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塞雷纳（Marc Serena），1983年生于西班牙曼雷萨，将25岁时世界旅行的经历写作成书——《二十五岁的世界》。新京报记者 王叔坤 摄

　　25岁青年环球旅行25地，对话当地同龄人，为全世界定义25岁

　　西班牙作家马克·塞雷纳5年前曾到过北京。那一年他25岁，进行了环球旅行，在每个经过的地方与自己的同龄人对话。至于谈话对象，他说自己主要关注的是没有发言权的人。在塞雷纳眼中，大城市里的人越来越相似，“北京的年轻人和巴塞罗那年轻人更相似，而不是和中国农村的年轻人更相似”。

　　出发：旅行社不卖这种票

　　新京报：你在序言中说，要写这本书时，你的朋友觉得很蠢。然后你说“就在那一刻，我下了动笔的决心”。

　　塞雷纳：我们习惯会在做决定之前问亲近的人的意见，但有时候他们给你的却是和你想法背道而驰的东西，他们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所以倾听很重要，但是想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更重要。你做的是对还是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你做的事情。我有这个点子后犹豫了几天，去问别人意见，但是我问的时候已经大致清楚这件事会怎样了。我不喜欢空中楼阁，说出来就要去做。

　　新京报：你也说其实这次旅行很随机，你并没有做很详细的规划，那你是如何选择你的起始地的？

　　塞雷纳：当时我买了一张环球机票，机票里规定了可以停几次，坐几班飞机，所以我大致清楚线路，但有时候也会很迷茫，比如在曼谷时我长时间不知道下一站要去哪里。这张联程票是从旅行社买的，那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是我母亲的好朋友，她做了40年这个工作了，却还是第一次碰见有人问她买环球机票。现在做环球旅行买机票很容易，但3、4年前不是这样，要查很多航班信息，看很多佣金表格，当时我去过的很多旅行社都觉得太麻烦，跟我说不卖这种票。

　　后悔：再出发不选约翰内斯堡

　　新京报：但是你母亲的朋友帮了你。

　　塞雷纳：我母亲的朋友帮我规划了一下。但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是不会从约翰内斯堡开始第一站的，可能会选择相对温和的城市。我到了那里与当地西班牙大使馆工作人员交流，发现他们每天担惊受怕，所以我也很害怕。这群西班牙人在那边定居，却没有黑人朋友，我觉得很奇怪。他们是很贵族的人，从来没有从贵族生活里走出来过。我去的索韦托是当地黑人起源地，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使馆的人听说我要去都很害怕。但事情都有两面，和当地人一起去不会有问题，这个区域现在非常漂亮。到那里之后，那个黑人家庭说“第一次有白人来我们家”。我很惊讶，可是一想我在巴塞罗那的家也从来也没有黑人去过，也就没那么惊讶了。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在今天，不同身份、阶层的人隔阂依旧很明显？

　　塞雷纳：那次旅行之后我又去过一次南非，看到种族之间的隔离依然存在，而且还混入经济成分，尽管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还仍然有可怕的野兽一般的隔离存在，因为这是全世界最不和谐的区域之一，我觉得这个不是好事情。前几天ABC有条新闻不知你看了没有，新闻说白人在南非也面临严重的种族歧视，我不赞同这样的说法，黑人和白人在南非的失业率大相径庭，白人大约4%，黑人达到20%、30%。

　　新京报：不过南非作家库切的《耻》就是讲的白人在南非受到的歧视。

　　塞雷纳：在南非肯定也有一些白人属于低收入阶级，但比例上与黑人不能比。曼德拉曾经说过，一定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因为这对白人和黑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对话：选择没有发言权的人

　　新京报：你是怎么在每个地方选择对话人物的？

　　塞雷纳：我主要关注的是没有发言权的人，通常你听不到他的声音。此外我选择人物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男女比例一定要一样。因为今天女性依然处于弱势，报纸采访男性多过女性，所以我要至少达到一半一半的比例。选择人物是直觉和想法的混合，比如在津巴布韦找到的诗人，我去了当地唯一有文化一些的咖啡馆，然后遇见了她。

　　新京报：你有没有刻意去选择一些更积极的采访对象，比如你提到的那个诗人或是中国做NGO的女孩，会让我有这样的感觉。

　　塞雷纳：25岁时你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发现有这么多可以为之奋斗的事情，所以25岁的人应该挺乐观的。我对25岁的定义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正走在争取这样生活的路上。我发现有趣的一点，在那些期望寿命值越长的国家，人在25岁就越没那么成熟。相反，如果期望寿命只有50岁，那到25岁已经是中年，生活给他想要什么生活的机会并不多，没有所谓的青春。你看我现在已经30岁了，你们还在叫我25岁。

　　新京报：你会不会为了寻找25岁的人，而不得不放弃一些采访对象？

　　塞雷纳：我在纽约时参加吃热狗大赛，那些选手根本不嚼直接吞下去，当时排名第一和第二的都是25岁，我觉得选第二比较有意思。至于其他我并没有这样深的印象，我觉得这个事情魔法般落在我的头上，对我来说一切都还挺方便的。写这本书时有太多偶然性，比如我会西语和英文两种语言，也让我在采访时更方便。

　　北京：更像巴塞罗那，而非中国农村

　　新京报：你来到25个国家和地区你有没有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比如你提到在非洲连锁餐厅里看到的典型微笑。全球是相似点更多，还是相异的地方更多？

　　塞雷纳：世界上大城市里的人越来越相似，北京的年轻人和巴塞罗那年轻人更相似，而不是和中国农村的年轻人更相似。非洲大城市里的年轻人用手机上网很普遍，肯尼亚最大的银行也有电话银行服务。这和全球化有关，所有城市越来越相似。我去新西兰毛利人的神社，发现他们在社交网页上有主页，如此神圣的东西出现在现代社交网络，我觉得很奇妙。

　　新京报：5年之后你再次回到北京，是否觉得北京和其他大城市越来越像？

　　塞雷纳：是的，这里越来越大，也和其他大城市有越来越多共同之处。城市扩张也有一点不好，很多人到大城市就很迷茫。我在加泰罗尼亚看到游客走进星巴克的时候无法理解，这些哪里都有，为什么不去寻找这座城市里独特的东西？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25岁是有梦想并实践着，那对30岁你怎么去描述？

　　塞雷纳：我永远25岁！其实年龄并不太重要，你死了之后，人家不会关注你呼吸过几次，而是关注你丢掉过几次呼吸，关注你错过了些什么。

　　■ 记者手记

　　周日早上和我面对面坐在三里屯一家咖啡馆的是30岁的西班牙作家马克·塞雷纳，前一晚他来到北京的一家西班牙餐厅玩到半夜三点，这让他在第二天一早与我的见面迟到了半小时。但是谈起这本《二十五岁的世界》，他的精神立即恢复，滔滔不绝。这也难怪，他25岁这一年的经历确实值得记录和炫耀。

　　5年前塞雷纳第一次来到北京，这里是奥运会后的北京。随处可见随地吐痰的景象成为了他在后面描述这里所见所闻的文章开头，当然还有这座城市灰蒙蒙的天空和日渐发达的轨道交通。北京只是塞雷纳25岁那一年经停的第七站，在那之前他一路到过南非、津巴布韦、日本等等。在那之后，泰国、澳大利亚、智利、英国等地还在等着他，当然他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他生活的城市——西班牙巴塞罗那。

　　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用打算买车的钱买了一张环球旅行机票，用一年的时间到达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在每个所经之地选择一个自己的同龄人去对话，这就是5年前塞雷纳做的事情。如今他又一次回到他曾经的经停之地——北京，与他相伴的是这本《二十五岁的世界》。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