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国际刑法研究开创者。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1979年刑法典起草工作。2015年,获得素有“刑法学界的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奖”,是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亚洲人。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作为自始至终参与刑法典创制的唯一学者,高铭暄见证了新中国刑法建设的每一步,并有心记下笔记,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这一探寻法条原意的力作。在推动刑法走向国际化方面,高铭暄同样功不可没,成立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倡导关注国际刑法研究,并在人大开设全国首门国际刑法专题课程。

  自25岁在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以来,先后开设过《苏联刑法》《中国刑法》《外国刑法》《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等多门课程。作为我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至今已培养出63位博士生,多数已成刑法领域领军人物或业务骨干。

  青年时代进人大读书,至今耕耘在人大讲坛。高铭暄与人民大学66年的缘分,好比京剧《洪羊洞》的唱词,“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

  人大的全优研究生

  高铭暄笑称自己为“法门弟子”。年幼时,其父在上海特区地方法院任书记官,凭借着“法院就像古代的衙门”的感性认识,高铭暄的刑法情结就此种下。

  1947年,高铭暄进入浙江大学法学院读书,师从李浩培。求学之路并不顺利,不到两年,因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浙江大学法学院被当时的省军管会文教部撤销,高铭暄不得不转战北京大学法律系继续完成学业。

  尽管经历鼎革,父亲的鼓励与李浩培先生的启蒙,让高铭暄暗下决心好好学习刑法这门课。当时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包括民国时期的旧刑法已不再适用。1951年,即将完成北京大学本科阶段学习,高铭暄萌生希望继续学习“新”的、“系统”的刑法知识的念头,“人大是我当时最向往要去的地方,而且就要学刑法。”

  高铭暄回忆,“人大是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第一任校长吴玉章是老一辈革命家,在我们心中有崇高的地位。教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各方面新思想、新知识……总之,一切都是新的,这对我很有吸引力。”

  1951年8月,高铭暄走进人大,被分配居住红三楼,与许崇德、王以真等十几名同学一起过上了“教研室的集体生活”。当时,人大法律系聘请了贝斯特洛娃、达马亨、尼可拉耶夫、柯尔金四位苏联专家先后教刑法学,阵容强大。除了跟随苏联专家更加系统地学习刑法,在人大的两年学习中,高铭暄也第一次尝鲜“课堂讨论”(семинар)的教学方法,老师教学严格加上勤奋好学,高铭暄门门课程都是优。

  首部专著成手抄本流传

  1953年,高铭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勤耕七尺讲坛。195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开始刑法典起草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刑法起草队伍,人大法律系教研室领导和系主任商量后指定高铭暄参与。

  “我既高兴又光荣,但不胆怯”,26岁的高铭暄很快投入到刑法典的起草工作中。收集资料、开会讨论、起草条文、修订……大小会议全程参与并记录。期间,高铭暄将修订过程整理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学习纪要》,作为给学生上课的讲义。

  1963年,刑法草案修改共33稿;1978年,尘封草案被重新提起。1979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就此诞生。凭借两本笔记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学习纪要》,1981年,高铭暄整理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个工作人员的札记》一书,成为当时“79刑法”珍贵的辅助读物。恩师李浩培评价道,“这是我国刑法学界的一部重要著作,任何人如果欲谙熟我国刑法,是必须阅读的”。

  这部刑法学界“拓荒之作”出版后,很快售完,出版社找到高铭暄建议加印,被高铭暄婉拒,“考虑到1981年开始,单行刑法相继出炉,而这本书并没有包括这些内容,有些滞后,予以修订后再印更妥。”也有不少有志之士为此专门手抄整理,民间流传了一些手抄本,这让高铭暄坚持的同时也有些自责。

  常年晚睡 状态很“燃”

  人登鲐背犹赤子。高铭暄治学严谨,生活中却有“老顽童”的一面:固执地坚持着常年晚睡的习惯,不甘落后,主动拥抱互联网,还会时不时蹦出几句很潮的网络语言。

  学生眼里的高铭暄,状态一直特别“燃”。“一天8个多小时的研讨会,年轻人都有点吃不消,他却能扛下来。我们心疼他,中午要求他休息一会儿再开始,他有时不听劝。”2004届人大博士毕业生朱本欣说。

  每天伏案工作,高铭暄习惯晚睡,有时候会到三四点,通常也要到一两点。“我的孩子、同学都催我早睡,可事儿干不完呐。年龄虽然大了,身体还是可以。”高铭暄说。

  高铭暄一如最初的辛勤耕耘,是中国刑法学界硕果累累的保证,其培养的学生成为了刑法学界的中流砥柱,赵秉志、陈兴良等均出自门下。

  今年,高铭暄在人大培养的最后一位博士曹波毕业,高铭暄为人大培养的博士生已有52位。十三年前就已从人大退休的高铭暄,一直被返聘。“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这句话对高铭暄影响至深,“一对照,我达到了,算是超额服役。”

  刑法学者应当独立思考,坚持学理探讨,具有高度的科学信念。学术上没有禁区,应当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高铭暄

  ■ 对话

  心要静下来,冷板凳也要坐

  新京报:你已经“超额服役”多年,是否想过停下来休息?

  高铭暄:我没有放下什么东西(做学问),纯粹休息的习惯。虽然我不再在人大带研究生、博士生了,学校会给我安排一两次讲座,我跟人大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断。人大需要我的话,我会尽力而为。这也说明我对人大是热爱的,对人大是富有感情的。希望这所学校越办越好,这所学校的历史是光荣的,我也希望它能继承这个传统办得更加出色。

  新京报:可以给当代专注刑法学领域研究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吗?

  高铭暄:我跟年轻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们的优点很多,比如观察问题比较敏锐,记忆力强,外语出色,使用电子信息工具比我们好。年轻人做学问,不要浮躁,心要静下来,冷板凳也要坐,要下工夫解决问题,力求全面、系统、深入。有些人快倒是快,写东西经不起推敲。做学问的诱惑很多,不要被这些诱惑所左右,也千万不要抄袭。政治上强,业务上精,方法要对,作风要正,文风要好,这是我对学生们的期望,也是多少年来自己的经验之谈。

  采写/新京报记者 方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