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黄家光
当一个人凭良心说话，凭良心做事时，我们似乎只能赞同它，支持它，而没有理由去批评它，指责它。因为一个有良心的人，只是依据明白无误的事实，表达一些常识，这是正常人都应当接受的，只是由于某些原因，诸众缺乏常识，所以由有良心的人表达出来。而对良心的意见表达批评或反省，就理应被看作是恶德或无知的表现。
但真如此吗？在《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一书中，斯塔罗宾斯基笔下的让·雅克·卢梭，给了我们一个“病例”，来反省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批评良心吗？”
《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让·斯塔罗宾斯基 著，汪炜 译，版本：六点图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
这本书是关于卢梭思想的一份全新诊断书，为日内瓦学派代表人物让·斯塔罗宾斯基的博士论文和成名作，1957年一经出版旋即成为卢梭研究、观念史研究、文艺批评和理论等领域的经典之作，深刻影响了包括德里达、福柯等人在内的众多杰出的卢梭读者。
一、“心灵如水晶般透明”
卢梭相信自己“心灵如水晶般透明”，他总是宣称“我是清白的”，他按照如此这般的心灵指引行动，他的行为无往而不是善的。他相信自己与世界（这里的世界主要是“德性之城”）处在一种透明的关系之中，即自己的内心意愿与行动是同一的。但这种透明性因为私欲阻断，使得“我”与世界之间隔着一层面纱，他要做的就是“力求保卫或修复被损害的透明性”，这“关乎善良意志和良心的伦理道义”。
他为这种透明性的阻断提供了一个历史哲学的叙事。在他看来，所谓人类历史进程，是一个堕落的过程，一个本真的自然的人失却了他的天性，是劳动和社会化导致人之堕落，“一切都在人的双手而非心灵中开始堕落”。堕落之人隔着面纱所看到的世界不过是表象，而非真相。可是社会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中，如何超越表象，而重新与事实和真相建立联系？他似乎相信自我与社会是对立的，只有在遗世的孤独之中，才能获得拯救：“我与社会对立。……孤独的让·雅克则是对社会的个体化否定”。在此他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他必须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对公众的拒斥，“他依然以其反叛行为和反社会激情而与这个社会相连”。这个个人凭借自己的良心“与真理之本质融为一体”，站在社会之外观察社会，“伫立在社会面前，见证着它的一切”。他相信自己见证的不是隔着面纱的表象，而是直接的事实与真相。
这种见证活动好像使他介入到了世界之中，但正如斯塔罗宾斯基在讨论卢梭的植物学研究时指出的那样，“让-雅克不是作为博物学家，而是作为收藏家采集植物标本”的。这意味着，卢梭并不是向科学家一样以自己真实的行动介入到世界的运行之中，他的行动仅仅是“一项消遣，一个乐趣”，“这种活动并不试图获取任何知识或实践能力”。这些标本的价值在于作为一种记忆符号，使得过去的理想化的不在场在回忆中直接在场，也就是通过一个物件，沉浸在美好回忆之中。
卢梭认为，“当下感觉的直接性贫瘠而脆弱”，“而被记忆的直接性，其丰富程度和强烈程度都远超当下感觉的直接性”。所以，我们应当生活在回忆之中。这导致的结果是他的行动并未真正向世界敞开，而是自我循环中耗尽自身的能量。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伊丝》《植物学通信》等。
卢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在回忆的世界中，即影像世界（其按照理念构想出来的理想化的世界）中，世界才能如其所愿的运行，而当其行动一旦介入真实世界，其后果就不会如其所愿的展开，因为世界有不按照其意愿展开的逻辑，“他害怕生活在一个行动后果非其本愿的世界当中”。有时候良知的持有者，好像是以事实为依归，对他而言，事实是“原初的给予性。……一切都在当下发生；它如此纯粹，以至于连过去都在此重现为当下的感受”，但归根到底，他并不关心客观事实，“本质不是客观事实，而就是感受”，这种感受，不过是影像世界中的事物，他关心的是“道德的而非知识层面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卢梭例示这样一类人，他认定自己代表良心发言，而实际生活在自己的影像世界之中。他所见的就不再是外在于自我的世界之中的事物，而仅仅是通过标本构想出来的影像世界。
二、“反思是根本恶”
对卢梭而言，当他说“我是清白无辜的”时候，“我是谁”，我代表谁的良心？
当卢梭写作，尤其是写作自传时，他宣称“自己的意识和个人生活中的事件具有决定的重要性”。他“不只是作为一个不同寻常的灵魂、一个拥有纯洁心灵的受害者，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没有贵族家室的异乡人”。
这里的普通人实际是说他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他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又凭借自己的才华而出入上层社会，他说自己不属于任何基层，却了解所有阶层，“从最底层到最顶层，除了王权以外，我在所有阶层都待过”，这使得他可以“观察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不会将自己限于其中之一”，因此，“他的经验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就此而言“我即人类”，“我”的经验是最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自然地，他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勾画一幅具备普遍有效性的人类画像”。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里的经验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生存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在我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的，而是一种情感经验，“更伟大的情感、更鲜活的观念”。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倒转，既然“我”的情感就是普遍的人类情感，我就不需要通过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就可以通过内省获得的“我”的情感，通达普遍的人类情感。又因为与世界打交道获得的经验难免出错，而“‘我感受着我的心灵’，此乃直观知识之特权，它直接向自身显现”，是直接真实的，不会出错的。就此而言，心灵知识具有一种自发的明证性，和对外部世界的经验相比，它具有优越性。
不过这种明证性似乎是成问题的。主要有二，一个是这种直接的自我知识似乎排斥反思活动；一个是当卢梭以自传的方式谈论自己，使自己对象化的同时，也使自己处在一种被判决的位置上，“而他拒不接受这样的判决”。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卢梭对反思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它曾经持有一个更健康的反思观，后来被抛弃了。在他的主导性思路中，反思活动作为一个中介环节，使得主体（我）与良心之间有了面纱，不再具有直接的确定性，就此而言，“反思变成了一种有害的力量、一种罪恶的根源”，良心反对反思，“反思使我们偏离真是的目标”。甚至可以说“反思是根本恶”。
卢梭相信，通过某种情感记忆这种不会出错的内省方式，他可以建构“真实自我”，但这个真实不是对传记事实的刻画，而是“陶醉于直接冲动之中”，这是一种原初给予性，用更抽象的表达即：“我们不再身处于真实性的世界（即真实的历史）；我们身处于本真性的王国（即本真的话语）”，本真性指“无间距、非反思”。反思活动割裂了原初统一性，使得意识出现了不可还原的分裂，卢梭期望用非反思的纯粹感受来克服分裂。依赖对良知的纯粹感受在现实中并不罕见。但若陷入卢梭式的良心之中，把对”良心之举“的反思都看作是对本真性的偏离，实际上拒斥了对它的任何反思，而且认为，就算那些”正义的呼声“偶尔有错，也应当被原谅，因为这一切都“源自他那纯真无邪的意向和感受、温柔的激情、被辜负的善心以及他对友爱的强烈需求”。但这样一种美好的灵魂，作为最好的事物，就应当终止了我们的反思了吗？
三、“美好的灵魂”
上面我们提到卢梭在自我表白时，使自己处在被审判的位置上，而它似乎有拒斥这种审判。正如译者汪炜指出的，斯塔罗宾斯基对卢梭在此问题上困境之批评，主要借助于黑格尔对卢梭的“美好的灵魂”的批评来完成。美好的灵魂是说无视真实世界中的残破与自己行为的恶，而仅沉浸在自己美好意愿的世界之中。这种“美好的灵魂创造了一个纯洁的世界，这世界就是它的言语以及它直接听到的言语回音”。因为作为对象的纯洁的世界不过是自我的回音，对象与自我之间就是透明的，这个自我“自以为把握到它面前的对象，然而这对象其实还是它自己”。
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德国的世界观体系。它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
在这个世界中，它越确认自己的“清白无辜”，就越确认另一个真实世界是“暗无天地的敌对世界”。卢梭遁世于如此的纯洁的影像世界之中，就像后来的湖畔派诗人一样，对社会现实抱持着激烈的批评态度。此时他以不再关心世界之复杂运作，所有的善都在纯洁世界之中，在湖畔派诗人那里，就是理想化的自然界，而恶留给了在“我”之外的整个社会，不论是湖畔派所谓的工业社会，还是卢梭所谓的不平等的社会。“敌对世界的黑暗在场同样是卢梭需要的一个支点，他由此便可更彻底地委身于自己的透明性”，即自己的美好灵魂。他们已无意于面对社会或世界的复杂性，而期望用道德判断，取代复杂的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活动。也许应该说道德判断就是他的认识判断，完成了道德判断，他也就无需再完成认识判断了，“对世界中的行动的拒斥，这最终导致自我的丧失”。（荷尔德林对卢梭的解读不同，这里我们选择黑格尔的解读）
出路何在？对黑格尔来说，良知是“直接确知自己是绝对真理和绝对存在的精神”，但是当卢梭“遁世绝俗，逃避反思”时，这样的良知，不过是哀怨无力的“美好的灵魂”，只有当它放弃纯粹的世界，而“回归（真实）世界”，在粗糙的世界中存在，我们扬弃这一阶段，进入更高阶段。也许我们可以借此说，我们应当超越在《武汉日记》现在讨论的阶段，不论是以良心为它辩护，还是指责作者的并非清白无辜之人，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单凭良心，我们无法见证历史。
撰文丨黄家光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