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至1994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从1950年起开始讲授货币银行学及有关课程。他的论著曾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多次获得优秀科研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图/受访者提供

　　92岁的黄达，头发花白，身子硬朗，谈吐清晰，行走略有不便，需要借助步行辅助车。

　　少年时曾希望和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土木工程师”的黄达，阴差阳错之下走上讲授货币银行学之路。这条路，他一走就是60多年。在这条路上，他成了我国“货币银行学”的“工程师”：参与编写第一本教材，奠定了整个新中国金融学科的基石，参与搭建了我国宏观经济框架。

　　曾想和父亲一样做工程师

　　在黄达的记忆中，自己的家庭“传统但并不保守”，接受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但更敬守中华的习俗。在这样的家庭中，黄达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和谐温暖，无恒产，凭本领自食其力。这也让黄达构建了最早的择业观：当一个工程师。

　　“因为我父亲是土木工程师，所以我也想做。”黄达回忆，中学毕业后，在考大学的时候得了很重的伤寒，大学没有考，命运随之变化，做了一两年事情，再想回头考试已没有太大把握，当时天津在日本的统治下，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他获得一个机会去了华北联合大学。

　　但华北联合大学并没有土木工程，那里最吸引黄达的是校长成仿吾，上世纪三十年代与鲁迅、郁达夫共称为创造社三杰。

　　彼时的华北联合大学里，只有法政学院、教育学院、文艺学院，黄达不想当老师，当时的观念是穷教师最可怜，文艺学院，黄达倒是有兴趣，但他自觉“文艺细胞”总是差一点，无法进入境界，只剩下法政学院，结果政治系名额已满。

　　命运之手拨弄下，黄达最终只能选择进入财经系。

　　打通金融教学的“东、西方体系”

　　黄达一直致力于“打通”金融教学中的东、西方两大体系，用现在的语言讲，就是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中国金融学体系。这些努力，都凝聚在1992年出版的由他主编的《货币银行学》中。

　　新中国成立后，黄达被分配到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1950年秋季学期开学，黄达被指定讲授货币银行学。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虽开了课程，但没有教科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当时仿照苏联，把所有的东西都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黄达回忆，当时课程分为《资本主义货币信用与流通》和《社会主义货币信用与流通》，两门课同样时间，但资本主义货币课程时间不够用，社会主义货币课程内容不够讲。

　　黄达随后提出来要把两门课合并，以货币银行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点，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情况变成一门课，于是就写成教材《货币信用学》。1959年，由黄达及其同事集体编写的中国货币银行学教材《货币信用学（上册）》出版，被称为“新中国第一部金融学教材”。

　　突破“本本”讨论通胀问题

　　纵观黄达的学术生涯，他一直是个积极的思考者。

　　2011年6月1日，黄达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时候，时任国务委员马凯在致黄达的贺信中有这样的评价：“您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在教学、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中，您始终坚守着独立思考精神，从不人云亦云。您总是从中国经济的实际出发，提炼和阐述经济理念，从不是拿本本，或马列本本，或西方经济学本本等剪裁中国经济学现实。”

　　在改革开放之初讨论通货膨胀问题，也是黄达突破各种本本的重要议题之一。

　　“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一点点通货膨胀都不允许存在，允许一点点通胀，就会发展到严重甚至恶性通胀。”黄达回忆。但是，基于长时间的理论思考、对计划经济以及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现实的理解，他论证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货膨胀的事实存在，剖析了改革开放后通货膨胀的不可避免，以确立正视和正确对待通货膨胀的思路。

　　正是对通货膨胀及其相关的宏观政策的反复研究和推敲，黄达逐步形成系统论证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应包括的基本方面，分别就有关方面草拟出一些“模块”，并在教学中结合自己的思考把这些“模块”加以串联并作应有的补充，突击成书。这就是1984年出版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

　　在此之前，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黄达和五个同事一起写了一本书——《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学经济的学生能够看到的唯一一本由中国人撰写的著作。

　　时至今日，黄达虽已退休多年，但他最近打算继续从回忆中寻找积极的一面。

　　“比如说，为什么小时候在天津，大部分人都租房住，而现在人们都要买房子，为什么都对租房子有这么大的抵触呢？”他最近打算写一写自己的观点。

　　正确对待通胀的实质是，轻微的物价水平上涨是否是经济建设的障碍。今天这已不成问题：轻微的通货膨胀是实现产出潜力之必要；需要控制的是较高的通货膨胀。 ——黄达

　　■ 对话

　　学生要求教师讲的是“道理”

　　新京报：你当时是如何顶住压力提出“通货膨胀”的呢？

　　黄达：当时认为社会主义不会有通货膨胀，但我们总觉得中国的物价，虽然没有上涨，但货币买东西越来越难，50年代还相对容易些，以后就开始计划经济，用粮票、本子来买。

　　不涨价，但买不着。假设当时供销社鸡蛋1块钱一斤买不到，自由市场上可能就得3块钱。所以我判断这是通货膨胀的现象。我就写了一篇《物价方针》，之后引起热议。接触社会，接触生活，甚至说过去经历的一些遭遇，都使得自己对人生有了深入的领悟，没有这些，恐怕经济理论的奥秘之区也是难以深入的。

　　新京报：在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的建立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黄达：在缺乏专业基础的条件下，走向经济学讲坛，旁人称之为“自学成才”，我则喜欢用“土法上马”这几个字，以示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路子，更能形象地说明自己成长的时代特点。

　　青年学生要求教师讲的是道理，是严密的逻辑论证，是判断真假善恶的理性思维和一贯的标准。所以，面对学生，总会感到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必须坚持科学态度的约束力量。时代背景不同，每个人自己的条件不同，但科学之路总会被有志者走出来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任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