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一次非常特别的电话会议，穆罕默德和内塔尼亚胡同意敲定一项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同意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阿以两国将在未来数周签署协议，涉及投资、旅游、直航、安全、互设使馆等。
根据美国白宫的报告，以色列将暂停对美国“中东和平新计划”中提及的区域“实施主权”，将集中精力拓展与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阿联酋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加尔贾什也表示，以色列承诺冻结吞并巴勒斯坦土地是一个重要外交成就。阿联酋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恢复直接谈判。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绵延多年，是中东地区难以实现和平的根源之一。因此，多年来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地位。此次以色列与阿联酋建交，是一次突破历史的“破冰行动”。这也说明巴以问题在中东开始被边缘化，未来巴勒斯坦的生存空间可能会被进一步压缩。
巴勒斯坦民众抗议以色列和阿联酋关系正常化
针对这份协议，巴勒斯坦总统府在13日晚发表声明说，巴勒斯坦领导层拒绝接受由美国斡旋的有关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协议，该协议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犯”。该协议实际上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巴勒斯坦领导层要求阿联酋立即从协议中退出。巴勒斯坦已决定召回驻阿联酋大使，抗议阿联酋与以色列达成的协议。
巴勒斯坦似乎成了这次地缘政治变动上的“输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是以色列和许多阿拉伯国家互相龃龉的根源。如何才能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启之后，一直是许多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历史学家艾兰·佩普等以色列“新历史学家”学派主张，重新反思巴以冲突的根源，他们希望把以色列变成所有居民的国家而不是以牺牲其他群族的方式来强化犹太单一族群的认同。由于这样的左翼立场，以色列“新历史学家”学派遭到右翼的猛烈攻击，艾兰·佩普也因此辞去海法大学的教职，到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任教。
由于政治原因，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叙述历史的角度都非常不同。想要让两个民族在同一片土地上能够和平共处，就得解决他们互相隔阂的历史观的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是怎么来的？该如何公正地书写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历史？书写历史的方式，实质上也为解决巴以冲突提出了某条出路。艾兰·佩普的《现代巴勒斯坦史》决定从民众的角度，而不是政治精英的角度，尝试书写一块土地上两个民族共存的历史。以下摘自《现代巴勒斯坦史》经出版社授权刊发，略有删减。
作者 | [以]艾兰·佩普
摘编 | 徐悦东
《现代巴勒斯坦史》，[以]艾兰·佩普，王健/秦颖/罗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平日里，从卡麦尔山海法大学的教室俯视，山下城市的景象通常模糊不清。在某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日子，云雾和烟尘奇迹般消散，我才能看清海法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居住区。海法城从海边一直延伸到卡麦尔山。巴勒斯坦人通常居住在山下靠近港口的区域，但近年来他们也已迁移到山坡上，回到了1948年之前他们曾居住的城镇区域。在海法，人们的生活水平随着向山坡上迁移得到改善：海拔升高贫困减少。
社会经济状况与民族和种族属性及地形分布密不可分。这不仅构成了以色列金字塔形的社会分层结构，更为重要的是还造就了这片土地的历史。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最高建筑、高达三十层的海法大学矗立在卡麦尔山上，俯视山下城镇中的巴勒斯坦人、米兹腊希犹太人和贫困阶层居民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海法大学社区与以色列所有其他政府机构一样，主要由犹太人、欧洲人和中产阶级组成。
不过，海法大学的巴勒斯坦学生比例还是比较大的。准确地说，达到了20%，高于其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在我教授巴勒斯坦史的班里，既有巴勒斯坦学生也有犹太学生。在我的这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国家，对于巴以两个种族来说，历史只是借以反映眼前现实而不是过去真实情况的棱镜。
在那些不期而遇的晴朗日子里，我常常要求学生们把从窗口所观察到的景象与历史联系起来。巴勒斯坦学生会这样描绘山下的城镇：这座曾经繁荣的巴勒斯坦城市于1948年被犹太人废弃、摧毁；而犹太学生的描述则是：一度被废弃和摧毁的空城如今正日益繁荣起来。这样相互冲突的观点随处可见。它们代表着已经被当作真相而接受的强大历史叙事，无论幼儿园老师给孩子讲述的，还是大学教授传授给历史专业学生的，尽管内容深度不同，但时序或其中的英雄和坏人还是一致的。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简史必须将这些历史叙事考虑在内，但却不能当作“历史真相”，只因他们互为镜像。如果一方的说法是历史真相，那么另一方必然是在说谎；如果双方都正确的话，那么历史真相就不存在，只是有关过去的虚构版本。这就需要其他的叙事方式：即承认共同之处，批评公然的伪造，并将该地区的历史扩大到这两个民族叙事未曾涵盖的领域。
在两种相互冲突的叙事之间进行连接困难重重，但本书仍然试图讲述“现代历史”中的这一章节（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叙事对“现代”的定义大致相同）。批判性地运用现代性概念就有可能不带歧视地解构两种叙事，因此，在开始我们的历史之旅前首先要跨越两大障碍。首先需要应对、甚至要推倒的障碍正是深深植根于多数民众心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版本的国家历史。目前存在着彼此对立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历史编纂学，在双方不同的教科书中对自己的国家历史自然有更好的叙述。现在这两种历史观出现在同一本书里，有时就会因其自负、种族中心论和精英论调受到排斥与批评，有时在民族史诗篇章得到尊重的同时，其中的荒诞也会遭到奚落。
第二个障碍是要挑战民族历史编纂者已接受的基本范式。这一范式基于现代化理论，其创作的故事有明确的开始、清晰的现在以及合理推测的未来。现代化的拥护者们，无论支持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的观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明确指出现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历史的起点。他们一向认为这个起点就是与欧洲的首次接触。对这一范式提出挑战可能有助于为我们的故事提出另一个起点。
现在人们已不再想当然地把“现代”一词看作一种“现实”，而“现代化”也已不再是一个普世接受的概念。因此，有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现代化”历史的起点以及从何时何处开始，都不仅仅是历史分期的讨论。任何此类的尝试都会引起从现代性的定义到民族意识形态在历史编纂中的作用等错综复杂的问题。虽然在导论中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并不适合，但是鉴于其重要性也不能搁置一边。历史学家有关“现代性”、“进步”和“民族主义”的定义对史学重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亚洲和非洲社会的历史尤为如此。
在对诸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历史这样错综复杂的主题进行介绍时，都必须考虑近来有关历史、现代性和历史的理论争论。对此我进行了间接处理，总结了有关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现代史通常如何开始的观点。我的目的并不是想说明理论研究方法的“正确”或“错误”，而是要说明即使这些理论研究方式揭示了历史事实的重要部分，但依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中东地区备受全球媒体关注，因此有关该地区的论著数量很多，但由于现代化理论主导了中东地区研究，叙事方式基本相似。本导论试图解释，尽管有广大学者和民众努力，为何对该地区现代历史进行有别于通行版本的新论述仍然存在空间。
现代巴勒斯坦的出现——通行版本
在通行版本中，巴勒斯坦历史编纂学以18世纪末拿破仑率军入侵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为起点。但他所驻留的时间太短，因此并未视为一种“影响”。巴勒斯坦现代化任务留给了1831—1840年间占据巴勒斯坦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穆罕默德·阿里本是一位效忠于奥斯曼苏丹的将军，由于善于权谋和结党而青云直上，成了19世纪初埃及的统治者。他的扩张野心跨过了尼罗河，甚至可能还想推翻苏丹。为了扩大自己在该地区的势力，他吞并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辛（Ibrahim）帕夏是巴勒斯坦现代化最具影响力的推动者。在以父名统治巴勒斯坦期间，他引入了农业改革，集中税收，改善道路状况，并建立了议会制度，授予当地精英平等代表权（基督徒和犹太人代表各占一席之地，这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易卜拉辛帕夏
巴勒斯坦的奥斯曼改革家在欧洲各国帮助下击败易卜拉辛并取而代之，恢复了原有的制度。虽然欧洲人恢复了巴勒斯坦以前的状况，但继续全力推进现代化进程。根据现代化主义者所提出的大部分模式，这一进程首先从技术和经济领域展开，接着实施了从欧洲引进的更多结构改革，先是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然后是主要的省份，最后扩展到边缘地区。从19世纪30年代直到至少1876年，当权的奥斯曼改革家们在巴勒斯坦地区创造了新的社会和政治现实。野心勃勃的地方统治者、萌芽中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贪婪的欧洲帝国主义者这三重压力使奥斯曼帝国面临解体的威胁，而被称为坦齐马特改革（Tanzimat）的措施主要是为了通过集权和重组来维持帝国团结。
19世纪40年代，巴勒斯坦进行了改革。因此，巴勒斯坦改革的代理人就是分享权力的两个地区首府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改革派总督。其他现代化代理人则是19世纪30年代晚期到达那里的欧洲各国领事，以及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后开始到达的欧洲商人和银行家。从现代化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这场战争具有催化作用，促进并加速了变革进程。坦齐玛特改革意味着奥斯曼力量在巴勒斯坦的衰落及欧洲利益在该地区的崛起。这导致了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欧洲各国领事更多地干预地方事务和中央政治。
在现代化主义者看来，与欧洲一体化的最重要后果是一个民族主义和世俗化的社会在巴勒斯坦出现，而这也只有在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多数派和基督徒少数派的关系发生根本改变之后才成为可能。在欧洲的压力下，特别是因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依靠英国和法国援助，随后又面临现实的俄国威胁，苏丹承诺改善基督徒臣民的地位。社会世俗化基础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兑现了这样的承诺，恰巧也成了未来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基础。
在民族主义出现的阶段，通行的叙事版本与现代化理论相当一致。现代化理论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倒数第二个阶段，是在引进西方技术和军事科技以及仿效西方行政管理机构和制度之后出现的。据说，这一阶段只有一个社会“成熟”到可以借助西方意识形态和道德政治哲学进行观念上的转型时才会出现。推动巴勒斯坦进入这一认知转变阶段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团体：在19世纪后半期开办的学校中授课的美国传教士。未来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袖们在这些学校接触了民族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起初，对世俗教育感兴趣的只有基督徒学生，但随着穆斯林学生的加入，这些学校成为了培养精英的高级私立学校。
埃及统治者、奥斯曼改革家以及欧洲的领事、顾问和银行家们都把欧洲的信息带给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精英们，与此同时传统方式的捍卫者也做出了反应。这些“反抗”势力阻止了现代化进程的完成。与中东地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巴勒斯坦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主义者所谓由传统走向现代性的“转型期”遭到冻结。
这意味着只有部分精英实现了现代化，而这块土地上的大部分人仍处于“原始状态”。如果不是1882年早期锡安主义者（Zionist）作为现代化新代理人来到巴勒斯坦，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锡安主义诞生于欧洲，因此在现代化主义者看来，它在巴勒斯坦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西方化的一部分。锡安主义获得了与先前殖民主义同样的变革权力和动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委任统治巩固了欧洲在巴勒斯坦的影响，并成为1948年前巴勒斯坦的最后一个现代化因素。正是由于一方面委任统治的存在及相关政策，另一方面锡安主义者的计划和野心，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社团在以阿明·侯赛尼（Amin al-Husayni）为首的传统领袖的领导下进行了重组，并成为一场新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事实上，多数历史书正是在1918年这个节点上将这一地区的历史分流，并划分成巴勒斯坦人和锡安主义者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至于1948年之后时期，我怀疑，除了在阿以冲突的特定章节里，把这两个民族历史当作同一主题来进行论述的屈指可数。
这一叙事展现了从原始状态到现代巴勒斯坦的现代化线性历史。锡安主义者的叙事中，锡安主义是这一进程的一部分，而在巴勒斯坦人的叙事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则是现代性的信使和结果。这种冲突大多被视为相互冲突的两种现代化逻辑所导致的产物，既不可避免，又是暂时的，不甚重要的，必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完成而结束。
解构现代巴勒斯坦的出现
现代化理论假定历史中存在着社会传统中断、过去生活方式停止的明确时刻，就本书而言，这个时刻是1799年。依照这种观点，巴勒斯坦在西方帮助下告别了过去。经过欧洲的神奇点拨，巴勒斯坦迎来了启蒙和进步。但是如同其他西方化的例子一样，所带来的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仍无定论。
在现代化主义者看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巴勒斯坦当地人，底层社会在他们现代化之前并不是有效主题，而巴勒斯坦精英们碰巧成功地西化，这就是该国现代化的叙事更像精英们的历史，而非“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原因所在。精英们留下了有关他们的世界的成文史据，帮助历史学家们将精英历史当作巴勒斯坦的历史进行了重构。换言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传统历史是一种从政治档案中推断出来的历史。
但是当地精英并不是现代化剧本的主角，他们扮演的是配角。剧中主要演员是推动西方与巴勒斯坦融合的外国人。这些外部推动者在有关现代化的文献中被称为“代理人”。正如我们所看到那样，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短暂入侵巴勒斯坦之
后，一些推行现代化的代理人进入巴勒斯坦。在传统历史学家眼中，所有这些代理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促成了巴勒斯坦改头换面的转变。因此，在他们看来，现代巴勒斯坦的历史既是欧洲中心论的，又是高度戏剧化的。
因此，现在来看，以色列历史编纂自然而然地会支持现代化主义者的叙事，而巴勒斯坦史学则会对此发起挑战。以色列人（以及此前的锡安主义者）关于过去事件的叙事版本采纳并附和了我所说的“通行版本”。以色列把自己当作阿拉伯荒野中的西方实体，而把巴勒斯坦人视为“他者”，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观点。但是目前的事态并非如此简单。
耶路撒冷
乍一看来，民族主义者的巴勒斯坦历史版本可以被看作欧洲中心论或殖民主义者观点的替代版本。但是，与此相反，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的出现正是西方化历史中的主要部分。现代化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本土传统社会的民族主义。在西方现代化者的影响下发生的本土民族主义，不料竟会以诸如独立和自由权利等西方理念为名反抗现代化者，这一点已被写入了现代化的历史。
因此可以说，民族叙事隐匿之手书写了巴勒斯坦/以色列土地的历史，更确切地说，创造了十分容易落入现代化理论范式的两种冲突的历史叙事。由于以色列史学家与西方人有着更密切的认同感，对他们来说有幸的是，其民族历史编纂直至最近一直更被尊为学术研究，更加忠于“史实”而非意识形态。
相形之下，巴勒斯坦研究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他们的著作也遵守同样的西方学术规范，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国家又缺乏合适的学术机构，因此通常被当作宣传人员。不过，这种学术评价方式最近已被颠覆。这一改变不仅归因于人文科学中所发生的转变，也归因于政治。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该地区的历史一直分为要么亲以，要么亲巴。历史学家或许希望做到中立客观，但他们事实上属于冲突双方中的一方，或者对其中一方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双方的民族主义史学著作都假定这片土地的历史等同于其民族主义的历史。从概念上讲，民族主义被视为包含特定土地上所有人的生活；但实际上，它只属于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属于男人而不是女人，属于富人而不是穷人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远远超过了站边拥护。无论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还是锡安主义的历史，都被等同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历史。
民族主义史学家对土地和民族并不作区分：土地和民族同为一体并在同一历史中具有同一本质。民族如同祖国一样，也被描绘成一种实在实体。民族主义史学家关心的不是诞生之日而是发现之日，问题不在于一个民族何时诞生而在于何时复兴。霍米·巴巴（Homi Bhabha）对此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各民族，如同关于它们的叙事一样，在时间的神话里迷失了自己的源起，只有在想象中充分了解他们的起始。”因此，民族及其土地的起源只能追溯到遥远古老的过去：这正是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注意到并加以嘲讽的民族主义者的投机取巧。
霍米·巴巴
撰写一块土地两个民族的历史
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而言，更多围绕的是民族内部冲突的历史，这一冲突成了该地区历史和巴以历史的本质。那么，这一历史能否以其他方式加以重构呢？对此，我在书中尝试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我希望能在不将西方、政治精英、民族主义和民族内部冲突的重要性边缘化，也在不忽略现代化理论家所记载的某些主要变化的重要性的情况下从事这项研究。这些进程包括了我称之为与西方接触后“非西方社会”所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卫生化、世俗化、集权化和政治化等诸多发展。
本书的撰写对上述因素都有所考虑，但却采取了比过去更为审慎的态度。所以，这种新方法并不质疑上述情况的实际发生进程，而是拒绝接受现代化主义者构建的其间的关联。与这些因与西方接触而发生的变化和发展的结构论和目的论模式不同的是，新的研究路径发现了一个破碎与断裂的转变进程，在这过程中，当地社会正是沿着现代化理论所勾画出的路线以同样的热情“后退”（回到过去）和“前进”（迈入欧洲）。与强大的“他者”的接触既是消极因素又是积极因素。在民族主义试图重新聚合本土社会之前，这种接触曾使当地社会陷入不稳与多元状态。社会发生了转变，而外部影响带来了有关延续和变革的多样性以及模式化的种种事例，这是理论不曾预测的，也有别于欧洲史上其他的案例。
这一研究路径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亚洲和非洲的案例研究中吸取了许多经验。因此，无论是从归纳法还是演绎法上来看，这样一种巴勒斯坦近代史观比以往的更符合后结构主义。但是，在用现代主义者的晦涩语言影响读者之前，我想指出的是这并非我转而批判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原因。我更感兴趣的是，新的研究路径如何将那些在现代化主义者的研究方法中缺失或完全边缘化的角色引入历史舞台。本书正是通过尝试这种新的研究路径来说明这些角色的历史不仅是民族主义、冲突、精英或西方化的历史，同样也是这片土地的历史。
在这样的“去现代化”的历史中，一个新的重要角色是底层社会，它指的是通常生活在政治和权力领域之外，同时在生活的某些而非全部方面愿意依赖政府和精英的阶层。本书的叙事很明确：从奥斯曼统治后期最远离政治的巴勒斯坦社会写到20世纪90年代后奥斯陆协议现实中的社会状况。其间，这个底层社会饱受精英、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锡安主义的入侵、诱惑和形塑。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诸如大众传媒、国家教育等新因素，使这一互动过程更趋复杂。
在支持现代化理论的书籍中，这一底层社会只是以“群众”的形象短暂出场，并依据他们对精英制定出的各种各样的政策或决定的服从程度被认定为跟卒或顺民。他们在本书中拥有迥然不同的身份和行为模式。他们并非毫无组织的人群，而是按照社会小单元、通常是家庭中的选择组织起来。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更乐意通过种族、性别、职业、阶层或文化定义自我。他们有时自愿改变，但有时被迫改变，并不总是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生活的世界是物质需求和精神慰藉的混合体。许多人与他们生存或选择定居的土地紧密相连，对土地或财产的依恋并非出于保护祖国的民族主义要求，更多的是出于世俗的、有时是人性的原因。
这些地方角色既有社区的领导人又有普通成员，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农民和工人、城镇居民和农场主。按照宗教或种族起源，分为亚美尼亚人、德鲁兹人、切尔克斯人，或米兹腊希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从对宗教的态度上则分为世俗主义者、正统派或原教旨主义者。写到他们时，作者需要在自己对其群体的理解与他们自我认定间寻求平衡。养家糊口、安土重迁或在异地他乡努力开创新生活都可能被描述成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但是对于多数民众来说，这些不过是求生立命而已。
另一个新角色是披着传统和宗教外衣的过去。正如传统现代史所描写的那样，这是西方带给巴勒斯坦进步的障碍。它的存在完美地解释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部分地区仍未完成现代化的原因。这种有负面干扰因素的过去普遍存在于巴勒斯坦或巴勒斯坦人中，而在以色列较少，那只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而非来自西方国家犹太人的生活特征。披着传统和宗教外衣的过去对妇女、农民和工人的影响要比对男人、土地主和雇主的影响强烈。
从1946年到2000年，巴勒斯坦实际控制区域（绿色）的变化
按照传统观点，现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历史正是这样的过去从期盼美好未来的所有弱势群体中消失的历史。已故埃利·卡杜里（Elie Kedourie）等悲观主义者相信，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样的未来遥不可及，而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等乐观主义者则断定这不过是时间问题。但是，整整一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历史学家们认为，由传统、宗教和风俗所代表的过去为了现代的、发达的巴勒斯坦或以色列兴起必须消失。
在本书中，我希望重新引入过去这一概念，并说明它曾是，并仍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过去并非总是意味着倒退，而现在也并不总是等同于进步。与中东地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在巴勒斯坦，过去曾有今天业已消失的平等主义行为模式。同样，与西方的接触并非总能改善妇女地位或削弱家族权力。事实上，尽管殖民主义、锡安主义以及后来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带来了剧烈的政治变化，基本社会关系却得以维持原状，证明了过去还是具有适应性和恢复力的。
正因如此，本书并没有将世俗化描述成与西方接触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书中的宗教也表现出了灵活性：成功地适应了技术甚至政治变革的世界。传统也不是阻止实现“现代化”的最后障碍，而是那些在变动现实的混乱中茫然失措者的防卫和适应机制。宗教和传统成为影响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强大力量，并且保持了下去。
过去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也影响到我们对变化的理解。书中的变化是非线性的，而且也绝不是协调的。与西方的遭遇强化了传统行为方式，同时又打破了传统模式。对一些人来说，变化很快，对另一些人来说，变化是温和的，其余的人则几乎感觉不到变化。
也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延续”，甚至“变化”等术语。作为重构被殖民者和土著人的过去的另一途径，后殖民主义批判和底层社会研究已经提出要重新评价。他们憎恶对“过去的跟卒”的描述，不认为西方化不可避免或者具有积极意义，而是寻找新方法来描述亚洲和非洲历史上的本土角色，这些人在“他者”入侵前小心翼翼而又痛苦万分地在曾属于他们的世界里谋求生存之路。
在民族主义史学中，过去戴上了浪漫的面纱。民族主义试图重现遥远而辉煌的过去，为了控制现在，民族主义运动又将过去改造成了其诞生的摇篮和黎明。我曾力图摆脱这种历史重构，首先赋予这个地区具有双重民族性的名称，其次是不再提及模糊不清的辉煌过去。
在我看来，民族主义运动如此看重的“古代”过去与多数民众毫无关联。我宁愿从更接近现在、更相关联的“普通人”的过去开始，而非巴勒斯坦或以色列史学所推崇版本中的过去。书中的民族也不会描述成像民族主义编年史中那样永恒的东西。这种叙事方式是近来才出现的人类发明，只为某种特殊目的服务，有人受益而有人受害。总之，这种方式一直努力虚构的生活永远不是生活的本质。决定生活的是气候、蝗虫、经济和传统等物质因素，影响不亚于民族主义。
有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历史多数是有关冲突的历史。但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生活并非仅由冲突决定。书中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作为一个主题进行研究，虽然我不得不把冲突分析包含在内，但会拒绝把冲突当作巴勒斯坦这片土地生活本质的观点。我知道，本书的副标题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惊讶，但是熟悉该地区的读者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即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用同样的信念和情感来使用这两个名称。我所展现的是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这一块土地的历史，我的任务是考察生活对于这块拥有两个名字的土地上的民众的含义。
对这块土地的命名是19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一种政治行为。此前，名称问题从未产生过分歧。无论统治者、居民或游客如何称呼这块土地，它显然被看作是许多人出于宗教或行政管理目的而做出的一种选择而已。如何命名这块土地对当地人的生活影响不大。只是随着锡安主义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到来，以及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名称才被赋予了重要性和含义。名称不再仅仅是对地域的描述，而是所有权的象征。因此，从19世纪末开始，不同群体有意愿、有权力时在不同的历史转折点都会采取强制手段来命名这块土地以期造成一种新的现实。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权力。我希望书中通过对这段历史“双重民族主义化”，甚至“去民族主义化”来放松民族主义对历史编纂的钳制。
此外，地方的称谓或名称并不是民族主义历史编纂的唯一构成。作为生活在该地区的作者，我非常明白超越自己的民族精神和神话来重构历史的困难。尽管我希望书写一部超脱而中立的历史，但是自身的同情心和倾向性还是存在的。读者会发现书中有较多的事例和描述是与巴勒斯坦民族叙事中所阐明的许多内容互相呼应的，而与以色列民族叙事相呼应的事例和描述较少。这并不是因为作者是巴勒斯坦人：我的确不是。尽管同行们希望我在重构过去现实时忠于事实和“真相”，但是我的偏向依然显而易见。在我看来，任何这样的重构都是自负而专横的。作为作者，我承认自己怜悯被殖民者而不是殖民者，同情被占领者而不是占领者，站在工人而不是老板的一边。我同情苦难中的妇女，蔑视拥有支配权的男人；对饱受虐待的儿童无法无动于衷，忍不住要谴责他们的长辈。
简而言之，我的叙事方法带有主观性，常常站在失败者而不是胜利者一边，当然，也并非总是如此。在本书中的多数历史转折点，巴勒斯坦人都居于劣势，锡安主义者及后来的以色列人则居于优势。本书并不是一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历史，但仍然试图揭示在多数历史转折点上巴勒斯坦人对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或者部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联合起来对其他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所施加的强制、摧毁、胁迫、虐待及其他权力手段。
如前所述，本书认为民族认同从来只是决定这块土地上民众关系的诸多因素之一。本书简化民族认同，忽略诸如社会地位、性别、政治形势以及经济和技术手段分配等等影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生活的因素。因此，本书中的过去似乎也是民族主义运动用来操纵民众的一种胁迫工具。同样，民族主义也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被用来掩盖他们自私的行为，好像他们做的只是为了受胁迫者的利益。
总之，我建议现代巴勒斯坦/以色列历史应该是底层社会和精英集团共同的历史，是期待改变和安于现状的人的历史，是关于外部和内部变化动力的历史。这一历史寻求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入侵者和被入侵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叙事结合起来。它的主题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众，以及他们从各自熟悉的生活模式中脱离出来的历史起点；而这些历史起点集合起来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块土地现代历史的开端。
这意味着我无法选择某一特定的历史起点。事实上，本书的第二章就提出了几个起点，它们代表着帝国解体、民族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等无法阻挡的历史进程给民众生活带来的明显变化。这些不同的起点非但没有彼此遮蔽，反而为历史研究阐明了各种可能性，也为历史学家提供了解释这块土地历史的公断工具。由于每个起点都代表了一个民众集团，因此本书为忠实于历史编年，力图摆脱将历史写成现代化或民族主义案例研究。
然而，论及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或后1948年时代，我们发现政治和民族主义已被看作生活的本质，而事实上并非如此，1948—1967年间更是如此。政治渗透社会各个阶层，对那些想对此视而不见的人穷追不舍，甚至连那些已卷入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诗人和作家的自由精神也不放过。
从1948年开始，本书重点关注构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会的不同集团对高政治做出的反应。书中描述并考察了由精英发起或制造的每一起事件，无论是开战还是和平协议，对声称这类事件会影响到所有人的说法提出质疑。我们将看到，战争并没有影响到所有人，对每个人的冲击也不一样。和平协议恐怕也是如此。对这块土地上的居民生活至关重要的是经济和政治政策。随着以色列/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出现了以种族、性别和人权的名义挑战民族主义的“迷你社会”，意识形态的浪潮随之逐渐消退，只是到了2000年底，这块土地再次遭到政治和民族意识形态残酷地冲刷。
作者 | 艾兰·佩普
编辑 | 徐悦东
校对 |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