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闺蜜”已然成为一个复杂又矛盾的热词。大大小小的影视作品里，女性友谊总是被刻画成“职场宫心计”与“塑料姐妹情”，仿佛女性之间除了互撕与表面的和平，并不能建立真正的牢固友情。但在大多数女性的现实经验中，女性之间的友情往往要比任何关系都来得更为紧密。这既来自于同性群体内部的共情理解，也是因为同处于边缘弱势位置的守望相助。
从大约公元前600年到公元1600年的两千多年里，女性之间的友谊在历史的书写中是彻底缺席的，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文献记录者或文学创作者们一直忽视、贬低或公开诋毁女性之间的友谊。在过去的四百年里，随着女性渐渐拥有读写能力、社会经济资源和公民权利，“闺蜜”情谊才开始变得越来越显性。
在两位作者看来，“闺蜜”这个简单的词汇不仅指向女性之间私人的亲密交往，它同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思潮，它的概念内涵的变化，也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息息相关。“闺蜜”是互为革命“战友”的罗兰夫人与格朗尚，是在浪漫主义浸染中互诉衷肠的夏洛蒂·勃朗特与埃伦·纳西，也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兴起时携手争取权利的众多女性。曾经被忽视的女性情谊，正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玛丽莲·亚隆、特蕾莎·多诺万·布朗著，思想会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9月。
在现代社会，随着婚姻日益具有不确定性，朋友关系开始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社会支持。两位作者进一步指出，在闺蜜情所拥有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潜力之外，即使在私人交往领域，今天的女性也正在为21世纪的两性交往树立起友谊的典范。为女性情谊所强调的情感、自我表露与相互依赖也在无形之中帮助着男性确立属于自己的更为健康和积极的友谊。男性正在从女性情谊中习得共情和坦率，当男性不再压抑自己的情绪和执着于自己的“男性气概”，更多地关注内心最深切的需求，更真诚地分享自己真实而隐秘的情绪，他们会发现自己能够在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涯中获得更多的正反馈。
原作者 | 玛丽莲·亚隆、特蕾莎·多诺万·布朗
摘编｜刘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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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蒂克与革命战友：历史上的两种女性情谊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最引人注目的爱国女性友谊发生在罗兰夫人和苏菲·格朗尚之间。罗兰夫人因杰出的回忆录而在法国大革命后一举成名，她的回忆录写于1793年，在被处决前她一直被监禁在牢里长达五个月。格朗尚是罗兰夫人生命最后两年里最亲密的女性朋友，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敏感的中产阶级女性，教授天文学、语法和文学。
在监狱里，罗兰夫人向她唯一的女性朋友倾诉心事。在她遇到格朗尚之前，她的朋友都是男性，都是在她丈夫任职期间结交的，在家里见过的共和党代表。在那个圈子里，她有点像蜂王，对其他女人毫不在意，认为她们智力低下。苏菲·格朗尚是个例外，在罗兰夫人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她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朋友。随着行刑时间的临近，罗兰夫人让格朗尚在她走向断头台的路上注视她:“你会减少这段可恶旅程所引发的恐惧。我至少可以肯定，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会在如此可怕的考验中抛弃我，一个配得上我的人会对我的坚定表示敬意。”苏菲听从了朋友的指示。她在罗兰夫人离开巴黎监狱的前一小时出了门，站在巴黎九桥桥头，穿着上次她们见面时穿的衣服。当她在把罗兰夫人送上断头台的马车里认出夫人的脸时，格朗尚就直直地盯着她看:“ 她精神饱满，镇定自若，面带微笑...走近桥头时，她的眼睛在寻找我。我读出了她在最后一次难忘的会面时看到我时的满足感。”面对即将到来的悲剧，这份友谊为罗兰夫人的传奇增添了色彩——她是一位无愧于共和党原则的烈士。她在革命广场的自由女神像前说的那句感人的话，得到了其他自者的证实:“哦，自由，多少罪恶假借你的名义横行!”
虽然除了三个忠诚的男性访客，还有一位女性去监狱探望过她，但是罗兰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苏菲·格朗尚。也许，没有提到她是因为不想让格朗尚卷人她已经而知的命运。又或许，格朗尚对罗兰夫人想要留下的故事并不那么重要。很明显，罗兰夫人是她们关系中的明星，而格朗尚就像一颗沐浴在阳光反射中的卫星。然而罗兰夫人却选择了格朗尚作为她最后一次痛苦经历的见证人，她选择了一个能同情她的处境并记录她悲惨命运的女人。苏菲.格朗尚说到做到，当她最亲密的朋友被送上断头台时，她毫不畏惧地注视她，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友谊，然后继续维护罗兰夫人的荣耀。18世纪末，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法国，共和政体下的女性友谊让许多女性对自己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虽然当时女性在这两个国家并没有法定权利，但“私人友谊的轻柔低语”增强了她们想在政治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不过，这个愿望直到20世纪才完全实现。
罗兰夫人
而在1800年前后，一种浪漫化的女性友谊开始成为风潮。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女性开始用情侣般的语言互相写信。她们互相称对方为“亲爱的”“甜蜜的”“珍贵的”“永远相爱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青春期的女孩们拥抱亲吻，毫不掩饰她们对同学的爱恋。女人们相信男女之间的关系永远不可能像两个女人之间的友谊那么“真实”。当未婚夫和丈夫抢走了她们的亲密朋友时，她们会痛苦地抱怨。
浪漫主义达到顶峰的19世纪，强烈的、充满爱意的友谊在英美学校开始流行，众所周知，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和埃伦·纳西在寄宿学校时就建立了浪漫的友谊。后来，二十一岁时，夏洛蒂在就读过的那所学校当助教，她在给埃伦的信中深情地写道：“我们为什么会被分开？当然啦，埃伦，一定是因为我们彼此爱得太深。我们陷入对人的崇拜却忽略了上帝的危险中。”作为一位圣公会牧师的女儿，夏洛蒂担心过于依恋一个人，会有损她对上帝的虔诚。夏洛蒂与埃伦一生的情感依恋主要通过书信来维系，直到夏洛蒂因怀孕并发症早逝。
美国历史学家南希·科特在她的经典著作《女性的纽带》(The Bonds of Womanhood)中呼吁人们注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她写道:“ 新英格兰女性的日记和信件表明，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她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理想化的女性友谊概念。”南希将这范式的转变与越来越多的女性认同“心”(“心”象征爱、同情、怜悯和同理心)联系在一起。人们期望女性向缺乏情感的男性敞开心扉、相互理解，因为男性更强壮、更理性，恰好可以补充女性的极端感性。这一设想的附带结果是， 女性之间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尊重。
这些变化的根源可以在大西洋彼岸找到，在那里，对友情和对爱情的崇拜一样流行。前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约1761——1850 年）鼓励人们深切地感受情感，并在泪水、叹息中深刻地体会、充分地表达他们的情感，从卢梭的《新埃洛伊丝》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情感被提升到一种文化的高度，可以与启蒙运动时期对理性的强调相媲美。一个女人或男人如果不够感性，没有一种向往爱情的“自然”倾向，就会被认为是有缺陷的。正是在这样一种温柔的气氛中，浪漫的友谊才得以生根发芽。
追随卢梭脚步的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也从古希腊人那里寻求友谊的典范。他们想效仿希腊友谊中所有令他们钦佩的典范，但忽略了关于同性恋的论述。例如，翻译柏拉图《会饮篇》的18世纪诗人雪莱就提出了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愿景。先不说雪莱的用词，这个愿景并未将女性排除在外。即便如此，他也可能对19世纪女性之间的浪漫的友谊所具有的突出地位感到惊讶。就像爱情一样，两个女孩或两个女人之间浪漫的友谊往往充满激情、排他性和强迫性。青春期的依恋经常发生在女校，甚至在其中一个或两个女人都结婚后，这种依恋可能会发展成终生友谊。社会不仅接受了两个女人在情感上的亲密关系，而且把它作为一种女性理想来提倡。
《新爱洛伊丝》，[法]让-雅克·卢梭著，陈筱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月。
这种强烈的女性情谊往往会让人们将其与“女同性恋”一词联系起来。“女同性恋”这个词直到19世纪末才流行起来。作为描述两个女人之间性行为的术语，女同性恋在19世纪70年代成为社会学的词汇。同性恋这个词同时用于男性和女性（最早见于1869年德语术语Homosexualitat）。在那之前，通常认为女性的浪漫友谊不包含性行为，一个女人可以向另一个女人表达极强烈的感情，甚至是深深的爱，而不会招致不恰当的怀疑。
美国性学历史学家约翰·德·埃米利奥和埃斯特尔·弗里德曼告诫我们，不要把复杂的浪漫友谊同质化，也不要把它们变成原始的女同性恋关系。这些生活在伴侣关系中的 19世纪美国女性，似乎对性鲜有兴趣，或者根本没有兴趣。根据历史学家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的说法，我们应该把浪漫的友谊看作跨越一个连续统，从这一端“坚定的异性恋”到“毫不妥协的同性恋”那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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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情谊与女权主义：跨越阶级和种族的友谊？ 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任命了一个妇女地位委员会，由埃莉诺·罗斯福担任主席。1963年（埃莉诺死后一年），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列出了在治理、教育和就业方面对妇女的歧视做法，并提出了纠正这些做法的建议。随后，各个州长组织了妇女问题委员会。就像新女性和早期女权主义者一样，女性再一次互相交谈，并与男性谈论阻碍她们充分参与美国社会的那些障碍。同年，贝蒂·弗里丹出版了畅销书《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stique)，讲述了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所经历的冲突。弗里丹的个人风格赢得了郊区白人的喜爱，她们发现，除了最新的西屋烤箱，生活中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弗里丹后来也成为全国妇女组织的创始成员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
1968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包围了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现场进行抗议。整个抗议活动是针对选美比赛的，因为它体现了强加于所有女性身上的人为的美丽标准。示威者将假睫毛、高跟鞋和紧身衣扔进垃圾桶，但与媒体报道相反，她们没有焚烧胸罩。尽管如此，“胸罩焚烧者”(bra burners) 这个词出现了，妇女解放运动通过大量负面新闻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组织者和示威者之一卡罗尔·哈尼什描述了这个想法是如何在一次“意识提升”会议上产生的:“我们决定在屋里转转，每位女士都谈一下自己对选美比赛的感受。最初的策划小组一致认为，这次示威的主旨是，所有女性都会受到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伤害，包括我们自己。”这个抗议活动致力于一个这样的主张：个人的即政治的，就是说一个人的个人问题与我们周围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不，朱莉娅，不是因为你软弱你丈夫才摆布你。他摆布你是因为这个社会告诉我们，男人优于女人，男人应该主导一切。不，帕特丽夏，你不是一个一心想做家具的怪人。工作不应该根据生理性别来分配，而应该根据个人的才能和爱好才能选择。不，玛格丽特，不想生孩子并不意味着你很古怪。我们不必接受那种过时的观念，即只有母亲才是“真正的女人”——觉悟的群体促成了一种新型友谊的产生，被人们称为姐妹情谊(sisterhood)。
卡罗尔·哈尼什使用了姐妹情谊这个词时也担心，针对美国小姐选美活动的抗议可能“损害了姐妹情谊的事业”，因为它让美女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的敌人，而不是和我们一起受苦的姐妹”。她希望未来的行动可以影响尽可能多的女性，并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姐妹情谊需要把所有女性涵盖在内。1970年，由诗人罗宾·摩根编辑的女性主义文选《强大姐妹情》( Sisterhood is Powerful) 问世。尽管受到评论家们的抨击，这本书还是很快成为畅销书。评论家们对该书作者尖锐、刻薄和不满的语气大加挞伐。它也激发了许多女性参与妇女运动，改变自己的生活。
《女性的奥秘》，[美]贝蒂·弗里丹，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5月。
姐妹情谊成为女性友谊的流行语，意味着所有的女孩和妇女，甚至那些没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女性，都应该以爱和忠诚对待彼此，就像对兄弟姐妹所期待的那样。姐妹情谊这个词在新造的短语“强大姐妹情”中展示出大胆的政治色彩。像姐妹一样团结起来，女性可以集体实现社会变革，使每个个体都能从中受益。反过来，个体层面上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同样具有政治意味。当妻子让丈夫照顾孩子或做饭时，个人影响就超越了家庭而进入更大的社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女性都想成为姐妹，许多人反对女性友谊与亲属关系拥有平等的地位。菲利斯·施拉夫利领导了这场反女权主义运动，并致力于反对其运动目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到处游说，反对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重视男女之间的根本差异，认为男女之间的完全平等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施拉夫利不同意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原则：女性的个人困境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解决。在施拉夫利看来，女权主义姐妹是毫无个性的对抗主义者，她们消极的世界观禁锢了而不是解放了她们。施拉夫利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积极女性”，通过她的组织“老鹰论坛”，她向更保守的人群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人对熟悉的模式感到满意，而且不相信女性受到了压迫。
尽管遇到了这样强烈的反对，女权主义思想依然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1975年12月进行的一次哈里斯民意调查报告显示百分之六十三的受访女性赞成旨在提高女性地位的改革。支持批准《平等权利修正案》的组织名单不仅包括像全国妇女组织这样的女权主义团体，还包括诸如全国商业和职业妇女协会、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全国黑人妇女理事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等主流组织。所有那些成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女性俱乐部依然在发挥作用并为争取女性权利而努力奋斗。1977年，国际妇女年会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举行，两千名代表和两万名嘉宾出席。三位第一夫人一一伯德·约翰逊、贝蒂·福特和罗莎琳·卡特一表达了对平权法案的支持。她们举着从塞尼卡瀑布城——1848年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的举办地——传来的点燃的火炬，火炬传递手包括苏珊·B·安东尼二世、网球明星比利·简·金、国会女议员贝拉·艾布扎格和贝蒂·弗里丹。代表们用起立或坐者表示她们投的是支持票还是反对票。唯一一次全体代表起立的情况是支持通过一项动议，即所有女性，不论已婚与否，都应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和信贷。经济上的考虑把每一个女性都团结了起来。
《美国夫人（Mrs.America）》（2020）剧照。图中角色为美国“反女权斗士”菲莉丝·施拉夫利。
然而从一开始，女性运动中的种族问题就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非裔美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女性起初并不认为自己是白人女性的姐妹，反之亦然。毕竟，正是白人把她们的祖先当作奴隶带到美国，还把他们的后代视为低等人，因此她们有理由不相信可以与白人交朋友。在非裔美国人社区，一直存在强大的女性交际网络，尽管她们一直受到黑人男性和白人的支配。在20世纪60年代动荡的民权运动中，黑人女性首先忠于自己的族裔，这些人在街上游行，公然坐在药店和公交车标着“仅限白人”的座位上，忍受被愤怒的白人旁观者嘲笑和唾弃的羞辱。的确，许多白人男女加入了非裔美国人的斗争，而且从那之后，种族间的关系总体上有了改善。但是回到20世纪60年代，当民权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产阶级白人女权主义者所表达的关注并没有得到大多数黑人女性的响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非裔美国女性通过自身的经历逐渐认识到，父权制对她们和对白人女性一样害人匪浅。由于被负责政治活动的黑人男性视为附品，黑人女性逐渐开始愿意接受女权主义思想。在非裔美国人的用语中如此流行的“姐妹”一词，或许可以把它扩展到更广阔的姐妹情谊的层面。也许，是时候权衡对性别与种族的担忧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黑人女性的文学作品就清楚地显示了女权主义思想的存在。流行诗人尼基·乔瓦尼在1971年的自传《双子》中，以反映非商美国人方言的风格，正面论述了男性统治的主题。乔瓦尼的结论是，女性必须更多地依靠女性朋友，而不是地们的爱人或丈夫。这一结论在包括托妮·莫里森、艾丽斯·沃克、格洛丽亚·内勒和特丽·麦克米伦在内的整一代黑人女作家中得到了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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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情感联结与丰富的自我表露：
女性情谊的当代价值
时至今日，无论看向哪里，我们都能发现一些迹象，表明美国女性正相互依赖，寻求陪伴和支持，这种依赖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姐妹情谊或许不再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具有政治光环，但它已成为女性意识中的一股积极力量，尤其是在今天，相伴一生的异性恋关系变得更加难以把握。无论已婚、单身、离异还是丧偶，许多女性能从她们的朋友——无论是一个朋友还是一群朋友那里，找到倾听她们情感诉求的人，找到能给予感同身受建议的人。
记者克丽丝娜.科尔曼在她的《女友之间》一书中，展示了一系列小插曲，体现了友谊在当代非裔美国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不能选择家人，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当一败涂地时，打电话给我最好的朋友。她有办法擦去我的眼泪，安抚我的恐惧”。像每一个族裔的美国女性一样，科尔曼有一个特殊的朋友圈，她们定期举行半正式聚会，自称“山芋姐妹”。她们共五个人，为每个人都举办生日派对，通常在家中进行，但有时也选择奇特的地点。“山芋姐妹”中的一名成员在评论姐妹团的价值时说：“我们是姐妹也是朋友。我们互相支持，真正享受我们的关系网。‘山芋’总是在那里，让我们的生活更愉快。”
好姐妹和好朋友。今天，成千上万的美国女性会很自然地用这些词来形容她们的朋友圈。无数女子团体每周或每月聚会一次，打网球、骑自行车、打篮球或练瑜伽。全国各地的女性教堂唱诗班可以作为周日活动的灵感来源，而业余和专业的无伴奏合唱团体则为私人和社区活动增添了活力。女性园艺团体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学界也是如此，通过一本大家都应该读过的书就能把女性团结在一起。“亲爱的姐妹文学小组”则由一群有思想的黑人女性组成，从1995年开始每月聚会一次，轮流在各个成员家里进行。这些妇女的年龄从二十七岁到七十二岁不等，她们自称基督徒和妇女主义者。小组成员之一琳恩·韦斯特菲尔德将她们的聚会定义为“开怀欢乐组”: “在聚会上，女人们一起欢笑而不是互相嘲笑。女人们嘲笑男人、工作、自人、邻居、牧师、种质、性别、宠物、理发师和衣柜。”一起欢笑释放了压抑的焦虑情绪，展现了韦斯特菲尔德和她的非裔美国姐妹们的快乐经历。
爆款剧《三十而已》剧照。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母亲学习俱乐部”最初是由哈佛大学地授的妻子们组成的，并于2014年庆祝其成立百周年。一位会员说，她非常钦佩年长成员的智慧、敏感和慷慨。在面对我们所有人都会经历的战争、疾病、多次搬家等危机的挑战时，那些没有像她那样获得专业工作机会的女性成功地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代际友谊只是姐妹关系众多形式中的一种。姐妹情谊已逐渐融入日常用语中，与兄弟情谊、交情和友爱等词一起，表明一种情感共同体，即使不像阳性词语那样暗示的是全人类之间的情感，至少也是为所有女性所共有。这个词曾经只表示血亲姐妹之间的关系，或引申为一个宗教秩序下女性群体的关系，而现在指的是所有具有相同经验、兴趣或关切问题的女性。褪去了激进的、反男性的立场色彩，如今的姐妹情谊可能比五十年前更受欢迎，而且以自己的方式变得更加强大。
友谊已经逐渐被被定义为一种建立在相互关爱的基础上的亲密个人关系，没有法律基础和经济基础，不同于婚姻，它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中最宝贵的要素。美国社会正开始远离这样一种观念，即婚姻伴侣可以满足一个人的所有需求。无论在婚前、婚姻中，还是婚后，正是朋友填补了人们的需求缺口。朋友们也许是那些劳累过度、压力过大，或处于大家庭边缘地带的人的救命稻草。
女性作为朋友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本书所列举的诸多例子中，我们确定以下四点为女性友谊的基本要素：
1.情感：女性之间的友谊具有情感核心，从同理心、善意到激情和爱，强度不等。“情感”这个词似乎适用于每一个时期的女性情谊；
2.自我表露：女性可以跟朋友坦率地交谈，不必担心遭到报复，并且期待得到同情和支持。的确，女性朋友之间交谈时会说一些闲话；她们相互吐露秘密；她们互相倾诉一些不想让父母、配偶或孩子知道的事情；
3.身体接触：女性朋友互相触摸、拥抱、亲吻，交换衣服、相互打扮。她们照顾病人和处于弥留状态的人。与男性朋友相比，女性朋友之间的身体接触似乎更加广泛；
4.相互依赖：从少女时期到成为职业女性、母亲、离异者或寡居者，女人们一直相互依赖。女生们相互讨论如何着装、如何吸引心仪的男朋友，以及如何准备下一场考试。职业女性依靠朋友来帮助辨别哪个工作环境更好，以及如何应对职场性骚扰。妈妈们互相帮助、彼此支撑，度过养育孩子的一个个艰难关卡。
我们预见，在现代社会，女性将向世界展示如何成为朋友。由于婚姻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友谊很可能继续为女性提供她们原本在家庭中获得的各种支持。而对男性来说，友谊的未来也将包括至少三个被认为是“女性化的”侧面:情感、自我表露和相互依赖。这些特点已经被公众讨论，男人们会问，是否有必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并且闭上嘴巴，难道只有这样才显得更有男子汉气概吗？然而，一些男性会发现，如果与朋友分享更多的个人信息，可以激发对其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涯更有价值的反应。过去，男性可能通过表现出一种强硬的独当一面的形象来维持自己的权威，但如今，更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承认自己对朋友、同事以及妻子的依赖，已不再罕见。
热门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剧照。
如果把友谊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人之间的一种自我表路或情感联系，就会偏离原有的强调同志情谊、休戚与共和公民义务的男性化观念。作为士兵并肩作战，作为队员站好队伍，这些男性化特征并没有消失，但同时出现了另外一幅画面:像女人一样，男人开始面对面地看着对方，开口表达自己内心最深切的关注，或者互相拥抱，并把这些视为爱的信号。
正如在友谊的某些方面，男性具有了“女性化”的特征一样，女性也开始承担起曾经只属于男性的军事及公民角色。现在，她们像战友一样与其他男男女女并肩站在一起，与参众两院同僚平起平坐。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理想建立在男人与男人之间友谊的基础之上，如今，这一理想已发展成为一个由两性准备共同承担公民义务的社会。
本文摘编自《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经出版方思想会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美] 玛丽莲·亚隆、特蕾莎·多诺万·布朗著
摘编｜刘亚光
编辑｜王青
导语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