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王家范曾说，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在大海上漂泊，“欲从海面穿透到海底，体悟历史的真义，没有沉潜下去的毅力和耐心，没有旺盛的求知欲和永远的好奇心，很可能就像好事的游客，留下的只是‘某某到此一游’。”

王家范，1938年生，江苏昆山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中国历史通论》《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史家与史学》《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明清江南史丛稿》等。

王家范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主攻中国社会经济史，侧重明清时段与江南地区，于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也多有探索。

根据学生们的回忆，王家范很擅长从通贯和整体诠释的角度，对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做出个性化解读，进而揭示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脉络。他以执教中国通史课程的讲义为基础写就的《中国历史通论》已经成为了经典之作。该书最新的增订版与钱锺书、李泽厚、陈旭麓等人的著作，一同被出版社收录于二十册的“当代学术”文集。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胡铁球回忆道，正是这本书为他打了史学的新大门，最终成为了王家范先生的学生。 虽是老一辈的学者，王家范对学术前沿和动态的掌握，对于新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活学活用，乃至于对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运用，都常常让他的后辈学生自叹不如。韦伯、海德格尔、塞缪尔森、诺斯……王家范虽在治学中吸收了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却不为其所困。 作为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大家，他不同意美国加州学派以纯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江南。在他看来，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也无法完全解释明清江南的城镇化过程。“文字资料往往没有感性的情境，无法有细微的体会。”王家范生前在访谈中多次提及实地考察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王家范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6月。

对话王家范学生胡铁球：
他特别想针对中国的一个县做整体研究

 
新京报：王家范曾说，相比起各种天花乱坠的头衔，他自始至终更愿意做一名教书匠。据我所知，你是他在晚年招收的学生，也是在他的晚年最常陪伴在他身边的弟子。那段时间王家范先生的教导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胡铁球：我和王家范老师的相处情况和其他学生还不太一样。记得是2006年，我读到了王家范老师的《中国历史通论》，这本书让我特别感兴趣，当时我看了一整个通宵，对我的影响很大，因此我就考了王老师的博士。那个时候他的腿脚不方便，平时上课都是我用自行车来接送。课间的午休时间，我们就一起回到我的寝室，中午吃饭也在一起，所以在他的晚年，我跟他相处的时间可能是最多的，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很深厚。

可能是他对我的期盼比较高，所以对我的要求也比其他学生严格。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每一段话他都要过目。我在博士期间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专门召集学生一起来讨论。对于很多学术上的问题，我们都有争论，好几次一直争论到晚上三四点。在生活中他很关心学生，时常告诫我少吸烟注意身体，我感觉他就像我的一位父亲。

新京报：和其他历史系教师相比，王家范在授课方式和内容上有什么特点让你印象深刻？ 

胡铁球：我在读博期间已是宁夏大学的副教授，但王家范老师从本科到博士的课程我都听了一遍。我发现他在授课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的对历史的看法。比如说，他认为理解历史的前提是要摸透当下，知道影响当下社会的变动和不变的因素是什么你才能理解历史的变动和不变的因素是什么。传统历史学总是强调变迁，王家范老师认为变迁不是历史的核心，不变才是社会的最根本的特征。他授课时指出的很多理论还都没有写进著作之中，我正在考虑把他晚年重要的学术观点做一次整理。 他在历史课上不会讲很多历史故事或历史事件，理论课占据了三分之二，甚至单独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课程。在他看来历史学是门复杂的学科，包罗万象，因此需要多种多样的理论才能更好地理解史料。他认为任何史料都未必完全真实，但造假的史料反而有更大的研究价值，这点对我的启发也很大。 现在的很多博导会给学生选定研究课题，但王家范老师从不这么做，他要求学生自己选题，因为导师替学生选题，只会磨灭学生在选题上的敏锐性。他认为论文写作有好坏，这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的能力不同，但觉得不能去抄袭，他所坚持的这些原则对我自己从事教学也有很大的影响。 

新京报：在你与他的相处中，你觉得王家范先生在晚年特别关注什么问题呢？ 

胡铁球：王家范老师在晚年不止一次地和我提到，他特别想针对中国的一个县做整体研究，从土地、行政区划到社会流动、民间信仰等各个方面做一个细致的呈现。我的老师之所以设立这个目标，是基于他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观察。他说现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或是在做宏观历史线索的拉扯，或是在做微观的案例研究，中国史学非常欠缺的是中观研究。这件事做起来难度非常大，需要动用各种学科的资源和知识储备，但这也许就是他一辈子到晚年最想做的一件事。

作者｜李永博

编辑｜张婷

校对｜李项玲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