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邓康延，上世纪50年代生于西安，1977年考入西安矿院地质系。1982年开始写作，出版有各类著作及电视作品。1992年南下深圳，曾任职《深圳青年》策划总监、香港《凤凰周刊》主编。现为深圳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纪录片制作，作品有《寻找少校》《发现少校》《深圳民间记忆》等。
为了记录片的拍摄，邓康延2010年2月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

　　拍摄纪录片《寻找少校》和《发现少校》的六年时间里，邓康延多次去云南，在腾冲搜到几册民国小学国文课本，成为拍摄《先生》的契机。他好奇，“当时的教育之风如此，民国学生和先生都是什么样的呢？”于是，说干就干，酝酿近十年，筹备两年多，拍摄近一年，召集数十人组成四个团队，采访上百人耗资逾百万……纪录片《先生》的前十集，终于于近日出炉。

　　从《深圳青年》到《凤凰周刊》办杂志，再转行做纪录片，拍摄远征军抗战系列，深圳民间记忆系列，再到不久前的《老课本新阅读》和十集纪录片《先生》。作为50后生人，几十年对复杂社会历史的亲验与观察，最终变成一个简单的行动纲领：如何讲述，如何启发，如何坚持。对邓康延而言，对民国精神的守望，对教育的支持，也是对未来公民社会的期待。他说：“我就是想回到小学课本一样的常识。”

　　关于《先生》 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

　　《先生》第一个十集的背后，是他所理解的先生和大学，其中，既有“南渡派”也有“北归派”。蔡元培和胡适的北大、马相伯的复旦、张伯苓的南开、梅贻琦的清华、竺可桢的浙大，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乡村教育、以及陈寅恪的学术风范……由学者作家傅国涌、余世存、张冠生、熊培云等为纪录片写文本、做顾问。胡适一集和张伯苓、蔡元培两集托付给导演高小龙和高群书，陈寅恪则由纪录片导演王韧主导……所有的候选对象，都有文化人的正能量，不可替代，开风气之先。接下来的第二辑里，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傅斯年、钱穆、司徒雷登一一列入候选。

　　其中，他最爱胡适，拍胡适时好似听先生在上课，“有些道理我不认同又没办法不佩服”，胡适认为包容比自由更重要，所谓民国期间的文化就是互相对垒中取长补短，达到新的融汇，这样才会有相对合理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出现。邓康延最终敲定的先生形象是一袭长袍背影，清瘦矍铄，眺望着远方。他的片头词：“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

　　50后是非观 这种沧桑一定会落到你的生命里

　　在《发现少校》里有个镜头，腾冲九千多阵亡将士的墓碑卑微地罗列成排。一旁的馆长介绍，很多人的骨灰都混在一块，想到那些默默死去的十八九岁的军人，拍摄中的他们泪湿了。“你无法不还他们一个真相”，邓康延说，如果糊弄历史，未来就会报复你陷阱。

　　这些年，他看过无数人的历史。当时下的人们认为社会中坚的50后与诸多时代问题相关，且“非黑即白”的解释系统非常可疑。他说：“每一代人都没办法去代替另一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没法改变，就像没有皱纹的老奶奶是很可怕的，这种沧桑一定会落到你的生命里。”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每一辈人都形成特定世界观，更年轻的一代看到的世界充斥着有毒大米和地沟油，非常可疑，所以他们消解崇高。而他们50后，因过去的耳闻目睹和经受的苦难，对非黑即白的事情更敏感。而非黑即白在追寻历史真相时，也是一种可贵动力。

　　有一回，自己与杨锦麟对饮，聊到下乡时俩人抱头落泪，杨曾经恨过那个让他带病下地的生产队老队长。很多年后，老队长临死时，带着懊悔念着他的名字，他哭了，这是两个人也是两代人的和解。他们不是无悔青春，其实很悔，想多看几本书，不甘心青春耗在这样政治混乱的时代里，但这经历又成为他们的钙质。最近播映的《知青》代表了50后的一种返甜情结，“现在分布在体制内外各个中坚的50后，多是一批上了大学的老三届知青，都曾经天真热诚。”而自己和杨锦麟这样的人是那个时代的批判者。有好友说他偏激，可又认为他活得更率真。“当人们已经怀疑了原来信奉的主义，又找不到新的来支撑，就很可能以物欲和权力作为支撑。”他信奉那句简单的话，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

　　■ 对话思想者

　　不尊重真实才是记录片的坟墓

　　新京报：你在《先生》里说，先生更像一面镜子，“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这个民族的正面”。民族的正面有什么东西我们值得留下来？

　　邓康延：《老课本新阅读》和《先生》，都代表那种民国精神，这精神是什么呢？国民意识，公民意识的觉醒。我让设计师用一个背影来展示，矍铄高古，当民族内外诸多不幸，虽千万人吾独往矣。

　　一国最重要的是教育，教育最重要的是小学，小学最重要的是课本，蔡元培、胡适和张元济等都参与编过小学课本，民国的精神就是从小学课本开始的，教育说人话，做人事，而不是说空洞的大道理。我在腾冲找到的最初的三本老课本，内有传统文字的张力和童趣，具备家国常识和美育常识。这几十年已经远离了那个温文尔雅、平和说理的文风，我们最近在拍的《教育启示录》，则着重眼下，也是呼应民国先生的一种方式。教育是立国之本，我们要借鉴好的东西，让人们自然去选择和欣赏，而非跟着空洞的宣传口号。

　　新京报：你很早提出过读图时代、影像时代的说法，作为一个资深的新闻和文字工作者，为何将个人对社会的体察转向了纪录片？你理解的记录精神是什么？

　　邓康延：当我还在《凤凰周刊》，想去挖掘社会和历史，觉出了白纸黑字的相对苍白。看国外纪录二战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片子，有对当事人和后代的采访，有原景或原地影像。从这一点来看，一千字抵不上一段图片和影像。

　　现在我慢慢觉得，商业不是纪录片的坟墓，不尊重真实才是坟墓。我所理解的纪录片理念简单说就是“发现记录人”，人是核心。深入一个人和一部纪录片，很多冠冕堂皇的谎言会被粉碎。纪录片，就是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真实，你无法去演戏或者掩饰。

　　新京报：除了远征军、民国先生和教育，深圳也是你的主要拍摄题材，为何选择这样一个商业精神和民间社会生长的特区？你说过对未来抱有期待，深圳是否符合这种期待？

　　邓康延：我记得1992年我刚来深圳工作，城市和我同一天生日，张灯结彩。这里是移民城市，也是义工联、各类民间组织最发达的地方。靠近港台澳，能较多感受到商业精神和民主氛围。政府也相对宽松，使得民间气氛较为活跃。任何一个社会，唯有民间力量比政府力量更大，才更有活力。不管经济还是文化，垄断其实就是倒退，现在，那么多年轻人只图安稳，挤破脑袋要进入体制，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那些公务员下海有勇气。

　　我们曾拍“深圳民间记忆”、“岁月山河深圳人”和“迁徙”等，现在十二集的《民间》已拍了半年，从百多个深圳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里选了二三十个对比地去拍。看上去他们是志趣相投的群体，到最后一定会向社会发声，例如，对山野自然的尊重，和人内心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是相通的，读书会、残疾人组织、眼角膜手术光明行、支教等等，都在用科学规则，用集体力量，推动社会，这是未来公民社会的雏形。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