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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感动社区人物秦增辉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秦增辉，男，1987年8月2日出生，北京兴金德塑料管材有限公司员工。北京市无偿献血先进个人、骨髓捐献志愿者。新京报记者 朱骏 摄
高中毕业的秦增辉，和当时农村很多的男青年一样，去处多是在县城里的工厂做汽配，那时他第一次知道无偿献血。
2011年来到北京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留下血样，两年后，被通知配型成功。
接下来的面试和签字等多次确认过程，他从没想过反悔。“如果不能百分百地治愈对方，至少我可以帮忙延续生命。”
面对家人，秦增辉只告诉了妻子一人。她问我“对身体有害吗？我说没有，就是跟之前献血一样，这次是去救一个人。”
他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捐献造血干细胞，只是恰巧做了一件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如果有下一次，他说自己还是会捐献。
外出打工偶遇献血车献了第一次血
8月31日，星期四。秦增辉请好假，准备下午回山东老家为大儿子办入学手续。2011年，他来到北京打工，现在在大兴区一塑料管材公司上班。仓储、电销、报价、备料、提货、配送……每天的工作，繁重而琐碎。
“喂，你好。你再清点一下，我这边也帮你核对，一会给你回电话。”发到外地的管材在查收时出了问题，打来电话。临行前的上午，秦增辉依旧在忙碌。
提及半年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一事，秦增辉觉得恰巧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件事。“应该用不上报道吧。”
1987年，秦增辉出生在山东枣庄一个农村。父母是普通农民，一年收入不到一万块。家里还有一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妹妹，平时兄妹俩在家也会帮忙做家务。
考虑到家里的条件，秦增辉高中毕业满18周岁，便外出打工供妹妹读书，帮家里减轻负担。
他回忆，那时初中或高中毕业，和自己一样的男性劳动力，大多没有上过专业技校。从农村出来之后的去处，多是在县城里的工厂里做汽配。当时秦增辉还不知道何为造血干细胞，甚至对无偿献血也不是很了解。
2009年，秦增辉从浙江回到山东临沂打零工。每天固定的上班路线上，他总能看到无偿献血车。那时的秦增辉1米8的大高个儿，体重却只有120多斤。按照他的话来讲，“自己是吃什么都不胖”。
想着献血不仅有助于加快身体新陈代谢，改善体质，还能帮到别人。看到注意事项上说，男性公民体重需达到50公斤。唯一一个担心的条件，自己也能达到。没有商量和犹豫，秦增辉上车献了第一次全血，400cc，还领回了一个“红本”。
一次回老家，母亲无意间看到秦增辉兜里的无偿献血证，让他不要再去献血。“老人家的观点是，400cc相当于8两血，属于伤筋动骨，对身体不好。”
拗不过，也说服不了母亲，再加上考虑到老家也没有机会和条件再去献血，秦增辉敷衍地承诺不会再去。恰逢家里农活忙，母亲也没有再追问。
直到2011年，秦增辉来到了北京。
“捐献救人，跟我献血的初衷一致”
在北京，秦增辉再一次看到献血车，他还是没犹豫地上去了。此后他把献血的时间固定在每年的3月和9月。“就是根据说明来的，献全血的时间间隔要达到6个月。时间不到，也献不了，差一分钟也不行。”
与远在老家的母亲想得一样，秦增辉的妻子也担心会伤身体，不支持丈夫去献血。不过一段时间下来，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也就不再排斥。
可能是喝酒的缘故，2014年3月，秦增辉像往常一样去献血，但却被告知不符合捐献全血的标准。了解到可以献成分血，秦增辉留下2-3ml的血样。
工作、回家、献血，秦增辉的生活就这样重复并向前推进着，直到2016年10月，一通告知配型成功的电话打了进来。
“电话那头是骨髓库的，问我现在配型成功同不同意捐献，我说那就捐呗。”秦增辉说，自己当时没有想太多。这个结果跟自己最初选择无偿献血的初衷一致，帮上了需要帮助的人。
在接到第二通确认电话之前，秦增辉把自己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情，告诉了在老家待产的妻子。“她问我‘对身体有害吗？’我说没有，就是跟之前献血一样，这次是去救一个人。”妻子便没有再问。
“不知道是心理感应，还是啥，那段时间我妈很敏感总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再去献血，不要去捐骨髓。”秦增辉没有告诉母亲自己的决定。
正式采集前，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秦增辉记得，面试那天自己签了一份捐献意愿承诺。上面有写着一句话：“请不要悔捐，这样会给受捐者造成很大伤害。”他理解，到了这一步，一切都已准备好。包括受捐者那方，也都做好相关治疗，只等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如果此时反悔，是对受捐者生命的不负责任。”秦增辉说。
“对于家人，就让它永远成为一个秘密吧”
跟单位请假后，秦增辉住了院，每天做皮下注射动员剂，为采集造血干细胞做准备，回忆那一周在医院的生活，秦增辉说与平时生活无异，“可能就是会比上班闲一点吧。”
2017年3月3日，秦增辉被推进采集室。“两根管子，分别插在我两条胳膊上，一个负责采集，一个负责回输。”整个过程持续了近4个小时。
他坦言，采集过程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点无聊”。后来有人来病房，说自己是大兴区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并颁发了证书。采集结束的第二天，秦增辉便回家正常上班。
讲起这些，秦增辉语气平淡，不时忙活着工作的事情。他说，到目前为止，自己也不知道受捐者是谁。他们之间有且仅有的，就是那封在采集第二天，受捐者托医生送来的感谢信。
信一共两页。信中，双方以“志愿者”和“患者家属”相称。从内容来看，写信的人应该是患者的子女。其父亲2016年8月被确诊患有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配型，就只能依靠药物治疗。然而化疗对身体伤害较大，且复发率高，最后家属听从医生的建议，寻找配型做移植手术。
没想到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便找到合适的配型，且对方也表示愿意捐献。只可惜因为规定，不能当面说一声感谢，便选择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对捐献者的祝福。
秦增辉说，3月份的采集结束之后，对于受捐者移植手术成功与否，如果成功，后续的康复如何，因为相关的要求，自己一概不清楚。他只知道，像这类移植手术，患者术后仍存在复发的风险。自己能做的且希望做到的，就是帮助对方延续生命。
现在的秦增辉每天仍旧忙碌，为生活打拼着。他依旧没有告诉母亲，包括父亲和妹妹，自己曾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他们在农村，也不看什么报道，就让这件事永远成为秘密吧。”
如果碰到下一个病例，秦增辉说自己还是会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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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新京报记者 潘佳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