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黑客是一个新兴的社会文化现象,英文中已经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Lifehacker。如果你特别讲究做事的效率,使用过番茄钟这类的时间管理工具,或者你健身的时候会戴个运动手环,随时记录自己走了多少步,你所做的就是生活黑客们推崇的事情。再进一步,如果你经常研读“励志与成功”类的学问,并且发明了一套自己的生活管理系统,那你就是一个生活黑客。

 

生活黑客们积极地利用科技和工具提升自我,系统化地生活。《生活黑客》一书仔细考察了生活黑客运动的演变过程,介绍了提高工作效率、保持运动习惯,甚至找到交往对象的黑客技巧。

 

生活黑客是自助产业历史上的新篇章,而自助是一种受到美国文化浸染的实践哲学。某些提高工作效率的黑客技巧效果显著。然而工作效率提高以后,所有人(包括那些高效能人士在内)都将面临更高的要求。

 

本文摘编自《生活黑客》一书,由出版方授权转载。

《生活黑客》,[美]约瑟夫·M.小雷格尔 著,沈慧 译,得到丨台海出版社,2020年8月。

 

原作者丨[美]约瑟夫·M.小雷格尔

摘编丨董牧孜

 

自助、实践哲学和系统

 

生活黑客是自助产业历史上的新篇章。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变了,所给的建议相对应地也发生了改变。接受神的帮助,一如人们在19世纪90年代所为,是否能为我们带来成功?还是像20世纪30年代的自助类经典建议的那样,效仿已经富起来了的那些人,使用在信息过剩的今天那些发达起来的技术达人们的秘诀呢?

 

正如史蒂文·施塔克(Steven Starker)在他为自助产业撰写的”史书”中提到的,自助类书籍”折射出了其出现年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那个年代个体的需求、愿望和恐惧”。为费里斯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写小传的一个作者如此打趣道:”每一代人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自助导师。”

 

生活黑客是自助的新近实例,两者都是如今所说的”实践哲学”的延续。和理论哲学不同,实践哲学关注的是生活中什么是值得的,以及如何认识到这一点。那是一种生活哲学。如果说斯多葛哲学和儒家思想是古代的实践哲学,那么生活黑客属于当代的实践哲学。像是你可以通过限制自己每天处理邮件的时间来让自己变得高效。(这句话回答了实践哲学关注的两个问题:生活中什么是值得的,以及如何认识到这一点)

 

自助是一种受到美国文化浸染的实践哲学。正如施塔克在《超市里的专家:美国人对自助类书籍的关注》(Oracle at the Supermarket:The American Preoccupation with Self-Help Books)一书中所写到的:”我认为,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是几乎所有自助类素材的源泉。”他继续写道,自助体现了”美国人的投机主义、自力更生和成功的决心”。近来,一位为《纽约》(New York)杂志撰文的文化评论家表示:”自从《穷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开始,自助文化带来的压力——企业家精神、实用主义、狂热的自力更生、轻盈的灵性——已经在国人的DNA中根深蒂固。”虽然第一次出现”自助”一词的书是苏格兰人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获利丰厚的《自助》(Self Help)(1859年),欧洲的舶来品自助已经和同样来自欧洲的苹果派一样,无可挽回地和美国联系在了一起。

 

生活黑客现在也成了这个自助”派”的其中一块。吉娜·特拉帕尼在继续展开新事业前出版了3本黑客主题的图书,内容全都选自”生活黑客”网站。费里斯编写了5本畅销书、运营着一个受欢迎的博客,并主持有一个被广泛收听的播客,所有这些都挂着”4小时”的招牌。多名作者出版了有关极简主义的作品,其中包括《裸活时代:用减法带来幸福》(The100ThingChallenge)以及《留下的所有一切》(Everything That Remains)。另外还有些不为主流读者知悉的更小众的生活黑客书刊。尽管是通过独立出版社或者以电子书的形式出版,这些书在电商平台亚马逊上还是收到了许多评论。我甚至在我常光顾的食品杂货店的结账台上看到了一本生活黑客杂志,还发现美国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 Geographic)有一档名为《黑客智多星》(Hacking the System)的电视节目。

 

《黑客智多星》(Hacking the System)

 

生活黑客是极客们的美国式自助的延续,它已经步入了主流。”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务实”、”有创业精神”、具备”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能力”,这些价值观都是生活黑客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生活黑客们还有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乐意做实验、对技术喜爱有加。这正适合于一个遍布着数字化网络的世界、一个充斥着系统和小装置的世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生活黑客和自助一样,很难让人严肃对待。它兼容并包,从那些不被人当回事的小窍门到生活方式设计,后者被比作是”S.H.A.M.”(骗子)——取自一本批评”自助和自我实现运动”(self-help and actualization movement)的图书书名——的老调重弹。然而,这种兼容并包正是生活黑客的魅力所在:系统化背后的精神既接纳平平无奇的黑客技巧,也接纳更重大的生活追求。

 

创业家保罗·布赫海特(Paul Buchheit),谷歌(Google)员工号23,是谷歌邮箱(Gmail)的首席程序开发,也是谷歌早期座右铭”不作恶”(Don’t be evil)的创造者。他认为黑客技巧是生活的”应用哲学”。他写道:”只要有系统,就有黑入系统的可能,而系统到处都是。我们的整个现实就是系统的系统,无穷无尽的系统。”的确,”不是所有人都有黑客的思维方式(社会需要各种人格)”,但那些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在众多产业、管理体系甚至宗教领域都发挥着”改造世界”的作用。对布赫海特来说,“相比计算机中一段巧妙的代码,黑客技巧有着更大的格局,且更为重要——那是我们创造未来的方法。”

 

布赫海特的信念很有煽动性,但显然被简化了——就像许多自助建议基于的前提一样。正如施塔克所评论的,对此表达不屑很容易,这些信念的批评者只需要用”一记点头、一个一闪而过的冷笑、一种居高临下的笑容和态度亲切的冷落”回应就行。然而,”自助类书籍是构成美国文化的坚实的一部分,它们随处可见,影响深远,对其草率地不予理会显然是行不通的,它们很值得一番探究。”这同样适用于生活黑客。


时间黑客

 

2016年春天,电台节目兼播客”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与特别来宾蒂姆·费里斯——一个一辈子都在提升自我的人——一起迎来了节目(举办的)自我提升主题月的尾声。抛给费里斯的最后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推敲:如果你有一台时光机器,你想去哪个时代,为什么?被告知他不一定非要去刺杀一位历史上的暴君后,费里斯说他想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块儿喝几杯。费里斯很欣赏富兰克林的热情和对许多不同领域的贡献,他”有喜欢恶作剧的欢乐的一面,也有爱出风头的一面”。

 

富兰克林和费里斯确实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产出了一些和自助有关的内容:富兰克林有他的《穷理查年鉴》,费里斯有他的书、播客和博客。费里斯甚至把他讲效能、健身和学习的书和富兰克林所说的3个可取品质——”健康、富有和智慧”——关联了起来。有人将富兰克林视为第一位讲究科学的美国人,他热衷于探索他周围的世界。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视为小白鼠,拿自己的身体和能力做实验。这两个人都以看重工作效率和时间著称。富兰克林会提前安排好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毕竟”时间就是金钱”,费里斯则将苦差事压缩到每周4小时。

 

富兰克林和费里斯同样广受批评。两个人都因爱出风头而遭诟病。在巴黎,富兰克林的魅力为他招来了英国大使的攻击和他的美国同事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轻视。即便英国人(当时)正在进行政治宣传,而亚当斯是个好嫉妒的道学先生,他们的抱怨也并非空穴来风。费里斯的好出风头同样惹人非议。一位创业者写了一篇题为《恨了蒂姆·费里斯这么多年后,我学到了五大时间管理技巧》的帖子,他在帖子中用急进、群发垃圾信息和让人产生敌意来形容费里斯早期为提升自我所做的努力。

 

蒂姆·费里斯,早期技术投资人兼顾问,被美国《快公》杂志评选为“40位40岁以下的精英人物”。出版有有《每周工作4小时》、《每周健身作4小时》、《4小时变身厨》等书籍。

 

还有评论家指摘富兰克林的性格和费里斯的工作效率。由于富兰克林的格言让年轻人们受了不少罪,马克·吐温(Mark Twain)——坏脾气的汤姆·索亚(Tom Sawyer)的塑造者——对其大表不满。为了报复,马克·吐温自己也创造了一句格言,还不正经地把它算到富兰克林名下,以混淆视听:“千万不要把拖到后天也可以完成的事只拖到明天去做。”相应的,一位评论家提出疑问,费里斯关于”成就的观念”是否仅仅是”可笑又可悲的自我欺骗的幌子,以及对生活本身的逃避”?最本质的是,学者们在富兰克林的职业道德和费里斯将工作时间压缩到每周4小时的才能中看到了特权的影子。富兰克林非常多产,但他几乎没有想过,是妻子德博拉·里德(Deborah Read)的付出才让他有可能过上如此多产的生活。他也可以将许多苦差事派给他的私人奴仆——在他还没变成主张废奴者的时候。相应的,费里斯在4小时的工作周里完成了许多任务,但这只是把苦力活外包给虚拟助手的结果。

 

在人们长达数个世纪的追求自我提升的过程中,富兰克林和费里斯位处这一进程的两端。他们是典型的美国男性。富兰克林是殖民时代美国人的代表,而费里斯是硅谷时代的代表。生活黑客表面上对时间十分痴迷,但在他们力图妥善利用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有什么是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呢?富兰克林和费里斯为思考这样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节约时间

 

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 Thompson)认为欧洲历史可以按两种工作取向划分:任务取向和时间取向。关于任务取向:人们在一天中不同的时段处理一系列周而复始的琐事。农民在早晨将羊放到牧场、挤牛奶,鸡在一天结束的时候重返鸡舍。时间不是用来消磨或者节约的,”工作”和”生活”之间几乎没有差别。

 

随着工业的兴起,时间取向也应运而生:工作被划分为若干个阶段,成了一个更复杂的过程的一部分。工作依赖于工人的同步劳动,时钟让分散式市场的协调工作——从织布到将布运上下午出发的火车——变得可能。汤普森评论说,协调工作的需要很快就演变成了”节约时间”的观念:”清教主义在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利益联姻中,让人们皈依于一种新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甚至从孩子的幼年时期就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要让每一个闪耀的时刻精益求精,还让人满脑子都是时间就是金钱的等式。”对那些习惯争分夺秒工作的人来说,旧时的任务取向”显得浪费时间、缺乏紧迫感”。

 

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和弗兰克·吉尔布雷思(Frank Gilbreth)及莉莲·吉尔布雷思(Lillian Gilbreth)便是这样的人,他们是20世纪初”科学管理”方法的奠基人。泰勒认为,管理人员应当在专家的协助下、借助于秒表尽可能提高工人的效率。他的一桩著名”事迹”是改进工人搬运生铁的例行程序,使其产量增加了两倍——不过,历史学家对泰勒倡导方法的严谨性和他对外宣布结果的真实性有所质疑。相应的,吉尔布雷思夫妇以他们对时间和动作的研究著称。在他们的其中一段影片中——可以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看到,一名使用雷明顿(Remington)打字机的打字员在一个正在运转的秒表边工作。在弗兰克·吉尔布雷思的指导下,这位打字员改进了她的打字技术,并代表她的雇主赢得了一个打字比赛的冠军。诸如此类的例子为泰勒和吉尔布雷思夫妇在管理层(以及管理层以外)的人群中赢得了关注——甚至是在他们夫妇长期不和的时候。吉尔布雷思夫妇的高效持家甚至还成了《儿女一箩筐》(Cheaper by the Dozen,1948年)和《待嫁丽人》(Belleson Their Toes,1950年)这两本热门书——由他们12个孩子中的其中两个合著——的取材来源。

 

虽然弗兰克·吉尔布雷思教出了世界上打字最快的打字员,全键盘的局限却让他深感挫败。尽管效率低下,人们却一直在使用全键盘,这使得全键盘一直遭人诟病。全键盘的设计是为了防止早期机器的键盘卡住,而不是为了提高打字员的舒适度和速度,于是吉尔布雷思提出了一个改进版的键盘布局。他的建议最终催生出了奥古斯特·德沃夏克(August Dvorak)在1936年发明的一款简化版键盘。在德沃夏克键盘上,人们可以方便地从中间行打出最常用的字母和字母序列。我所知道的这些键盘的使用者都是黑客类型的人,包括泰南和博客系统WordPress的创建者兼CEO马特·穆伦维格(Matt Mullenweg)

 

现如今,很多创新阶层要比工业资本主义要求的同步劳作走得更远。人们确实还会设立里程碑和截止时间,有时候也会使用Doodle这样的共享日历和日程管理服务。但即便如此,随时兼顾多项任务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在特定时间完成单项任务。记者尼基尔·萨瓦尔(Nikil Saval)——《隔间:办公室进化史》(Cubed: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的作者——因而将生活黑客看作是泰勒主义的2.0版本。

 

Cubed: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

 

萨瓦尔承认,生活黑客”一开始是一种对注意力碎片化和过度工作问题的略有诚意的回应——是一种从需索无度的工作中夺回一点空闲时间和自主权的努力。但后来,它成了另一种盛气凌人的自我提升模式”。在生活黑客的模式里,并没有人拿着秒表监督我们,表面上我们确实是在自己帮助自己。但在这一过程中又横生出了别的枝节。我们将自己的自主权交给了”一个无脸的管理者,它可以是应用软件,可以是追踪饮食习惯和睡眠周期细节的自我管理图表,也可以是导师们的著作和热词”。这位被内化的管理者并不是真的没有面孔。定睛一看,其实正是我们自己的面孔敦促着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快、更好”——这也是最近一本关于”在生活和企业中变得高效的秘诀”的书的标题。也有人评论说高效的收益鲜归工人所有,但工人们的焦虑感和一种没来由的过失感却在加重。

 

可是,人们难道不应该自由地实验可以让生活变好的方法吗?不像在呼叫中心和仓库的严苛管控之下工作的人,黑客们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如果人们有做出明智决定的能力,他们无疑会发现有些事情对他们管用,有些则不。我们将会看到那些热情最终有所退却的黑客,他们意识到自己对”高效色情”的追求其实是反高效的。我们也会看到辞去高压工作、变卖所有财产,选择只带着背包环游世界的黑客。

 

原作者丨[美]约瑟夫·M.小雷格尔

摘编及编辑丨董牧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