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社会当前的性别论争，伴随着“封杀文化”的行动形式，逐渐进入了中国公众的关注视野。回顾近来的文化界新闻，存在某种一致性：《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因为在推特上多次表明女性与跨性别女性的不同，被一些LGBTQ群体指责为“排除跨性别者的激进女性主义”(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s/ T.E.R.F.)，进而主张封杀和批评她之前的小说作品；随后，她与《使女的故事》作者阿特伍德等一百多位作家、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对抗议活动存在的一些极端化趋势深感忧虑。
这一波性别论争主要围绕跨性别者的权利、身份与社会命名问题展开，都是老生常谈的议题，但由于捆绑了当前英美社会的“政治正确”、“封杀文化”、网红以道德议题来动员粉丝进行网络攻击、以及新保守主义崛起等现象，使得原本已经够复杂的性别与社会分工问题，又叠加了历史遗产、言论自由和网络世界的伦理学等主题。
153名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发表了名为《论公正和公开辩论》（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的联名公开信。
这里涉及的任何一个主题，都足以长篇大论展开分析，对社会整体来说也是值得公开辩论、需要共识的问题。然而，本文想讨论的并不是“跨性别女性是不是女性”、“同性恋者应不应该与异性恋者享有同样权益”等话题，这一类话题可以说是法权问题，处理的是特殊者与普遍性的种属关系。
在这些性别争议之中，有一个值得细心留意、但很少被当成问题来提出的现象：当罗琳说“跨性别女性不是女性”时，大量站在进步主义角度的反驳者提出相反的命题：“跨性别女性也是女性”，并认为罗琳的命题反映了她的保守性。
本文想开展的问题，就来自这个现象观察：为什么在性别、民族、种族等涉及身份认同或小众成员社会融合的议题中，一些平权运动的参与者会把磨平差异的主张看作是“开明”或“解放”（“解放乳头运动”可以看作这种论述形式的典型）？或者反过来问，为什么强调差异性的人往往会被抨击（当然也会自认）为保守主义者或父权支持者？
撰文 | 叶雯德
1
承认性别差异，
就是支持性别不平等制度？
首先要说明一点，在这波论争中，罗琳的推论确实有保守主义者常犯的滑坡谬误。
比如，罗琳因为强调女性与跨性别女性（即生理性别为男性、性别认同为女性者）的差别而被批评。她担忧跨性别身份会被性犯罪者利用，但这种论述颇为蹩脚，因为跨性别身份与性犯罪手段之间并没有显著联系——这种利用当然是可能的，但性犯罪者同样能利用其他形式，例如金权诱惑、武力、欺骗等。
英国一位跨性别男性平台主播Jammidodger就清晰地列举和反驳了罗琳论述的含混性。Jammidodger等人虽然强调跨性别社群，但并没有否认过性别差异的存在——本文想要讨论的不是“性别差异是否存在”，而是另一个层次的现象：为什么对差异性的侧重常常与保守性联结、对同一性的侧重常常与解放性和平权联结，这种认知和行动形式在理论逻辑上是如何构成的？
人们常常只能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而没有看到立场之间的论争也会强化每个立场的不同，因此就没察觉同一性和差异性逻辑的存在和动态。当一个人说“男女有别”、“跨性别女性不是女性”时，他并不一定歧视和排挤女性与跨性别女性，也不一定反对她们的合法权利，而可能纯粹认为这三者存在不可化约的差别。
幽默图片：假如男人、女人是机器。
在极端保守主义者和绝对平权主义者之间，有大量人仅仅认为性别差异存在，但又不反对性别平等的理念。持这种立场的人（男女、异性恋同性恋都有）在听到一些极端女性主义者的完全平等论述时，常常会感到匪夷所思，于是反而会刻意重新强调男女差异，结果被这些女性主义者指责为父权制的支持者——用学者巴特勒的话来说就是，女性主义者这种述行（performative）论述反而生成出父权制支持者。
承认性别差异的存在，与支持性别不平等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是，性别议题的论争者经常将两个概念融合成一体：极端保守主义者认为性别差异的存在证明了性别的不可能平等；绝对平权主义者则同样认为性别差异的存在是性别不平等的前提，因此为了实现性别平等，就首先需要消灭性别差异。
这两个水火不容的立场，却同样将两个概念捆绑起来：性别差异与性别不平等被看作有紧密的因果关系。这种概念捆绑，起源于一种更深刻的、进入到认识论维度中的含混：无法区分性别的质性差异，与性别权力的量性差异。
对质性差异和量性差异的含混，以及透过同一性来取消差异性的倾向，被法国现代哲学家柏格森看作理性主义和空间性思维的错误。空间性思维的错误并不只出现在性别议题上，也出现在民族或种族问题上。
在评价这种行动框架的功过或作用之前，本文更想要从“同一性”和“差异性”这对哲学概念的梳理中，分析今天的社会身份纷争问题的意义和逻辑，并且尝试提供理解性别问题复杂性的另一个方法。
2
为什么一些刚强、独立的女性主义者，
反而会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欲望？
任何平等主义的逻辑核心，就是排除差异，然后将差异者归入同一的普遍系统中，使得这些差异的事物或人可以在社会上与他物和他者流畅交换，共享同样的权利和实行同样的义务。
威权主义和浪漫主义就与这个逻辑相反，主张某一些东西有不可与其他事物平等交换的特殊权威和超凡力量。这两种对立的倾向虽然在文化、情感、习惯与社会认识上有很多差别，但从概念的核心来看，它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前者以同一性统合差异性，后者以差异性压制同一性。
女性主义平权运动对同一性的追求，也就是将女性归入到社会交换网络中：两性同工同酬，家庭的养育功能被看成经济化的再生产作用，也都是同一性逻辑的社会要求。平权主义者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同一性、去除差异，从社会平等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然而，那些绝对差异无法被化约、无可被完整表达、不能平等与其他事物交换，但它们同样是真实的东西，例如身体经验、记忆、情感、自我认同感、自我怀疑。这些真实的差异，又如何被同一性逻辑所处理呢？
中国台湾关注平权议题的自媒体“苦劳网”记者王颢中，早前在社交平台发表了一篇评论，很能表达出女性平权主义的同一性逻辑局限：在盛行“女力”形象的美国流行乐坛中，唱作歌手拉娜·德蕾反其道而行，其歌曲所表达的是女性对男性的情欲、爱情关系中的软弱、依赖和晦暗情感。王颢中发现，许多自称女性主义者的女孩喜欢德蕾的音乐，但却不理解甚至羞耻于自己会沉迷在这些“不健康”和“不进步”的情绪状态中。他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女性主义在谈论女性主体政治化时，遗漏了一些“残余”：这些无法交换的情感真实存在，但正是因为它们无法交换、难以被给予社会意义、不可被动员成政治力量，从而被女性自己当成奇怪和不应拥有的残余东西。
唱作歌手拉娜·德蕾。
一些女性主义的主张会被批评为一种镜像、颠倒的男性主义，便是因为两者对残余东西都有同样的敌意和蔑视，都想要用自我规训的方式否定无法交换的情感，以建立出一个刚强的、独立的主体性格，结果也同样造成情感的压抑、禁欲主义和对私人情爱生活的羞耻感。
女性对女性、女性对自己压抑的现象之所以存在，或许可以被归因成父权制对女性压抑的残留。但本文想要提出一个哲学式的框架，将这种现象理解为同一性逻辑否定差异性的其中一种模态，换句话说，我们想要提出一个更根本性的二元对立框架，来理解男性女性、阳性阴性之间的社会对立。
哲学似乎与性别问题无甚关系，这并不只是因为古典哲学家的直男比重大大超过其他专业，而且也因为哲学的内容本身就去性化。性别特质的有无，可以说是区分古代宗教或玄学与哲学之间的重要原则之一：在不同文明的神话、宇宙论或伦理论述中，都有男女、阴阳、生育—摧毁、社群—家族、公共—私人等建立在性别对立之上的概念。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因此认为原始科学是一种性别技术。
哲学虽然也使用对立性的概念，但性与性别并不在其视野之中：形式—内容、普遍—特殊、存在—非存在、必然—偶然、先验—经验、主体—客体等，都是性别中立的范畴——哲学如何可以用来理解性别问题呢？在此，我们需要先对哲学史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笔者在此借用的是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勒兹的理论，但并不是他最常被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引用的“生成”（becoming）和“游牧”（nomad）概念，而是他在早期著作《差异与重复》所提出的西方哲学史脉络框架。德勒兹认为，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这个理性主义道统之外，古希腊的智者派、斯多亚主义、近代的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以及现代的尼采与柏格森构成另一条足以与前者分庭抗礼的哲学史脉络。
法国作家、哲学家德勒兹，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之一，致力于对欲望的研究。
德勒兹的看法是，由柏拉图开始，理性主义哲学虽然想要处理差异性，但最终都是将差异归入到同一性之中。例如，柏拉图的理型论要旨在于以理性的同一性来统合感性世界的杂多性：一些马是黑色的，一些马是白色的，虽然我们感觉到它们之间是有差别的，是不同的个体，但我们仍然可以用颜色、马、动物这些共相（universals）来统合这些差异的个体。在理型的统合下，感性事物的变化和差异也就有着限度，使人能够用一种普遍性的方式去认识、解释和安置每个特殊事物。
这种同一性“吸纳”差异性和杂多性的原则，在近代哲学则有主体概念的转向。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目的在于论证反思主体的不可减除：当我们将一切事物都假定为虚幻之后，仍然有一个无可减除的东西，这就是进行悬置和反思的“我”；康德则提出了先验主体（transcendental subject）概念：他认为必定有这种自我同一，不会随着差异与经验事物的生灭而变化和消失的坚定主体，而且它内在就有认识事物的范畴。
因为篇幅问题，我们在此只能粗略列出这些理性主义哲学要旨，无法仔细演示哲学家的推论过程。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这种理论设计如何响应了实际的社会需要。一对多、同一对差异的整合，对社会交往和科学来说是必要的，或者更准确来说，这种整合对法权来说是必要的：人在每一刻都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变动，假如我们认为上一刻的你和这一刻的你是两个不同的人，因而你上一刻的行动并不能确保这一刻的结果，那么法权就无法实行；社会成员为了达到有效沟通，确保双方表达和理解的意义相同，一定需要取消语气和声音等差异；商品买卖也必须取消商品和货币的性质差异，只确定它们的价值同等。
侧重同一性的理性主义哲学有着社会面向，反过来说，社会运作本身也需要实现差异事物的同一化——这也就是现代性概念的核心。现代社会的特性是社会交换的高度流畅，没有什么事物有着不可被反思所穿透的坚固性和权威。所谓交换，并不单指经济物的互通有无，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权力的让渡、知识的传播等等。这就意味着一样事物可以被另一样事物、一个概念可以被另一个概念表达出来，而差异事物之间的可交换性，必须建基在同一的、平等的根据之上。
这种同一性—差异性关系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商品交换：商品自身的物理特性或功能差异是其次的，商品需要多少劳动力才是主宰交换的法则。事物的量性规定（价值）成为了统合质性差异事物的同一根据和共相。
《厌女》， (日) 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月版
从同一性统合差异性原则的社会面向来看，女性主义并非如一些厌女症所批评那样，是溢出平等主义之外，对优待的过分要求，而是平等主义的其中一个模态。任何一个主体在生产同样产品时，只要投入同等的劳动时间就应该获得同等的工资。女性主义社会要求的正当性就在于，他们是要将这种同一性原则扩大，以纯粹主体的身份来排除性别差异的身份，而不是追求另一个差异性原则——以“女尊男卑”来取代“男尊女卑”。
3
绝对平等主义 vs 蒙昧保守主义，
看似对立，却存在一致性
平等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和社会要求，它的概念和逻辑基础，就是差异事物之间的同一根据。性别平权运动的同一性社会要求是正当的，但时常出现的局限，也正在于他们在追求同一性的时候抹煞了差异性，甚至认为那些不可交换的残余是反女性的、父权制的遗毒。
但如果我们忠实承认同一性和差异性、可交换性和不可交换性的事物都是真实存在，就会看到女性可能遭受的压抑其实也是双重性的：一是社会不平等导致的屈从地位，二是残余情感和个性被蔑视、因而对突兀的自我感到羞耻。这两种压抑都与性别有关，因而很容易被捆绑在一起，甚至被模糊成同一回事。比如德蕾乐迷的困境和不解，其实就透露了双重压抑之间的模糊性。
在性别平权运动的同一性原则下，前一种压抑可以被解决，但却可能加重了后一种压抑。一种常见情况是，当一个女性脱离了屈从的社会地位，得到经济自主和社会认同后，却仍然感到有个性上的压抑，但她可能会将这种由差异、情欲以及残余的存在所引起的压抑感，错认为平等不足而引起的问题，结果是自我认同感并没有随着事业发展而上升。
但是，这些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同一性原则或平等主义自身有错误，而是因为社会主体以同一性原则僭越差异性，没有将它们当成两个不同的范畴，进而没有以相应的行动方法和心灵模式处理自己的差异。这可以说是德勒兹与柏格森批判理性主义脉络的最重要起点：他们反对的不是科学和事物的清晰关系，而是反对那种认为世界只是一个交换性和化约性网络的理性主义观点。
让我们先回到哲学史的整理中。柏格森曾经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基者卢卡奇归成反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而正是他对理性主义和同一性原则的批判启发了德勒兹。重要的问题是，反对以同一性统合差异性，是否就等于反对平等主义？这个问题的应答关键在于，处理差异性和特殊性的态度本身也需要细分成两类形式。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法国哲学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有《创造进化论》等作品。
第一类可以称为蒙昧保守主义，这种态度经常对性别平权和开放作滑坡谬误式响应，例如认为同性婚婚姻合法会让更多小孩变成同性恋，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在论证方法上的拙劣，就不去审视他们的立场规定：保守主义拒绝将性、性别身份和家庭放在社会平等交换网络之中。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对差异性的承认大于对同一性的承认，不过因为他们反对同一性（科学、理论理性也是同一性逻辑的产物），也就只懂得以蒙昧和煽动的方式固定差异，把差异的东西看成既定和无条件的。
绝对平等主义以同一性、诸事物之间的可化约性，来统合差异的事物和取消残余，而蒙昧保守主义反对以同一性统合差异性，但其方法是将差异场域拔高到无可与他物交换。这两种对立立场其实是同一个认识论预设的两种镜像：他们都认为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是此消彼长、非黑即白的相互否定关系，结果在社会论争之中，既相互攻击，又相互构成对方与自身的内容。
《创造进化论》，[法] 亨利·柏格森著，肖聿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9月版
柏格森本身并没有谈论太多性别和社会议题，但他的哲学就是针对理性主义与蒙昧主义的同构性——他固然批判理性主义和同一性，但又没有落入蒙昧固化差异的保守主义问题中，这在理论上怎样做到？柏格森的原则，在理论构造和社会实践时常常被忽略，但说出来却非常简单：在他看来，同一性和差异性是两种东西，不能相互化约。从柏格森哲学的角度来看，绝对平等主义与蒙昧保守主义的同构性和各自的错误，就在于它们都无法理解不可交换性和绝对差异性，因而总是以能否交换为原则评价事物（平等主义：能交换的是好的；保守主义：不能交换的是好的）。
如果只以交换性来理解世界，结果就会将不可交换、非循环的研究对象，看成是错误的或神秘的，人们经常以断裂的静止解释连续的运动、以机械论解释生命、以空间广延解释时间绵延、以交换—理性主义解释个体心灵，以及以数量的对等性（equivalence）解释性质的差异性（difference）。
但这个错误并不只发生在科学研究对象上，而更多发生在人的自我理解中：每个心灵都时刻在变化，而且记忆和习惯也时刻影响当下事物，并没有两个一样的心灵，同一个心灵内在也没有重复性。因此，一旦以交换性来理解自我，反而会将心灵视作神秘、无意义、空虚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是绝对不可能和绝对无意义的——同一性统合差异性、交换性排除不可交换性的逻辑，就是这样从解放性和平等主义的原则，变成自我否定和虚无主义的基础，而只要摆脱交换性的要求，就会理解心灵与心灵之间并非只有交换关系：心灵既然是不可交换和不可等量化的绝对差异者，因而相互感染、诱惑和协奏是完全合法的沟通方式。
柏格森认为同一性僭越差异性，以及差异性压抑同一性这两种错误的出路，都在于理解和承认人的双重性，以及双重性之间可以分解：同一性的社会自我，与差异性的内在自我是两种不同的模式，而一个真正的开放社会和健康心灵就是懂得区分两者，在处理不同性质的对象时能够恰当转换思维方法。
电影《妇女参政论者》（2015）剧照。
4
直男癌、厌女症者，
既伤害女性，同样也在伤害自己
柏格森的哲学理论，对性别议题来说有什么启发呢？
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本身，并不为任何政治目的和社会要求服务，而他对心灵双重性（同一性—社会、差异性—个体）的承认，当然也不能被理解为劝喻我们只需提高自我修养，不参与社会。
柏格森哲学的作用并不在于把问题简化，也不是消解社会的二元对立，而是相反，它要将真正的对立区分出来。柏格森哲学设定了同一性—可交换性与差异性—不可化约性为事物的最根本对立形式，这种洞见并不导向任何特定行动，而是提供一种理解现实社会对立的理论坐标。
放在性别议题来看，柏格森哲学既复杂化了、又更有效地理解性别论争中的立场关系。例如，从可交换性—不可交换性这种对立来看，我们除了看到女性压抑的双重性之外，也看到厌女症与直男癌可以说是两种态度的反女性：前者反对女性的平等地位，而后者无视女性个体心灵的绝对差异性；对前者来说，性别之间的平等交流是坏的，对后者来说，性别之间的平等交流是不可能的。
厌女症对女性的敌意和鄙视，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同一性原则的否定，如此说来，这种否定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有伤害性的，因为这也意味着他们取消了自己有接受平等权利的地位；而直男癌则因为无法理解他者心灵的不可交换性，他自己那不可交换的心灵也同样空虚和无可被理解。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厌女症和直男癌倾向在男女身上都可能出现，也可以在同一人身上共同出现。
欧美男权运动的抗议。
保守主义与绝对平权主义的对立，如何抱有同样的认识论假设？他们都模糊了性别的质性差异和性别权力的量性差异，而这种性别问题上的含混，又是起源于两者都同样以交换性来评价事物。
但是，说绝对平等主义与极端保守主义有同样的起源和前设，并不是为了将它们打发为同样的东西，而是想说明它们的镜像关系和相互构成。因此，性别解放运动的前途也必须保留双重性质：社会平等交换场域需要去除性别差异，但性别差异在情欲和心灵沟通场域中可以被完全肯定——这可能意味着性别与社会总体的分解，而不能在性别立场的论战场域之中解决。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叶雯德；编辑：董牧孜、李永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