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尼尔·弗格森

面对这种时代焦虑，英国历史学家J. H. 普勒姆曾专门写下《过去之死》。下文是尼尔·弗格森的导读文章。

现实版的“过去之死”

病人“H.M.”的病例在神经科学圈子里已是尽人皆知。H.M.本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却饱受癫痫之苦。1953年8月，当时神经科学尚处于萌芽期，一名外科医生对H.M.动了一场名为“内侧颞叶双向再切除”的手术，将内侧颞叶组织切除。这场手术的目的是缓解癫痫的突然发作。手术也确实达到了缓解的目的。不幸的是，手术本身有两大灾难性的副作用。首先，这场手术摧毁了病人十一年的记忆；尽管动手术时候，H.M.只有二十七岁，不过，病人对十六岁之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了。其次，更严重的是，手术也摧毁了他的记忆能力，手术之后，H.M.对所发生事情的记忆只能维持几分钟。随后，便围绕此一病例出台了众多医学报告，其中一份描述了这场手术的现实后果：

手术十个月之后，H.M.搬家了，新家距离老家只有几个街区。……差不多一年过去了，H.M.仍然不能记住新的住址，单靠他自己也无法找到回家的路……病人日复一日地做着同样的字谜游戏，但没有任何实际效果，他会一再阅读同一份杂志，但并没有发觉内容上的重复。 

这个病例的众多研究者最终达成一致看法，认为外科医生有点操之过急，非常不谨慎地将几个对记忆能力至关重要的脑组织切除了（确切地说，就是海马体、杏仁核、海马旁回和内嗅皮层）。

折磨着H.M.的是极端形态的遗忘症，这也为普勒姆所谓的“过去之死”提供了鲜活例证。对H.M.来说，1942年之后的那个过去已然完全死亡了，无论是这其间积累起来的事件，还是记忆的过程（其中只有寥寥几个例外，比如说摇滚乐、宇航员以及暗杀约翰·肯尼迪）。要把握普勒姆这本小书的意向，只需要想象整个社会都处于H.M.的境遇当中就可以了。

普勒姆是莱斯特一家鞋厂的一个地位低下的“工头”的儿子，但他借由对一位朝廷重臣兼鉴赏家的长期而杰出的学术研究改变了自己，这位重臣不仅是温莎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常客，也是英格兰那些更为古老也更为尊贵的贵族圈子的座上客。然而，无论他房间里有多少塞夫勒瓷器，也无论有多少上等拉菲葡萄酒，都不可能将他的过去一概抹去。相反，他最喜欢强调的就是他的世俗成就“一条以莱斯特的萨默维尔路为始点的漫长道路”。

J. H. 普勒姆

在普勒姆眼中，一个人唯有不忘记过去，才能取得进步，同样的观念也适用于社会。他曾在自己钟爱的基督学院宣示说，“重要的是，学术领导人物要确保这个学院的存续和繁荣，就像过去的五百年间所做的那样”（未出版手稿）。过去之死，意味着放弃过去五个世纪的学术成就，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这个学院没有未来可言了。

这本小书是以1968年3月普勒姆在纽约的四次演讲的手稿为基础写就的，因此可以说，《过去之死》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就在同一个月里，田纳西的孟菲斯爆发了数起种族骚乱，马丁·路德·金就是4月4号在孟菲斯遭到暗杀的。此时，北越的新年攻势正全面展开，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投入力度则趋于衰减；1968年3月，发生了美莱村大屠杀事件，美军士兵在这个村落杀死了四百多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尽管此暴行直到一年后才公之于众。学潮运动此时也在大西洋两岸酝酿起来。甚至就在普勒姆准备自己的演说之时，披头士乐队凭借那首《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赢得了格莱美大奖，滚石乐队也将要将《一起欢度这夜晚》这首单曲的能量释放出来。看起来，1968年的这个春天，已然是埋葬传统态度和传统结构的绝佳时机了。过去从来没有像在这个春天那样，陷入此等垂死挣扎的地步。

直到暮年时期，普勒姆都可算是左翼人士，对这样的革命情绪，普勒姆当然不会没有觉察；这样的情感潮流即便在剑桥都可以感受得到，更不用说在纽约了。因此，在这部小书当中，发现民权运动和性革命的身影，也就毫不奇怪了。比如，在就美国主流史学的“白人”特质而作的长篇注解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话：“过去的两年见证了黑人力求获取自身之过去的决心。”他后来评述说，“两性关系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统计资料已经表明，生物冲动、生理需求，业已引领我们走向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并且很可能正在令人们回归人性需求。亡灵禁忌的阴影已经从人类的卧榻消散而去。”

然而，时代潮流涌动的迹象，并非普勒姆所谓的“过去之死”的真实意思。毋宁说，普勒姆在这部小书中提出的问题，在三十年前事关重大，在今天也是如此。确切地说，普勒姆的问题在于：学院派史学，在摧毁对过去的传统观念的过程当中，是否本质上就是一门毁灭性的学科，有能力摧毁，但是没有能力取代那以神话元素为主导但也具备社会功能的“过去”？一方是致力于强化社会凝聚力的过去，另一方则是职业史学家有意识铸就的修订派史学观念，普勒姆一直担心双方会成为敌人，不幸的是，这一担心在很多方面成了预言，得到了验证。普勒姆那秃顶、西装革履并佩戴着眼镜的形象当然不可能引领1968年的潮流，不过，《过去之死》于诸多方面都在智识上领先了时代。

《过去之死》，[英]J. H. 普勒姆著，林国荣译，雅努斯译丛丨华夏出版社2020年3月版

剑桥语境

《过去之死》究竟有何新意，要理解这一点，不仅必须弄明白这部小书的政治语境，更重要的是，还要弄清楚它的学术语境。了解了这些，也有助于弄明白其中并不具备新意的地方。

普勒姆撰写纽约讲稿的时候，正值他历史学生涯的黄金期，当时他五十六岁。仅仅一年之前，他出版了《英格兰政治稳定性的增长，1675年—1725年》，这部作品最初是牛津大学的福特讲座的系列讲稿， 这个系列都是华彩篇章。《罗伯特·沃尔波传记》第二卷的出版，开始了普勒姆职业生涯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如果说，普勒姆作为肖像画家以极端的细致出名的话（在沃尔波之前，他实际上还在1953年的时候为查塔姆立过传），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他则已经准备好了以更为粗犷的线条作画。尽管此时他已经是世所公认的十八世纪英格兰史的头号权威，但是他也在竭力实施自我拓展。

同时，普勒姆也自感在学术政治领域，他是安全的，甚至他本身已经处在学术层级的顶端位置上了。他已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基督学院的头面人物了，因此便很自然地于1966年获得剑桥的讲座教授席位，并且在纽约演讲期间，成为历史系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不列颠科学院的研究员席位也在向他招手。此种情况下，他和他的宿敌乔弗雷·埃尔顿（此人最终击败了他，赢得了分量最重的现代史钦定教授席位），至少可以说是平起平坐了。

尽管普勒姆和埃尔顿都不能算作历史哲学领域的大人物，不过，二人还是在对待历史哲学的态度上迅速分化了（或看起来是这样的）。就在一年之前，埃尔顿的确出版过一本名为《历史学的实践》的书，这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的那种盎格鲁版本的德意志历史主义写就的一份宣言性质的东西，确切地说，就是依托兰克的档案材料研究方法，去应对英格兰史上的传统问题。普勒姆对此颇为厌烦。G.M.特里维廉的这位单传弟子，分享了导师对社会史的那种发自本能的热情，并且也正确地觉察出，社会史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史学发展定下基调。

《过去之死》英文版封面

早在1955年的时候，普勒姆就宣称：“最完整和最深刻意义上的社会史，如今已经是硕果累累的研究领域，其他史学分支都无可比拟，而且就在这一代人当中，将会有伟大发现。”正是秉持同样的精神，普勒姆在《过去之死》中断言：“历史探查的目的是要就人类社会活动之历史变迁中的基本问题寻求答案，其表现形式为概念和归纳。”因此，也就可以很简明地说，所谓历史教学，就是教授有关“社会变迁之性质”的东西。

毫无疑问，普勒姆此论是为了扶助年轻一代去对抗埃尔顿的那种方法论上的保守主义，普勒姆历来是站在年轻人这边的，他将此视为自己的原则。不过，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两人在某些方面的差异倒也并不像当初那样显著。“照实直书”，此乃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普勒姆是跟埃尔顿一样的兰克主义者，这一点从下面的申述中不难看出：

……自文艺复兴以来，历史学家当中就逐渐生发出一项决心，那就是尝试按照事情的本来面貌考察并理解事情，不再为宗教、民族命运、道德或者制度之神圣地位效劳。……历史学家的目标也日益明确起来，那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看待事物……真正的历史，指的就是如实看待事物，无论这样的历史将会同社会中的智者所论定的那个过去发生怎样的冲撞。历史批判精神意味着将事物置于自身所属的时代，如实看待。

普勒姆和埃尔顿也有共同的敌人。普勒姆在一则注释中毫无来由地对 F.R.利维斯来了一番旁敲侧击，“过去这一乌有之乡的又一个难民⋯⋯他对十九世纪英格兰的描绘完全是浪漫派的，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罢了”，此番鞭挞若是出自埃尔顿，倒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普勒姆对麦考莱也顺道发起了责难，认为那是一颗“粗糙且肤浅”的心灵，此番批评也是一样的情形。

的确，普勒姆的此类申述当中，甚至回响着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这类更具自我意识的保守派历史学家的音律。尽管普勒姆在学生生涯早期就已经同巴特菲尔德决裂了，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二人对基督教和西方史学之关系问题的阐述当中。普勒姆本人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不过，他也承认存在一种明确的基督教“叙事意识以及对不断伸展开来的上帝意图的意识”。

普勒姆与自由传统

不过也正是在此，我们开始真正切入普勒姆的智识宝库。这使我们进入了普勒姆论点的核心：他对“过去”和“历史”的区分。

所谓“过去”，在普勒姆看来，在人类的记忆中总是遭遇非正式的扭曲，甚至是刻意的曲解，以此来掩盖那更深的目的。相形之下，历史，则不仅仅是兰克所谓的对过去的“如实”呈现，只以自身为目的的呈现；同时也是那项恢宏的自由规划的组成部分，此一恢宏规划就是要推进人类的进步事业。“历史……之未来，”普勒姆毫无犹疑地写道，“在于将那些暗藏意图的有关过去的幻象，从人类叙事当中清除出去。”这同时也意味着要超越那种纯粹的年代记式的历史；为着人类未来行为而作的推演，是历史研究能够提供的，而且也是应当提供的。因此：

历史学家是能够描述发生过的事情的，因此也就能够指出什么行为是不恰当的……历史当中蕴涵着人类的诸多真理……一切能够提升人类……掌控自我、掌控境遇之能力的进程，都是很值得追寻的。

以及：

历史学家的目的在于不断深化对人和社会的理解，这不仅仅是为历史研究自身的目的，更是希望更渊博的知识、更深刻的意识能够帮助塑造人的态度和行动。

此类申述倒是更契合1896年的历史境遇，而非1968年的历史境遇。对此，不妨举一个例子予以说明，阿克顿勋爵在剑桥的就职演说中曾宣称，科学史学是欧洲进步的推动力量之一：

勘察和发现之普遍精神……从未有所松懈，一直都在抵御反复袭来的反动潮流，并且会抵抗到最终胜出的那一刻。这是……一场逐渐伸展开来的变迁……借由此一过程，人类从屈从状态进抵独立状态，此一现象对我们来说，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因为历史科学就是此一进程所依托的工具之一。

换言之，历史学家不仅要致力于描述人类进步过程那命定的胜利，而且，此一叙史工作本身，实际上就是人类进步过程的一项动力元素。普勒姆的如下宣示实质上正是此一观念的回响：“这正应了一句历史的真理：人类之境遇一直都在改善当中……人类之成就植根于对理性的运用，无论是技术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都是如此。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要教授、传扬并论证这一点……”

后现代读者面对此类申述，必然会大为震惊。即便是那些致力于捍卫十九世纪之真实性，并据此抵御后现代潮流的人，也不免会感到惊愕，毕竟，普勒姆在此无异于发出了战斗召唤，而且还是以如此直接的方式。当然，我们无妨在此提醒说：在大学历史院系当中，历来都存在一些资深人士，他们真的相信诸如人类进步这样的事情，并且也相信人类可以从过去汲取教益。

此一情况当然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过，此一情况本身倒也不足以成为重印《过去之死》这本小书的理由，甚至也不是重读这本小书的理由。普勒姆宣称，人性之职责就在于“化解人群当中存在的矛盾和敌意”，针对此一宣示，我们也必须记得普勒姆处身其中的时代境遇。当他呼吁历史“协助人类建立身份认同，不是作为美国人或者俄国人、中国人或者英国人、黑人或者白人、富人或者穷人，而是作为人”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对普勒姆有所谅解，就如同我们也应当对约翰·列侬有所谅解那样，后者的单曲《想象》不也是一副陈腐的抒情风格吗？重要的是，面对此类申述， 我们应当予以纵深理解。

怀疑的种子

《过去之死》的真正分量，并不在于普勒姆就“科学”史学之救赎力量提起的那种极具传统色彩的宣示，而在于隐藏在薄薄帷幕当中的焦虑。确切地说，普勒姆十分担心这样的历史学不足以替代人类对过去的诉求。普勒姆的确宣称，“古老的过去正在死亡”，不过他也补充说，“我们希望历史能取而代之……”。然而，历史能吗？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吗？

普勒姆对过往世代的史学家可谓相当严厉，他将其同真正的史学家对立起来，尽管如此，普勒姆敏锐地认识到往昔史家创造的那个过去的价值，尽管是勉勉强强的。正如普勒姆本人说的那样，“倘若丧失了对历史自我的意识，这将会招致巨大危险”。所谓过去，在普勒姆看来，其效能也许比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不过，倒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强。不管怎么说，过去躯体之上存在的全部社会和政治功能， 并非一无是处，这对一个在剑桥度过半辈子的人来说，还不至于看不明白这一点：

芸芸众生都少不了时间这个维度，因为他们意识到时间的存在。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而且] 他们希望了解此一过程的性质，过去是怎样的，现在又是怎样的。人们需要一个历史的过去，客观且真实……每个人都是一个历史存在，生活在时间创造的模式当中……

这也是为什么“H.M.”病人的困境，会令我们生出悲剧感。确切地说，H.M.并未承受身体上的痛楚，但丧失了“历史存在”意识，在大半辈子的时间里都是如此——普勒姆在基督学院任教，置身于过去之中的时间与之大致相当。“时间创造的模式”就这么简单地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此一命运完全有可能降临在整个社会，正是此种可能性，如同鬼影一般缠绕着《过去之死》，那深深的忧虑潜藏在普勒姆那乐观主义叙事的字里行间。毫无疑问，要普勒姆直面此一可能性， 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历史，他所理解的历史，可能扮演 H.M.病例中那个外科医生的角色，将我们集体意识的关键元素予以切除——正是此类关键元素，维持着过去的生命，无论这样的生命是何等不完美。

普勒姆自己则是选取了一个颇具启示特质的意象，对此予以说明。他写道，“历史如同蛀虫一般，在过去这一庞大机体当中咬蚀，将木料蛀空，令其结构坍塌。”或者也如同他在接下来的一段话中表述的那样，“历史深切地关注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协力摧毁了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过去……”此一申述可谓直言不讳，不过也是有着关键分量的。学院派史学家们已经对传统史学围绕过去建立起来的种种阐释宣战了，并且也确实发起了进攻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令传统阐释模式元气大伤。这些史学家的动机当然是值得尊重的。

但是，问题在于：历史学家们可曾成功地创制一门能够同样满足人类情感需求但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科，来取代“过去”呢？对此，普勒姆笔锋突转，写道：“许多历史学家便在历史之无意义这一论断中寻求避难，他们认为，历史学只能确立个人化的……论述；历史学是职业选手的游戏，而且也是职业选手在制定游戏规则。”——此一申述不免令人想知道，普勒姆具体指的是何人。普勒姆在《过去之死》中，早早便委婉地认肯了一种令人沮丧的情状：历史并不比过去更有力量。历史的光芒是“昏暗摇曳的”。确切地说，普勒姆所说的历史缺乏那种海登·怀特所谓的“元史学”的修辞结构和叙事结构，正是这样的结构，令那遭到扭曲的古老过去充满魔力，更令那样的过去让人无从忘怀。

在撰写《过去之死》的时候，普勒姆也如同那一时期的众多学院派人士一样，宣称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不过，即便是在这么一个早期阶段，也依然能够辨识出普勒姆播下了自己的智识种子。到了1980年代，这批智识种子将会发育成熟，成长为彻底的撒切尔主义。不妨举一个例子，普勒姆曾有评述说，“在此一巨大且急速的变迁时代，那种代代传授、代代传承的社会性质的意识形态可能面临难以维系的巨大危险。随着过去归于死亡……就会出现社会纷争的危险……”。两页篇幅之后，普勒姆回归了这个主题：

过去之于宗教、教育和经济活动的牢固掌控一旦削弱，社会事务就会陷入瘫痪状态。不难想见，结果之一就是……家庭结构的败落以及年轻人日益提升的独立性。

显然，这段论说当中鼓荡着保守情感，并且也足以预见到二十年后普勒姆身上那种更为剧烈的保守情愫。类似的思维很快令普勒姆的一些同代人激动，无论他们在政治光谱的哪个位置上，其中就包括了金斯利·阿米斯。普勒姆的剑桥同僚当中，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在就传统制度和思想结构展开的这场自由主义攻势当中，嗅到了最终的结果不是普遍启蒙，而是普遍解体，特别是毛里斯·柯林。

普勒姆当然也能够意识到，学院派史学就其自身而言，其命数是不足以延展到对历史的胜利时刻的。在一段充满先知色调的阴暗论述中，普勒姆提起警告说：“倘若就这么看着过去死亡，或者说，倘若过去真的已经死亡，而一个新的过去未能破土而出，那也只能说，这就是历史学的宿命。由此，历史学作为人类命运阐释者的地位将会被社会科学取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等于是说，普勒姆本人在历史和过去之间所做的那个初始区分，是一个虚假的两元格局；确切地说，倘若丧失了广泛的过去意识，那么学院派历史学就肯定会因为公众兴趣的缺失，而逐渐归于消散。普勒姆召唤“对人类过去之价值的强迫性意识”，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他所谓的历史倘若真要去战胜过去，那么这样的胜利也只能是代价惨重的。

三十五年过去了，过去死了吗？看看电视节目中相当受欢迎的历史纪录片，倘若这样的电视节目的确有其意义的话，那就不能说过去已经死了。最近面世的西蒙·沙玛的“不列颠历史”系列和大卫·斯塔奇的“亨利八世的六个王后”系列，已然成功地吸引了两百万到四百万不等的不列颠观众。（前者是普勒姆的门生，后者是埃尔顿的门生，普勒姆可能比埃尔顿更能理解其中的讽刺意味。）显然，此类节目存在于过去和历史的交汇之处，所诉求者是观众对不列颠之过去的现存的集体记忆，与此同时，此类节目也致力于将学院派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引介给观众，至少是其中一部分成果。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普勒姆所谓的过去真的死亡了，那么此类节目是不可能吸引到任何观众的。

也许，真正的病症在另一方。确切地说，在英国，真正沦落垂死境地的是学院派史学，而非过去。不管怎么说，学院派的历史科目在学生年满十四岁之后便不再成为必修科目了。这也令英国成为欧洲仅有的两个国家之一，历史学在学生毕业离校之前不再是必修科目（另一个国家是冰岛）。这也就意味着，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点的英国学生，会在初中阶段修习历史科目。更重要的是，初中之前的学段，学生们奉献给历史科目的时间少得可怜，一个星期通常只有一个小时。这也就必然对英国的初级历史教育产生影响。1992年之后，选修高中历史科目的人数已经跌落了十六个百分点。选修社会科学的学生是选修历史的学生的两倍，这恰恰是普勒姆担心的情况。

学院派史学的萎缩，同样在英国学生的选课范围方面体现出来。理论上，在“第三阶段”，此一选择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从“1066年到1500年的英国史”到“1900年之后的世界”，都在其列。但在实际上，百分之五十一的初中历史科目学生和令人震惊的百分之八十的高中历史科目学生，都选择了纳粹德国这个主题。剩下的人似乎都选修了都铎王朝史。在很多学校，所谓历史科目，已然等同于“希特勒和亨利王族”了。这一切，毫无疑问，都影响到了英国大学历史系生源的数量，对质量的影响恐怕更为严重。

学院派史学不但没有取代过去，反而很有可能将过去一同带落泥潭当中。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年龄段在十一岁到十八岁之间的学生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竟然认为奥利弗·克伦威尔参与了黑斯廷斯战役，知道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海战中的旗舰叫作“胜利号”的学生不足半数。至少有三成的学生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二十世纪展开的，他们还沾沾自喜。毫不奇怪，历史频道的节目，年轻观众的数量比例明显偏低。历史频道“帝国”系列的观众群体当中，只有百分之十四的人是在三十五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的观众则超过了百分之六十。十六岁以下的观众仅占百分之三。过去也许还存活在英国的民众文化当中，但也必然是迅速衰老了。

1968年的时候能够预见到此番境遇吗？很可能不能。不过，普勒姆的《过去之死》倒也确实击中了问题的要害。职业史学家们藐视对过去的一切记忆，只保留那些借由他们自己的研究得到印证，并在行内的权威期刊上发布出来的历史记忆，这是否明智呢？修正主义的毁灭性能量最终创造的不是一个新的、得到改进的过去，而是一个真空，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如果说普勒姆仍然希望历史学家们能够重铸过去，那么他也势必感受到一种隐隐的疑虑，担心职业史学家们很可能会把事情搞砸。仅仅一代人之后，普勒姆担心的既失去过去、也失去历史的社会噩梦便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幻象了。

在医学世界，“H.M.”是那个得到缜密研究的遗忘症病例的首字母缩写，此外，读者也都不难注意到这么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情况， 这个缩写实际上也代表了“陛下”或者“女王陛下”。君主制为英国的过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框架，这一点，普勒姆当然很清楚：他于1977年出版的《王室遗产》一书，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远胜他的其他作品。不过，倘若孩子们都认为克伦威尔参加过黑斯廷斯战役，那么过去又有多少价值呢？此种境况之下，普勒姆为之奉献终生的历史学又有何希望可言呢？向一代又一代人介绍王室遗产、贵族遗产以及平民遗产的历史学，又有何意义呢？准确地说，倘若过去和历史一起死亡了，谁又记得“H.M.”代表了什么呢？

这些都是《过去之死》的当代读者必须去仔细掂量的，倘若普勒姆今天依然健在的话，他也会这么做的。

本文系尼尔·弗格森为J.H.普勒姆《过去之死》特别撰写的导读文章，由华夏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尼尔·弗格森

摘编丨严步耕

编辑丨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