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当年未必是世界最好的高校,但它却是我最热爱的学校。因为在这四年中,我青春的欢乐和痛苦的记忆,都留在了这里。正是在这四年中,我渐渐构建起了自己的精神底色,开始成为自己。
——朱学东,1967年生,籍贯江苏武进前黄乡,传媒专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5级校友,曾任新京报传媒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周刊》总编辑、《南风窗》总编辑、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董事、《传媒》杂志常务副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信息早报》副总编辑、新闻出版署工作人员、北京印刷学院教员。

  海淀路39号,是人民大学曾经的街区门牌号,一个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

  说熟悉,是我在1985年9月到1989年7月间,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那里。在那四年间,海淀路39号,是我和亲友同学鸿雁往来的唯一联络地址。

  2016年12月26日午夜,我把自己在社交媒体的签名全部改成了“海淀路39号朱学东”,其时我在社交媒体和自己的日记里,只记录了这样一句话,解释改签名档的理由:“海淀路39号,我大学时代学习生活的地方。在与不在,1985.9-1989.7四年,那里都曾经是我开蒙的地方,会永留心中。”

  我非常幸运,在我离开江南偏僻乡村走向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与人民大学的相遇。

  我在乡村中学求学时,遇上了两位“文革”前毕业于人民大学的学生,尤其是高中时期曾经身兼我政治和历史老师的李培森先生(他毕业于人民大学党史系)。他不仅对我对人民大学的认识有开蒙之功,更让我知道,一个优秀的人民大学毕业生,会以怎样的方式向自己的学生介绍他所理解的世界——他在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时候,曾经向我们推举了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名流,人民大学的李秀林老师、吉林大学的高清海老师等,给我这个懵懂的乡下少年留下了至深的印象——我后来第一次填报志愿填的就是吉林大学哲学系,后来在家人乡邻的反对和老师的劝导下,改报了人民大学哲学系。

  我在人大哲学系就读的那个年代,功利主义还未席卷校园。相反,是理想主义、启蒙精神正宰制着时代和校园。那个时候人民大学的师长们,从未把学生当成员工,而是真诚地把自己的学识见解介绍给我这样的无知青年。尽管今天看来,当时老师的教育水平,可能远比现在粗浅感性,视野或许也没有今天开阔,但他们以他们的诚实,以他们当时的学养,影响了我。

  在哲学系的学习,再也没有中学时代填鸭式的灌输,老师引领之外,更多需要自己去阅读、思考。在别人看来,作为哲学系的学生,课业不重,时间充裕,但是,我在这四年中,大部分时间刻板地循着宿舍—教室—食堂—图书馆的路径生活,虽然也错失了青年时期许多美好的瞬间,比如恋爱、比如社团活动等,但是,就像海绵遇到水一样,书海里的徜徉,让我这个从偏僻乡村走出来的青年,在思想上识见上,没有被时代落下。

  当时课堂上的专业训练,业余的阅读,包括对文学作品的大量阅读,以及当年人民大学赫赫有名的课余讲座的熏陶,型塑了我早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大学时期初步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我后来的人生中逐渐得到更好丰富和校正,让我明白个人在浩渺宇宙中的渺小,在历史长河中的低微,遂能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相,不被乱花迷眼,不被利益所惑,不随波逐流。唯有认识永无止境,所谓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虽然人民大学当年未必是世界最好的高校,但它却是我最热爱的学校。

  因为在这四年中,我青春的欢乐和痛苦的记忆,都留在了这里。正是在这四年中,我渐渐构建起了自己的精神底色,开始成为自己。

  今天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人民大学的生活,真是开风气之先。前些天新闻说南方某大学准备取消男女混住一楼的制度,我意外发现,这些年高校男女混住消息竟然都成为一种新闻,这让我很是惊讶。我在人大读书期间,住东门北侧学二楼,就是男女混住一楼的,甚至,三层还曾男女同住一层!这在当时都不曾成为新闻。当我离开人民大学快30年后,蓦然发现,我的母校当年竟然这么前沿先锋!这么具有现代意识!

  单就这一点看,海淀路39号的人民大学,当年让我们自豪也自有其道理。

  1985年9月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了央视新闻联播,当时新任人民大学的校长袁宝华在八百人大教室的开学典礼上,勉励我们这些新入校的同学,他希望四年后在这里欢送“你们这些共和国的建设者”。如今回想,像我这样的毕业生虽然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所能做的非常有限,但应该没有辜负袁校长的期待。这一点,我向来是很自豪的。

  英国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曾经在谢菲尔德大学,以极其精彩的演说,描述了他心目中不朽的大学。今年是人民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我愿意摘录一段他的演讲词,送给我的母校:

  “世间的事物很少能有像大学那般的辉煌。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仍会给人类带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