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作品的翻译如何影响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承？翻译过来的作品又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一把海贝》译者郭建龙认为，翻译过来的优秀外国史作品让许多水平不够的学者“露出了马脚”。那么，对于其他学科来说，翻译过来的学术作品又如何冲击了中国学术界？

近期，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举办的第三届译想论坛（2020）第三场“翻译与学术：翻译如何影响我们的知识体系？” 在福州举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黄荭、“帝国密码三部曲”作者和《一把海贝》译者郭建龙、陕西师范大学东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立君和历史写作者张明扬一起探讨了这些问题。

活动现场。

嘉宾 | 谢寿光 黄荭 郭建龙 张明扬 冯立君

整理 | 徐悦东

社会低估了出版社在人类文明交流中的作用

黄荭表示，在翻译一本书时，译者处理文本时还会涉及许多副文本。在大学毕业的暑假，黄荭翻译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该书辑录了杜拉斯在1962年到1993年间撰写的报刊文章、序言、书信和随笔。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许多当时的电影、音乐、戏剧和社会问题。这些内容都是翻译文本的副文本。杜拉斯的虚构作品与这些副文本之间形成了庞大的互文关系。

在这期间，黄荭发现，翻译不仅是对文本进行语言转换，译者还要收集许多资料，通过了解副文本，敏锐地捕捉其所翻译的作家和所处时代的隐秘联系。翻译《外面的世界》激发起了黄荭对杜拉斯的兴趣。在攻读博士期间，黄荭就选择研究杜拉斯的东方情结和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状况。

在黄荭研究杜拉斯的时候，黄荭开始关注女性写作这个议题。为此，黄荭参与翻译了波伏娃回忆录第二卷《岁月的力量》和波伏娃的传记《战斗的海狸》。波伏娃是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代表。后来，黄荭翻译了第三波女权运动的代表安托瓦内特·福克的《两性：女性学论集》。安托瓦内特·福克提出了女性学的概念。她认为，以前的女性主义更多是在追求平等，女性学则是一个知识体系。比如，孕育这个过程就是唯一一个完全接受他者、无私奉献的生产，生育就是最大的生产力，女性在社会中的贡献完全被低估了。

此外，黄荭很喜欢圣艾克絮佩里，她还翻译了《小王子》。今年是圣艾克絮佩里诞辰120周年。黄荭翻译了一本《小王子百科》，这本书将给读者揭秘《小王子》里面的人物来源。小王子是今天世界上最成功的IP之一——其衍生出电影、动画和游戏等文化产品，还成了法语世界的民间大使。由于翻译圣艾克絮佩里的作品，黄荭也开始研究圣艾克絮佩里。黄荭认为，研究者可以从翻译开始进行学术研究。

黄荭

郭建龙谈到，以前他发现中国很少有关于东南亚、印度和外蒙古的历史书。因此，郭建龙决定去当地实地考察，写一些历史入门书。2012年，郭建龙想写中东的历史，但当时他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资料供他参考。郭建龙就按照老方法，穿越中东进行实地考察，写出了《穿越百年中东》。不过，这本书刚出版没多久似乎就“过时了”。因为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如甲骨文这样的出版方就翻译出版了大量中东历史题材的作品。

后来，郭建龙将目光投向了较少人关注的非洲。当时在中国，有关非洲的资料很少，郭建龙按照老方法去实地考察，并写出了《穿越非洲两百年》。在《穿越非洲两百年》出版后，甲骨文决定将《一把海贝》这本书交给他翻译。郭建龙看完《一把海贝》后感慨道：“要是早一点拿到这书就好了”。因为《一把海贝》里有非常多新发现——西非历史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对欧洲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的黄金实际上要依靠西非供应。西非人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非常复杂。这本书对郭建龙的知识体系造成了很大冲击。这也是翻译对知识体系的影响之处。

冯立君主要研究东亚历史。他提到，在日本和韩国的语言里，经常会出现中国已经不太用的古语词汇。比如，韩语里的“对不起”，实际上是“请恕罪”。因此，翻译除了能发现东亚语言上的往复交流之外，还能发现许多东亚历史内部的有趣联系。

冯立君

谢寿光认为，在人类文明的交流中，出版机构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今，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家没有将翻译视为学术生产或知识生产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最近几十年里，社会低估了出版界的作用，还矮化了出版界。在德国或英国，从事学术出版的出版人，也是知识共同体的一部分。德国有一家出版社完全是由学者组成的。谢寿光还认为，做学术出版的出版社，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始终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若一个出版社不出翻译图书，即使这家出版社能运营下去，但这家出版社一定不是最优秀的专业出版社。

翻译过来的优秀作品能让很多学者“露出马脚”

张明扬提出一个问题，如今许多优秀的翻译作品在进入国内后，对国内的研究和写作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明扬

黄荭认为，中国在国外出版比较多的研究成果，都是一些跨文化的研究成果，比较文学就是比较容易获得西方青睐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很难在莎士比亚研究、杜拉斯研究里做得比西方学者还好。但是，中文系会认为自己的研究才是主流，国外的研究只是补充。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外国的研究是主流，中国学者的研究只是补充。这种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没有像经济影响力那样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还需要一代代学者去建设加强。

郭建龙认为，翻译过来的优秀作品让很多中国学者“露出马脚”。以前，许多学者随随便便就能出版有关印度史、非洲史或拉丁美洲史等地区历史研究专著。当年，中国没有那么多相关书籍与他们的作品来比较。这些学者一旦出了这方面的专著，他们的学术地位很快就被建立起来。郭建龙说，“现在，在外国优秀的历史著作进入中国后，读者一看就知道哪些书是香的、哪些书是臭的。这些学者就没有那么容易混下去了。翻译过来的外国史著作对中国学者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

郭建龙

对于中国史研究来说，翻译所带来的冲击也许没那么大。海外中国研究的数量较少，而且由于文献问题，许多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也许有错。但在思想上，海外汉学家的研究启发了中国史学家。他们的叙述方式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冲击。目前，国内有很多历史写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西方先进的历史写作方式，他们要将手上的史料加工成读者更愿意读、更愿意接受的文本。因此，中国历史写作者更新迭代的频率很快，因为中国历史写作者正处在学习和模仿的阶段当中。

冯立君提到，中国有一些中青年历史学者，是能写作能编辑，还能做翻译，也能讲课的全能人才。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做翻译是一个主动摄取的过程。比如，中山大学的范兆飞教授研究中国古代的贵族问题，即门阀大夫问题。范兆飞从欧美学者里挑选并翻译了一些有关中国贵族问题研究最经典的文章，经过编辑组成文集后出版。冯立君觉得这种做法是很好的。

谢寿光认为，大家必须承认中国学术界在这三十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每个学科的进步幅度并不一样。因为中国设置了外语学院，所以原文研究是可靠的。在社会学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者，在中国这个巨大的社会转型试验场里做研究。做得最糟糕的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谢寿光以前经常跟学生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可以谈论中美关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常识。所以，在电视上露脸的那些所谓的“国关明星学者”，做的都不是学术。

谢寿光

在“一带一路”倡议出来之后，教育部开始鼓励外语学院的老师转型深入做国别研究。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四百多个国别备案中心。这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如今，中国人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看待周边国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就曾提过一些项目，他们想做到对所有小语种国家研究的全覆盖。谢寿光称赞道，这将出现许多很好的学术成果。

张明扬还提到，翻译也在冲击着中国的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译者在做翻译的时候，肯定会碰到一些百科全书式的作者。对此，黄荭表示赞同。法国就有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传统。比如，法国的很多作家可能是学理工科出身。理工男西尔万· 泰松在贝加尔湖畔隐居几个月，写出了很有哲理也很畅销的《在西伯利亚森林中》。

郭建龙就是理科生，他还会编程。因此，在郭建龙写书的时候，他会像做编程一样进行架构设计。他会先把各章标题写好，然后可以顺着他设计的架构写作。在软件设计中，首席架构师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首席架构师要负责设计软件中的每一种东西，包括每个模块的接口。在架构设计好之后，剩下的部分所有人都可以进行填补。因此，跨界对于知识产品的生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系统性的思维就是在郭建龙学编程时习得的。

谢寿光认为，以前知识的传播是单向的，但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是多方共同创造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个时代做准备。在中国从温饱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之后，知识生产将会获得更大的意义，知识也会以几何式的增长被生产出来——像甲骨文这样的出版方会越来越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所出版的皮书也会越来越多，国别研究的读物也会越来越丰富。谢寿光希望，所有的知识分享者，也都能成为知识生产中的监督者。

记者｜徐悦东

编辑｜罗东

校对｜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