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31 02:30:51新京报 ·作者:付珊 赵乐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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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高考制度公平比科学更重要

2017-07-31 02:30:51新京报 ·作者:付珊 赵乐馨


刘海峰,厦门大学上弦场(主体育场)。1977年刘海峰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 对话动机

  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步伐加快。随着招生考试的多样化,高考公平成为社会关注热点。他就“高考制度的公平性”问题接受了新京报访谈。

  1977年高考,国家的拐点

  新京报:1977年,高考如何打破过去以推荐为主的教育分配方式?

  刘海峰:1966年停止高考以后,有四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高等学校完全没有招生,后来“文革”后期,高等学校开始招生了但是是工农兵学员,以群众推荐和领导批准为主,出现了“走后门”的现象。

  恢复高考最重要的就是以文化课考试分数作为录取的决定性因素,而分数体现的是考生的知识积累和才学水平。

  在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用“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这16个字取代原来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推荐农民工学员的“十六字方针”。邓小平说,这16个字虽然比原来的好,但是主张将其中的“单位同意”去掉。他认为,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怎么办?

  我认为当时去掉“单位同意”至关重要,因为去掉了这个隐形门槛,高考才算真正地自由报考,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机会,因为它不需要推荐和领导同意,体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新京报:你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考生,高考对于你个人如何体现公平?

  刘海峰:1977年,我在福建参加的高考,当时我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就是从城里来的干活的农民。

  高考对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来说,确实是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高考给了我们一个不靠天地不求人而是靠自己的机会。而且考上的人,尤其是1977年考上的人,可以说都改变了命运而且命运改变的幅度非常大。当时不要说考上大学,就是考上中专,身份转变都非常大。

  那一年的高考不只是我们个人命运的拐点,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重要拐点。对个人公平的意义就是说他不是看关系,主要是看你的知识才学,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高考改变命运”的强大功能。

  推进高考公平的四大步

  新京报:过去的40年,有哪些专门针对推进教育公平做出的改革?

  刘海峰:第一,1977年,对考生放宽政审条件家庭出身的限制,可以说是破除了血统论。为许多因为家庭出身被挡在大学之外的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第二,在1978年,国家开始告诉考生高考分数,这是公平的重要一步。现在可能很难想象,“文革”前的所有高考是不告诉考生分数的。1977恢复高考那一年,按制度规定还是不告诉考生分数,那么这就存在高分没有被录取的情况,这和“文革”前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强调出身成分是有关系的。

  第三,2008年开始,国家开始实行平行志愿的高考录取模式。平行志愿能够有效防止出现高分落榜的情况。

  高分落榜的大部分都是信息不对称的弱势群体家庭或者农村家庭,他们不懂填报志愿或者不熟悉信息。这个也是推进公平的一个重要举措。

  第四,2014年,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继续实施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由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形成保障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

  虽然高考完全看分数录取,但是有一些贫困地区的考生他们的起跑线就远远不如都市里面的孩子,那么他们要获得同样分数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所以对农村考生和贫困地区考生进行倾斜,也算保障公平的一个举措。

  新京报:其实从90年代之后这样的高考问题就已经显露出来了,为什么直到2014年才做出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刘海峰:因为前些年已经有不少媒体,学者指出来也做过调查了,指出北大清华还有一些高水平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近20年来不断下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大农村学子的比例至少百分之二十几吧,但后来降到百分之十几,再后来就不到百分之十了,一直往下降。高考竞争越激烈,农村学生的比例就降得更厉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大家的呼吁下才出台了上述保障贫困地区的政策。

  老百姓最关注高考公平

  新京报:为什么近些年农村读好大学的人数比例越来越少?

  刘海峰:这个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人口比例在下降,这是大背景。第二,高考命题中出现城市化倾向。这在高考作文中比较明显,比如今年高考的作文题,全国命题的一套卷里有一些很时尚的元素,题目给考生一些关键词比如“长城”“京剧”“共享单车”,就有人提出共享单车在农村根本就没见到。

  以往的高考,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比较注重考知识,刻苦攻读比较可能拿到高分,农村学生往往比较刻苦的。但是新世纪以来,我们的高考改革推进比较快,一直在强调高考不仅要考知识,还要考能力,考验考生的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想象力等。这样的情况下,高考的题目比较活,靠刻苦攻读,或者说靠死记硬背的方式来拿高分就不如以前容易了。农村学生拿高分的比例就下降了。

  第三个因素。城市里面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们本来受教育条件就好,再加上他们和农村孩子一样刻苦,农村孩子想要考过城市孩子就很难了。再加上自主招生和其他多元的办法,对农村考生更不利。

  新京报:自主招生对农村的孩子为什么更不利?

  刘海峰:比如说,自主招生、保送的面试环节考验的是谈吐、学识和才艺。但往往农村学生的表达能力不如城市里的孩子。

  另外近年来,保送、自主招生也存在一定的猫腻,有人情关系和权力的介入,也有很多省级三好生,二级运动员造假的情况。

  新京报:2014年出台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公平优先兼顾科学”。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定位?

  刘海峰:公平和科学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公平好理解,科学选才就需要多样化、多元化选拔人才,不单单看分数,有利于促进科学成才人人成才。但是,招生考试越多样化,就越有空子可钻。那么就会有金钱和权力的介入,伤害公平。

  公平和科学,这是一对两难问题。虽然教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关注效率科学,但老百姓对高考的关注最主要还是公平,科学一旦伤及公平,老百姓就不答应。那么高考作为维护教育公平社会公平一个重要制度,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秩序的机制,所以从宏观上讲,高层决策者更加强调高考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的功能。所以在两者的考量之中,最后还是公平略占上风。

  高考资源分配是千古难题

  新京报:说到公平,有人认为北上广的高校资源多选择也多,但像河南这种农业大省,教育资源稀缺,考生却是最多的,但录取时并不完全按人口比例而是按分配的指标,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刘海峰: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是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的矛盾。考试公平就是完全按照考试分数,区域公平实际就是分省划定录取名额。在同一个省内他是完全按分数的,但是在不同的省差别很大。

  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重点高校比例很大,确实造成了高考录取机会的不公平。像河南人口大省却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院校,北京有24所,上海有8所。

  这个两难问题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文化及教育水平差距巨大的国家,这是一个必然会遇到的难题,而且是一个千古难题。它不可能完全做到按高分到低分录取。它会出现有的省份完全没有人或寥寥无几的人能上清华、北大。

  新京报:要如何改变这种情况?

  刘海峰:第一个是调配,把招生计划和招生指标向中西部人口大省调配,这还是治标的。治本的方式是把教育部直属大学、重点大学的分布调整得均衡一点,不能太集中。重点高校教育资源严重分配不均,就会造成分数线倾斜。这个很难,要慢慢努力。

  采写/新京报记者 付珊 实习生 赵乐馨

编辑:王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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