那时没有别的事情要忙，第二部长片也遇到困难，一时半会儿拍不了。
里维特有特吕弗、卡斯特和多尼奥的支持，而侯麦有夏布洛尔和杜歇。两人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知识见解偏差（尽管对于现代的观念并不一致），而在于性格迥异。侯麦温和礼貌，稳重大度，诚恳倾听不同意见。里维特却不容人置疑，他在谈话中占据主导地位，观点坚定，镇定自若，会毫不犹豫地将反对者、平庸之辈开除出去。他一旦改变想法，必将有一阵大风大浪。无论是在《电影手册》内部还是面对广大电影爱好者，他都对其中一部分人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他的对手尽管尊敬他、但一点都不喜欢他，形容他专断、傲慢、教条。
让·杜歇就说过：“里维特发现自己不再是背后的老大，于是气急败坏，搞起阴谋诡计，就像约瑟夫神父⋯⋯”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杂志社的部分前辈（让·多玛尔奇、费雷敦·霍维达、菲利普·德蒙萨布隆）以及推崇侯麦的年轻评论家（克劳德·贝利、菲利普·于格）。
让·杜歇
于格曾怒斥：“里维特身上有圣茹斯特的影子。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雅各宾党分子，对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都嗤之以鼻。他还喜欢像个学监似的教训别人。”支持里维特的人却又是一番说法，他们认为他既有胆识又有才华。他最忠实的两位支持者如是说：“里维特的卓越才华无人能及”（米歇尔·德拉艾）；“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在《电影手册》读信时，一看到新手写的那些冗长无趣的投稿就直接扔进垃圾篓，还一边开玩笑说，‘我赶紧扔了吧，不然莫莫批准发表怎么办⋯⋯’ ”（安德烈·拉巴尔特）。
里维特和侯麦互相敬重，他们同样推崇霍克斯，也都反对习俗成规。侯麦甚至还很欣赏里维特的无所畏惧（他写文章常常把话说满，不留余地），也重视他的电影，尤其是七十年代拍摄的实验性较强的作品。
两人的冲突首先出现在1962年12月，里维特负责的新浪潮特刊发行的那段时间。这一期不但内容很多，出刊晚了些，而且还超出了预算。施罗德强调：“侯麦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超出预算，这在他眼中是最严重的错误，等于无知无德⋯⋯”主编因为这事大动肝火，严厉指责里维特开销无节制。据施罗德回忆，这是他“为数不多发火的时候”。
从那时起，里维特就公开与侯麦对立，况且新浪潮的话题在《电影手册》也变得极度敏感。米歇尔·德拉艾说：“他们发生了正面冲突，接着变成狂风暴雨般的一通争吵。从那之后两个人就开始对着干，里维特一门心思和侯麦过不去⋯⋯”拉巴尔特也证实：“里维特把我们叫过去说，‘侯麦现在有问题，什么都得他和杜歇说了算，可他又不严格把关：糟糕透顶的文章也能发表，反动分子大摇大摆地出入杂志社，新浪潮得不到我们的关注，这儿连个编辑委员会也都没有。必须做出改变，赶走侯麦。’从那时起里维特身边形成了准备行动的小圈子，其中包括特吕弗、多尼奥、卡斯特、德拉艾和我。我们周末会去位于诺让的雅妮·巴赞家开会。”
里维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冲突也超越了新浪潮的范围。最主要的斗争点是政治，这也是里维特攻击侯麦最有效的武器。他认为侯麦引导下的《电影手册》已然成为右翼聚集的窝点，刊登出来的某些文章几乎是在宣扬法西斯和种族主义。
多尼奥认为左倾一直以来都是《电影手册》的重要传统（尤其是在创刊初期），他自认为是这一传统的守护人，因而和里维特一道指责侯麦出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偏差，居然让一个“教条且反动的流派”给《电影手册》施加那么大的影响。他们指的是麦克马洪派，其名称取自麦克马洪大街的同名电影院，离星形广场不远。有一个爱好电影的小团体经常在那里放映电影，主要是他们的“四大天王”（洛塞、朗、普雷明格、威尔士），以及富勒、都纳尔、科塔法维、德万、德米尔等。
至于新浪潮的其他电影——威尔斯兄弟、卡赞、维斯康蒂、费里尼、安东尼奥尼、伯格曼等——他们统统看不上眼，认为它们充斥着道德颓败，完全被舆论高估了。这个流派不乏博学多才的热烈拥护者：米歇尔·穆尔莱、雅克·卢瑟莱、米歇尔·法
布尔、雅克·塞尔吉纳（Serguine）、马克·贝尔纳、阿尔弗雷·艾贝尔等等。他们当中有一些也在《电影手册》发表文章，例如穆尔莱。
麦克马洪派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被忽视的艺术》，出自穆尔莱的笔下，1959年8月发表。这是一篇纯电影宣言，纯电影应当仅以其导演艺术（完美，近乎抽象，激发具有情感宣泄意义的美和暴力）征服观众。除此以外的东西只能是丑陋荒唐的，都应当摒弃。
穆尔莱将查尔顿·赫斯顿与朱丽叶塔·马西娜加以对比：前者是纯粹导演艺术的绝对楷模，后者是“愚蠢无能、丑陋可怜的侏儒”，是堕落退化的怪物，拍出的电影当然也令人生厌。从对美丽身体的赞美到对丑陋躯壳的唾弃，他给出划分电影的等级制度/他将电影分成三六九等。这样的等级观念放在艺术形式层面上形成严苛的正统审美追求（憎恶矫揉堕落的畸态审美），而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也有相应的诉求。穆尔莱自己也承认：麦克马洪流派的电影思想提倡精英种族，趋近“人们所说的‘法西斯主义’ ”。
诚然，1959年的麦克马洪派奉行不问政治的规则，没有任何成员公开表达过极右思想，但这不妨碍该流派表现出异端性。因此同年8月，侯麦和杜歇决定发表《被忽视的艺术》时十分谨慎。正文部分使用斜体印刷，而且在文章前面有一段编辑按语：“尽管本刊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开明，但针对下面这篇文章的观点，本刊仅对其中某几点表示赞同。然而再极端的观点也值得人们倾听，因此我们坚持将此文献给读者，并不多加评判。”
里维特和多尼奥正是看不惯侯麦和杜歇接受这种烂文章，哪怕在保留意见、保持距离的前提之下，杂志社还没有彻底倒向麦克马洪派。除此之外，里维特还翻出另一篇思想有问题的文章：发表时间为1962年1月，由菲利普·于格评论约翰·福特的《马上双雄》。里维特指出有一段话含糊暧昧地讨论了时下的热点——当时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刚刚结束——种族主义。
约翰·福特电影《马上双雄》剧照
于格写道：“在约翰·福特看来，现代人谈论种族主义时，会给它披上面目可憎的科学学说外衣，然而它本质上仅仅是一种蹩脚、乡气的赶时髦心态，并不比真正的赶时髦更加凶险。
简言之，它纯粹是社会生活的产物。”里维特认为这是在有意淡化种族主义的危害，因而大发雷霆，并于1962年12月亲自撰写亲国民阵线的文章驳斥于格的评论，他谈到1961年10月在巴黎发生的暴力屠杀，那次事件中有将近250名马格里布人遇害。文中公开支持雅克·帕尼热尔（Jacques Panijel）的《十月巴黎》，该片揭露了北非裔在法国的生存境况，以及1961—1962年那个冬天他们的斗争。“这部影片是我们时代历史的重要档案，”里维特写道。
双方对历史事件各执一词，唇枪舌剑不可避免。里维特指责侯麦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加入刊物。他很反感于格（同时也为《法兰西民族报》撰稿）的那些文章，也讨厌在杂志社遇见侯麦的某些老朋友，尤其是让·帕乌莱斯科（Jean Parvulesco）。此人是法国秘密军成员，罗谢努瓦（Rocher-Noir，又称黑石镇）政府头目之一，职位类似法属阿尔及利亚地下运动组织的文化部长，在西班牙度过几年流放生活，1962年回到巴黎。
侯麦偶尔也会挑衅，比如在杂志社看《法兰西民族报》并不遮遮掩掩。但他既非战斗分子，也非极端分子，而是想保持《电影手册》的中立性，不倒向任何阵营。正因如此，他从不刊登影射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文章（除了上文提到的被里维特指责的那篇）。这样的中立性在那一时期的法国媒体十分罕见。可是令里维特感到不满的恰恰是使杂志置身事外，不管是在新浪潮的问题上还是在政治方面。
侯麦本人并不介意表达个人见解，他不赞成戴高乐“背叛萨兰将军，贱卖阿尔及利亚”，倾向支持法属阿尔及利亚，对感觉“被法国抛弃”的声音表示理解。施罗德是年轻的进步人士，他回忆说：“他对戴高乐的态度非常震惊。”左派人士米歇尔·德拉艾补充道：“侯麦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都知道他的政治观点相当传统，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阻拦其他观点的人在《电影手册》上各抒己见，这一点很不容易。”
里维特和侯麦的另一个冲突点在于对文化现代性的态度。里维特想制定一个改革纲领，他公开支持外国出现的新导演：意大利的贝托鲁奇和帕索里尼，美洲的卡萨威特，英国的自由电影运动，德国奥博豪森宣言的导演们，日本的大岛渚，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中欧国家的年轻导演⋯⋯他抗议《电影手册》对安东尼奥尼和布努埃尔这两位“伟大的现代导演”缺乏重视，希望杂志能给予正在国际舞台上愈加重要的新流派应有的关注度（结构主义、符号学、具体音乐等）。
里维特认为，电影评论家不应该对罗兰·巴特、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波朗、索莱尔斯、普莱内、布列兹、梅西安、斯托克豪森等人的发现置若罔闻。“我注意到，我们如此喜爱的美国电影已经属于过去⋯⋯不管愿意与否，目前欧洲电影的发展趋势才是电影的未来。无论人们喜不喜欢，欧洲新电影都处于先锋地位。我不喜欢先锋这种说法，也可以说它成为世界电影探索前进的领头羊。必须紧随现代艺术的这一发展步伐，哪怕是放手一搏——生活不正需要放手去搏吗⋯⋯”
相比之下，侯麦对于现代性的态度更加传统、矛盾，更有启发性。他好奇心很重，热衷实验，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涉及现代性的实验。例如他在《电影手册》发表文章评论伊西多尔·伊苏创立的字母派诗歌，以及体育题材影片。他还对建筑学感兴趣，包括当时尚未建成的新城。他也曾借鉴现代绘画当中毕加索等抽象派画家发起的艺术革命；《狮子星座》的配乐远谈不上具象；他支持16毫米镜头，支持鲁什、利科克、布洛尔特等人的创新探索，支持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的尝试。简单将侯麦视为经典电影代言人是有失公允的，侯麦的电影思想复杂且多面，他以经典的眼光关注现代艺术。
侯麦电影《狮子星座》剧照
侯麦对现代性的态度有点矛盾，然而里维特主张纲领性地推行现代性。里维特希望使批评成为现代电影“探索前进的领头羊”，他吸纳罗兰·巴特、布莱兹、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期待将其作为《电影手册》的行动纲领。尽管侯麦和杜歇反对将批评变成“别人的影子”，他的战略宣言仍在1963年春天达到了目的。考虑到《电影手册》所处的政治—知识—文化背景，里维特的立场符合人们渴望看到新前景的诉求。
《电影手册》的侯麦时代的终结
哪些人的诉求？这是个问题。里维特、多尼奥—瓦克罗兹、特吕弗、卡斯特、拉巴尔特、德拉艾组成了倾向于改变的一方；而侯麦、杜歇、多玛尔奇以及杂志社一些年轻人则组成反对的一方。双方基本势均力敌。正如特吕弗1962年7月信中所说，他们可以合法地赶走侯麦，因为多尼奥是杂志社的经营者，他和另外两位股东——百老汇影院的经营人多西亚·玛热（Dossia Mage），雷奥尼德的女婿雷昂纳尔（雷奥尼德是杂志社创始人，1957年去世）——拥有真正的决策权。
但如果要使用强硬手段，前提必须是有一支队伍愿意追随里维特续写《电影手册》传奇。因此，战争在基层打响，聚焦在杂志社的年轻群体身上，其中有不少人是由杜歇和侯麦亲自带上路的。现在需要扭转局面，为了成功地排挤侯麦，必须逆转最新一代的观念，也就是1962年进入杂志社的一批年轻人，他们刚来没多久就正遇上了派别斗争。
让—安德烈·菲耶斯基的第一篇文章（评论尼古拉斯·雷）发表于1962年3月；让—路易·克莫里（评论霍克斯和普雷明格）则是同年9月。1963年3月，克莫里发表题为《电影万岁》的宣言，使他成为这批新人的领导者。在他们身后，还有韦基亚利、让·纳尔博尼（《正片》讽刺他们是“科西嘉帮”），以及塞尔热·达内、路易·斯科雷奇、雅克·邦东等人。他们初来乍到时属于侯麦派，更准确地说属于杜歇派，但是迅速意识到杂志社内部分成了两大阵营。
他们被里维特的才干和“现代化”纲领吸引，也期望在其身边大展宏图。他们先是“仔细观望”，就像德拉艾所说，然后倒向势头更强的一方。侯麦追忆此事时写下：“1963年3月至5月：《电影手册》内部发生革命，让—路易·克莫里和让—安德烈·菲耶斯基把我撵出杂志社。”杜歇十分惋惜：“真没想到我带进来的几个年轻人会在背后捅我一刀⋯⋯”
1963年3月，侯麦的一个疏忽加速了事情的进展。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影片《不朽的女人》3月27日即将上映，该片前一年夏天在伊斯坦布尔拍摄完成，由多尼奥—瓦克罗兹主演。《电影手册》仅有一名编辑（弗朗索瓦·韦耶尔冈斯）出席了媒体放映会。
影片临上映几天前，愤怒的多尼奥给“他的”杂志主编写了封信：“近日以来，《不朽的女人》映前场次全部座无虚席，不是谁都有机会来看。波朗今天特意一大早去看了9点场次，科克多夫妇、马尔罗、雷乃、格诺来看，也是提前打了招呼。其中有一场放映室特别为《电影手册》准备的，可结果呢？只有一个观众⋯⋯我无话可说。且不论看完之后会如何评价，人家好心好意地给咱们杂志社特别放映一场，正常人都不应该这样冷淡回应，我认为这实在太过粗鲁。
阿兰·罗布-格里耶电影《不朽的女人》剧照
《电影手册》做什么都不会使我震惊了，但对于有点惊讶的现场工作人员，我真对他们感到抱歉。”侯麦和多尼奥相互有些误会。后者坦率地表示，今后会帮助别人取代他的主编地位。此外，杂志社的财务情况也不容乐观，虽然并不十分严重。《电影手册》陷入平淡的机械运转，发行量在1959年至1961年尚且有所增长，现在却停滞不前。1963年第一季度，杂志社出现亏损，这是1957年以来的头一回。侯麦非常难过，把错误归咎于里维特和他的新浪潮特刊，而这期特刊正是多尼奥为首的“五人组”强烈要求的⋯⋯
多尼奥给侯麦提了最后一次醒：必须改变《电影手册》的领导方式，打破当前的工作日常，成立编辑委员会，由前辈和新人共同负责，找到一位能以新方案重振《电影手册》的编辑。侯麦表示拒绝，他尤其不接受把杜歇踢出领导层。多尼奥回忆说：“我提醒他了，可是一点用都没有。侯麦这人可不是一般的固执。作为电影导演，这是他的一个长处，可是在《电影手册》的事情上，他的固执导致的后果却是杂志社负责人于1963年5月召集会议，商讨接下来该怎么办。在侯麦看来，这次会议简直是天大的丑事，因为他坚持认为主编的职责应该由他独揽。双方的分歧最终爆发成冲突⋯⋯”
1963年5月中旬，多尼奥所说的会议在雷昂纳尔·凯热尔住处召开。凯热尔这样描述：“里维特夺权是一出经过策划的诡计，其共谋者需要拉拢我的意见，以确保能够成功。里维特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必须见一面’，语调客气但是坚定。他来了一队人到我家，其中有几位杂志社前辈，多尼奥、特吕弗、卡斯特，也有年轻一代，菲耶斯基、克莫里、拉巴尔特、德拉艾他们。他们跟我说，‘真是拿侯麦没办法，他现在完不成拼版，财政也出现问题，我们想把杂志交给里维特⋯⋯’多尼奥坚持这样做，我后来也表示同意，尽管在那之前我一向很支持侯麦。”
让·多玛尔奇为了帮助侯麦一方，试着提议与让—皮埃尔·梅尔维尔一起买下杂志，让他做主编。不过多尼奥和特吕弗推翻了这个设想。
至于侯麦这边，1963年4月底，他预料自己地位将要不保，于是咨询自己的法律权益，想知道可以提出什么要求，可以有何退路。他联系到法国记者工会和法国基督教工会联盟，负责人安德烈·蒂塞兰德于5月24日接见了他。此外，侯麦还见过律师玛丽—克莱尔·萨尔维，后者在1963年11月11日的一封信中向他分析形势：他有权得到解雇的预先通知，一笔假期津贴，以及一笔解雇补贴。她还建议他申请“违约金”赔偿，但表示不一定能获赔：“关于解雇理由是否合理，法律上并没有细致的规定。我衷心希望不会发展到那一步，最好你们能和气地解决此事。”
然而三位股东，多尼奥、凯热尔、玛热还是决定辞退侯麦。1963年5月31日，多尼奥以杂志社联合主编的身份发出通知函：“亲爱的侯麦，当您读到这封信时，应该不久后就会收到您的正式解聘函。我很遗憾事情会发展到这一地步，我在您眼中成为搞小动作的无耻之徒。但是，《电影手册》的创始人中只有我还留在这世上，因此责无旁贷地要保护它，而且我也没有逃避责任的习惯。早在将近一年前，我曾经提议做出一些改革。我一直相信，如果我们做了那些改变，根本不必要像后来那样弄到天翻地覆。但是您没有相信我的话，于是事情朝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从我来说，我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结局，可是已经无法挽回。尽管我对于《电影手册》的理念与您不同，但我一直尊敬、重视您的理念⋯⋯并且钦佩您为杂志的辛勤付出。您在最后一刻没能与我们一同拯救它，对此我无比遗憾。但无论如何，请您相信，在整件事情中，我绝没有不正直的行为；和其他人一样，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电影手册》着想。您的朋友，多尼奥。”
5月30日18点，蒙日街72号，侯麦的确收到一封需要回执的挂号信，来自《电影手册》：“亲爱的朋友，如您所知，本社现进行人事调整，您的主编职务将于1963年6月1日终止。您将获得一份工作证明，以及如下款项：解雇通知2400法郎，解雇赔偿4535法郎，假期津贴600法郎，总计7535法郎。鉴于《电影手册》当前资金短缺，希望您同意接受分期结算：首款现付3535法郎，之后每月1000法郎，分四次结清。衷心感谢您曾为《电影手册》执笔，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敬意。”侯麦当时的唯一收入来源就是杂志社的薪水，他提出增加赔偿金额并最终达成：总计10568法郎，约合四个月的工资。对雅克·多尼奥—瓦克罗兹来说，不得不辞退侯麦是很不愉快的经历：“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请走了侯麦先生。”
摘编｜徐悦东
编辑｜张婷
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