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麦尔

　　1972年出生于美国，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培训英语教师。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并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他的文章多次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诸多媒体上发表。2005年8月，他搬进杨梅竹斜街的大杂院中，体验北京胡同生活，这些经验被写在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的《再会，老北京》一书。迈克尔·麦尔曾获得多个写作奖项，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奖、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等。

　　新京报讯 （记者姜妍）北京在变吗？每一个住在北京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古老都市在转型为世界城市的道路上，几乎每一天都在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变化的过程中留下了什么东西，失去了什么东西？迈克尔·麦尔，一位美国学者，一位在北京胡同居住了十年的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用自己十年的亲身感受给出了一个局外人的观察。过去两年，另一位美国“和平队”志愿者何伟的著作《寻路中国》，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美国人对中国细致入微的观察，也让读者获得了另一个反躬自省的角度。而这一次，当麦尔说出那句“再会，老北京”时，那些真正的老北京，或许会感到心中一疼。昨日，麦尔的作品《再会，老北京》在京举行首发式，麦尔本人也现场讲述了一番他和老北京的故事。

　　2005年8月8日，麦尔搬进了位于大栅栏杨梅竹斜街的一个大杂院里。院子里一共5间房，住了7个人，其中包括了迈克尔喊她“大娘”的老寡妇。老寡妇没有产权，但是院子里的人都知道，她是这里的女主人。

　　因为一下租了两间房，麦尔被邻居人叫做大地主。麦尔有一次和老寡妇聊天，问她为什么住这儿。“我妈妈以前住这儿？”“她人呢？”“她已经去世了。”“在哪儿去世的？”“在你的床上。”

　　麦尔搬进大杂院的这一天在历史上是个特别的日子，68年前的这一天，日本人穿过前门攻占了北京城；而3年后的这一天，奥运会将在这座城市开幕。

　　麦尔在大杂院附近的炭儿胡同小学找了一份教职，学生们都来自周边的胡同，每个教室后面的那块黑板上都有一个奥运会倒计时的记录。不同的是，有的班级每天会更改数字，有的班级里的那个数字久久停留在某一日不动，相同的是，几乎没有班级将这个数字搞对过。

　　“我见过的最坚定和尖锐的胡同保护者们都是历史学家和游客。他们未曾亲身在胡同里生活过，都是被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古老建筑和其细节吸引……尽管我也为北京历史古迹的消逝而伤神忧心，但我也是一个一直住在公寓楼里的‘假把式’……我对胡同真正的了解有多少？胡同值得去保护吗？再不去探究一番，就没时间了。”麦尔在《再会，老北京》的第二章里，写下了他来到这里的初衷和目的。

　　■ 对话麦尔

　　既盼着拆掉胡同，又害怕拆掉胡同

　　胡同让外地人变成本地人

　　新京报：你写到很多胡同保护者没有亲身去体验过胡同生活，所以这变成了你来到大杂院生活的原因？

　　麦尔：我要写比较客观的调查，柯布西耶曾经说“如果你问问这些整日忙于写论文和指导公共意见的恋旧人，他们住在哪里，答案肯定是某某小区、电梯公寓什么的”。让我讲道理我也可以讲，但是我更希望通过自己的体验，用中立的态度写胡同到底为什么拆或者为什么要保护。

　　新京报：这里给你的最初印象是怎样的？

　　麦尔：要是我作为专家或者官员被派到北京去看大栅栏，我也会认为这里是贫民窟。这里的胡同很窄，昨晚我回到那里，看到救护车不能进入，大家在旁边很着急地喊。要是不认识他们的话，你会说“这里是贫民窟。”但是我看到的是，这里让外地人变成本地市民。在我呆在这里的第2年、第3年，我能看到更好地融入这里的生活，他们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孩子能在北京上学。我在美国、欧洲演讲的时候，告诉大家这里让工人阶级变成市民，不是贫民窟。纽约也有一个地方叫皇后区，旧金山、伦敦也都有类似的地方。

　　新京报：有意思的是你写到胡同里的北京居民对待外国人和外地人的不同态度，外国人来时他们觉得尴尬，同时他们又会觉得是外地人搞乱了胡同。

　　麦尔：是啊，你看历史上城市的变迁都是这样，外地人的第二代变成本地人。我住的胡同里有一半都是外地人，本地人会觉得外地人影响了市容市貌。我去档案部调查过，我住的四合院在二三十年代居民是从山东迁来的。我在美国演讲时说到胡同的人员变化，很多人说“原来的纽约也是这样吧。”这是北京的情况，这也是城市历史的情况。

　　盼拆胡同，怕拆胡同

　　新京报：是什么让你不会仅仅把胡同看成是贫民窟？

　　麦尔：因为我认识他们，知道他们都有什么角色。如果我是陌生人，看到的就是贫民窟。但当地居民不会在看破烂房子和建筑，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社会网络。他们也想搬到更好的房子，但是他们的社交网络、社会网络在这儿，在这儿没有陌生人。我也有一个角色在胡同里，变成了梅老师。我发现生活在胡同里的每个人都像生活在一个舞台上。世界上好多城市规划者总在想怎么创造和规划这种社交网络，但北京已经有了。

　　新京报：周围可能并不特别完美的生活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大吗？

　　麦尔：他们确实生活在比较乱的环境，从我的教室看到外面很有意思，每个小孩都知道这些是什么树。但我问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建筑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住在胡同里好像住在村子里。但是胡同对孩子的问题是，他们没有空间跑步、放风筝，当然也有很多不方便，上厕所、蜂窝煤等等。

　　新京报：你自己住在胡同里，你是盼拆还是怕拆？

　　麦尔：在我住到第3年的时候，我盼拆，真的，我要隐私，我要暖气。我写这本书是跑到伦敦宾馆写的，要是我留在大杂院，每天都有学生来，大娘会突然进来给我吃饺子，我需要私人空间。但当我离开北京，在纽约住楼房时，我不知道邻居是谁。我在超市里是陌生人，我会觉得寂寞，在这里我没有角色。之后我搬到东北农村，住在村子又有了角色。他们会说“梅老师，你研究历史，我给你讲故事呀。”

　　学会给居民安全感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理想的状态是？

　　麦尔：最理想的情况是，如果居民想留在那里，要让他们留下，但是应该给他们卫生，给他们安全感。其实居民们都很聪明，你应该问问他们到底要什么，你就可以设计得好。比如我的最好的学生小刘的爸爸，就是想要养鸽子，那对他来说留在胡同就是很好的选择。我周围的那些居民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很多历史，比如现在看后海有好多酒吧，50年代的时候没有这些酒吧，但是20年代的时候这里都是酒吧。这也是北京对我来说奇妙的地方，有个循环的东西在。但是大栅栏还在，而且目前为止没有很大变化，要是我有能力的话，我想说“不要动大栅栏。”

　　新京报：居民里盼拆和怕拆的人比例是多少？

　　麦尔：一半一半，大部分老年人都想留在那儿，这是他们的角色，年轻人希望离开，小孩既喜欢也不喜欢，他们不喜欢没有隐私。我想说，北京是一个例外，世界上大部分的城市已经没有原来的面貌了，但是北京到90年代的时候好像已经活化石。东京被破坏了，香港被破坏了，老伦敦没了，只有北京和河内还有很多老城区。我并不想做摇旗呐喊，喊着“不要拆”的人，但我的邻居学生都知道，如果我想回家，我可以坐辆出租车到机场买张机票回美国，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和退路，这真的是对他们很重要的事情。不管是盼拆或怕拆，他们都应该表达他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