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张维平拐卖儿童案开庭当天,赵丽、申军良等被拐卖儿童的家长在广州市中级法院门前。A14-A15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为挣钱拐卖9名儿童,广州中院一审,或将面临重刑

  贵州人赵丽(化名)至今记得14年前的那个冬天。那时,她和丈夫、儿子、婆婆住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的一间出租房里。儿子小前进刚满两岁,白白胖胖,生得可爱。白天,她和丈夫在外打工,婆婆在家照料孩子。

  一天早上,赵丽的婆婆正在做家务,住在隔壁的一名老乡说可以帮忙看孩子。婆婆还和人家开玩笑:“你是不是要把我家孩子抱走啊?”老乡笑了:“怎么可能?我才不是那样的人。”

  一个小时后,老乡和小前进一起消失了。

  多年后,赵丽得知那个老乡叫张维平,曾因拐卖儿童判过两次刑。经他之手拐走或卖出的婴幼儿,至少还有8人。

  2017年11月2日,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法庭上,赵丽一眼认出了张维平。她激动地站起来,“我就想问问,为什么要偷走我的儿子?”

  张维平说,偷孩子不为别的,就为卖钱。

  同吃同住,伺机下手

  与张维平做邻居时,赵丽只见过他一两次,叫不上他的名字。

  那是2003年10月,张维平住在赵丽家附近的出租屋里,两家相隔不过百米。平日里,他不出门工作,每天都在外面吃快餐。但他会主动与赵丽的家人搭讪,逗小前进玩儿,还给小前进买吃的,热情得有些过分。赵丽也曾提醒孩子的奶奶对陌生人多加注意。但老人认为张维平长相朴实,不像坏人。

  “他表现得很喜欢孩子,哄孩子玩。”直到小前进丢了,赵丽才想明白张维平的套路,哄孩子是为了让孩子和他熟悉,抱走时不哭不闹。

  利用类似手法,张维平多次得手。有时,他甚至会想办法住到受害人家里。

  2005年7月,张维平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结识了湖南人李树全。在旭日村里,两家的房子相隔不到20米。张维平不上班,经常帮着李奶奶带孙子小成青。

  后来,李树全一家搬到龙华镇,没过几天,张维平跟了过去。他对李树全谎称“租不到合适的房子”,在李家的客厅里和李树全一起睡了三四天。“我们每天同吃同住,我给他介绍工作,骑单车载他上下班。”李树全说。

  一旦获得孩子的信任,张维平便寻找时机,果断下手。往往只需要一次和孩子独处的机会,便能成功。

  2005年8月5日,张维平抱走小成青的那天,李树全不在家,李的妻子正在为家人和张维平准备晚餐。张维平趁着成青妈妈不注意,抱着孩子走出出租屋所在的村庄。走到镇上后,他直接坐上了开往增城的公交车。

  一个小时后,他和小成青已经到了40公里外的增城。

  2003年9月到2005年12月,张维平经常更换租房地点。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开始物色目标。从锁定目标到诱拐得手,一般不超过一个月。

  小前进失踪后,赵丽跟着警察闯进张维平的出租屋。“他的屋子里连牙膏牙刷都没有,床板就用报纸包着人睡在上面,根本不像有人住过。”

  卖孩子的打工仔

  张维平是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人,1971年10月出生。他身高一米六八左右,皮肤较黑,面容消瘦,嘴边留两抹淡淡的八字胡。

  在村里,张家经济条件不好。与邻居相比,老房子低矮简陋。张维平读到初二时便辍了学,在家务农。没几年,便外出务工挣钱。

  上世纪90年代,广东成为中国大陆最开放、发展最快的省份。张维平也随着这股热潮,从贵州跑到邻省打工。起初,他在东莞市厚街镇的一家厂子里做鞋,那是全中国最著名的鞋业生产地之一。1996年后,他辗转来到增城,在荔城区(现增城区荔城镇)的一家化纤厂里找到了工作。

  到增城打工前后,张维平听老乡说起过一些拐卖孩子的事:与张同县的胡某、同为遵义人的曹某做的就是这样营生,曹某甚至卖掉了自己不到一岁的儿子。张维平还认识一个吴某,对于此间的门道略知一二。

  1998年,张维平在石滩镇认识了性工作者“陈英”,相处了一段日子。两人一起住在张维平在化纤厂的宿舍里。

  一天,“陈英”把张维平拉到东莞的石碣镇,指着马路边的一个小男孩问他:“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孩子卖掉?”小男孩被一个女人抱着。“陈英”说,那个女人是孩子的妈妈,是自己的四川老乡。

  两三天后,“陈英”抱着小男孩来到张维平的宿舍。张维平找吴某帮忙,寻找买主。那一次,张维平、“陈英”见到了男男女女共4名买家。事后,“陈英”从买家处拿到了9000元左右的“抚养费”,还分了张维平500元。

  不料,半个多月后,张维平便被警方抓获。1999年7月,他因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抽成的中间人

  2003年,在狱中获得减刑的张维平,刑满释放。无处可去之际,他来到了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

  在石湾车站附近,他租了一间临时房,每晚只要10元。没事时,他就到村口的小店闲坐。店里两名七八十岁的老人听说张维平因拐卖儿童坐过牢,便介绍他结识了另一个行里人——“梅姨”。

  初次与梅姨合作,张维平十分谨慎。偷孩子前,他告诉梅姨,自己和女朋友生了个孩子。因为家中还有妻儿,这个一岁左右的男孩无法带回家抚养。他希望梅姨介绍一个人家收养孩子,收养者只需付一笔“抚养费”。

  在张维平的供述中,那是他第一次亲手偷走别人的孩子。收养孩子的夫妇给了他12000元。其中的1000元,他给了梅姨当做介绍费。

  仅两个月后,张维平便与梅姨有了第二次合作。他开始熟悉带孩子与买主见面,买主带孩子体检等流程。梅姨承诺:不论男女,只要有小孩,她都要。

  从那时起,张维平不再想着到工厂做工,每隔数月就偷个孩子经梅姨之手卖掉。每个男孩12000元,除去给梅姨的部分,张维平能拿到11000元。二人之间还有一种默契。张维平不说孩子是从哪里来的,梅姨也从不过问。

  据张维平交代,仅2004年,他就拐走并卖掉三个孩子。2005年,他又得手四次。

  除了卖掉自己偷来的孩子,他还帮别人“销赃”。

  2004年,他曾与一个名叫“小妹”的性工作者有过短暂交往。小妹先后两次请张维平帮忙卖孩子,张都将孩子从梅姨处出手,并从中获利。

  通过梅姨,张维平还帮表弟周容平联系过买家。被卖的是周容平邻居家刚满1岁的男孩,由周等4人入室抢走。孩子卖了13000元,张维平却告诉周只卖了10000元,事后还收了1000元中介费。

  2016年张维平在贵州落网后,警方曾问他,是什么心态让他多次拐卖儿童。张维平称,究竟是什么心态,他自己也说不清。

  他能说清的一点是,卖孩子得来的收入,都在赌博时输光了。

  或将被判重刑

  2017年7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张维平、周容平等人提起公诉。这是张维平第三次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诉。

  上一次是2010年5月,张维平因拐卖儿童罪被广东省东莞市第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经减刑,其于2015年8月获释。

  广州市检的公诉,意味着本案要在广州中院一审。依据刑事诉讼法,在中级法院一审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与周容平等4名没有前科的被告人相比,张维平无疑是最有可能被判重刑的那一个。

  2017年11月2日庭审时,另一名被拐儿童的父亲申军良准备了满满一页纸的问题,要张维平回答每一个孩子是从哪里偷的、在哪里交易、被卖到了哪里。张维平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但孩子究竟卖到了哪里、卖给了谁,只有梅姨知道。

  “只要你说出梅姨在哪,帮我们找到孩子,我们所有家长愿意给你写谅解书。”申军良说道。张维平和他对视了两秒,点点头。

  但他根本不知梅姨的下落。

  两人最后一次联络是2005年底。当时电视里多次报道东莞警方的打拐行动,张维平想金盆洗手。他换掉手机卡,主动切断了与梅姨的联系。

  依据刑法,拐卖儿童三人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在本次被公诉的5名被告人中,只有张维平没有主动聘请辩护律师。他在法庭上表示:“我希望法院判我死刑,立即执行。”

  可是申军良不愿看到张维平被判死刑,在梅姨下落未明的情况下,他是找到9名被拐卖儿童的唯一线索。

  “如果张维平被判死刑,我就上诉。”申军良说,他死了,我们的孩子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了。

 

 

  被拐卖儿童情况

陈前进 (男)

  陈前进 (男)

  2001年8月19日出生,2003年10月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到水墩镇路上。

  体貌特征:耳朵背侧有一小孔;脑门处有一颗黑痣。


朱青龙 (男)

  朱青龙 (男)

  2003年5月11日出生,2004年7月28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不详。

  体貌特征:不详。


邓云峰 (男)

  邓云峰 (男)

  2002年9月23日出生,2004年8月23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到河源市紫金县路上。

  体貌特征:两处头旋;左手断掌;笑起来脸上有2个酒窝。


钟彬 (男)

  钟彬 (男)

  2003年7月出生,2004年12月31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县城。

  体貌特征:不详。


申聪 (男)

  申聪 (男)

  2003年12月7日出生,2005年1月5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

  体貌特征:左眼眼角处有一小孔;左脚大脚趾有一绿色胎记;右侧臀部有一圆形红色胎记;右大腿有胎记。

 

 


欧阳佳豪 (男)

  欧阳佳豪 (男)

  2002年11月9日出生,2005年5月26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不详。

  体貌特征:不详。


李成青 (男)

  李成青 (男)

  2004年1月8日出生,2005年8月5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到水墩镇路上。

  体貌特征:鼻子下有一颗黑痣;嘴巴下有一颗黑痣;耳垂较厚。


杨佳鑫 (男)

  杨佳鑫 (男)

  2003年9月16日出生,2006年1月1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县城。

  体貌特征:不详。

 

 

  ■ 特写

  9个家庭寻子13年

  有人卖房坚持,有人中途放弃

  13年前,申军良的儿子申聪丢了。

  刚满1岁的申聪,被张维平的表弟周容平等人从广东省增城市(现广州市增城区)家中抢走,又经张维平、梅姨之手卖出,最终卖了13000元。

  儿子申聪被抢的那天,申军良的人生发生了裂变。

  那天前,28岁的他意气风发,是一家电子玩具厂里最年轻的经理,喜欢穿九牧王服装、戴浪琴手表、用最新款诺基亚手机。人均月工资三四百元时,他就能挣到五千元。

  那天后,他的体面、志向、自尊和申聪一起没了踪影。一夜之间,他成了悲伤、困窘的中年人。“谁能想到,人贩子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那么近!”他至今认为,是自己年轻时的无知毁掉了儿子一生的幸福。

  孩子丢失后,河南人申军良辞掉工作,拿出所有的积蓄,追逐与申聪有关的各种线索。

  大海捞针

  在13亿多人口的中国,想要找到一个1岁的男孩,无异于大海捞针。申军良用的,大多是笨办法。

  一度,他听说周容平抢完孩子去了珠海,自己就跟到珠海。三年中,他白天抱着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摞厚厚的寻人启事和一瓶胶水,在大街小巷贴传单;晚上困了,就靠在路边睡一会儿,醒了继续贴。

  虽然没找到儿子,但申军良摸到一个规律:每发出几万份传单,可以得到一条线索。

  2016年周容平、张维平落网后,申军良听说申聪被卖到增城区湘江路附近,他在增城转了一年,挨家挨户拜访。湘江路上有五个社区,他边走边贴寻人启事,一个月才全部走遍。附近的学校和菜市场也是他发传单首选的地方。

  他也想过讨巧的法子,悬赏。2008年,他在寻人启事中将赏金喊到了10万元。

  那段时间,申军良的手机响个不停。自称与申聪有关的消息,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

  最初,只要有人提供线索,要多少钱他都给。2009年,一个成都的号码称知道申聪的下落,前提是先转2000元。申军良夹着钱一路小跑,在3公里外找到一家农业银行,汇了过去。按照对方说好的地址,申军良连夜赶去,下了火车,对方已经关机。

  寻子过程中,申军良根据张维平的口供和当年的报警记录,结识了另外8个家庭。他们的儿子都被张维平偷了或卖了,至今下落不明。

  湖南人邓自和还记得儿子小云峰被拐的那天,2004年8月23日,他和一群亲戚追出去,只捡到孩子的一只拖鞋。那之后,他在广州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住了7天,又把周围的村庄全都转了一遍,却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

  2006年元旦,张维平拐走了最后一个孩子——小佳鑫。此后3年,小佳鑫的父亲阿江到各地寻子。申军良说,“2008年10月,阿江寻子无果精神崩溃,乘火车时趁家人不备,跳车身亡。”

 

 

  就像一团萦绕在身边的雾

  寻子的这些年里,申军良几度感觉申聪就在眼前。

  2017年,一个男人给申军良提供线索,“你儿子就住在我家隔壁,你快来吧。”

  “什么时候买的?”申军良追问。“2005年1月。”时间非常吻合。

  “那孩子刚来的时候和申聪一模一样,错不了。长得和你非常接近。”

  申军良没敢轻举妄动,让对方帮忙看着。对方不时发来信息,“你的聪聪正在去上学的路上。”“申聪放学回家了正在吃饭。”

  申军良睡不着觉,租了一辆车,在孩子家门口守了几天,终于见到了人。他用手机偷偷拍了孩子的侧面照,越看越觉得就是申聪。再看看孩子的家,怎么看都觉得亲切,好像看自己家一样。

  他把孩子的照片发给山东省公安厅首席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问他像不像自己。林宇辉也觉得有点像,申军良更确定了。

  他甚至想好了该请哪位亲戚过来帮忙,如何与孩子父母谈判,如何与儿子修补关系。可就在最后一刻,DNA比对没成功。

  接到通知时,年近40岁的申军良站在路边号啕大哭。

  还有一次是2016年3月5日,申军良接到打拐志愿者的电话:抢走申聪的嫌疑人周容平落网。他至今记得电话打来时,手机显示的时间是11:56。

  申军良顾不上别的,整理出一个房间后跑到商场。他给申聪买了书包、椅子、被子和一堆学习用品,还想买几件衣服。可10年不见,他不知道申聪的身高、体重。

  那一次,申军良又失望了。周容平告诉警方,孩子被抱走后,转手、再转手。最终到了哪里,他不知道。

  邓自和也经历过失望。在增城附近的村庄寻找小云峰时,他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很响亮,和小云峰很像。他停住脚,站在门口仔细听。屋里的孩子断断续续哭了近三小时,邓自和站在外面听了三小时。三小时后,他鼓起勇气敲开门,却是空欢喜一场。

  聊起这些年对申聪的寻找,申军良觉得他就像一团萦绕在身边的雾。自己在这氤氲弥漫的雾霭中穿行,好像能看到他,却什么也抓不住。

  残存的记忆

  时间长了,有的家庭连这团雾也看不到了。

  2003年10月,贵州人赵丽的儿子小前进被张维平偷走了。起初,她辞掉工作,疯了似的寻找。但两三个月后,她感到大海捞针式地搜寻希望渺茫,生活还要继续,只能放弃。

  小云峰被偷走后,邓自和在广州找了一个多月,家里断了经济来源,连房租都交不上。为了自己和家人生存下去,他只好暂时放下小云峰的事,打工过活。此后几年,邓自和断断续续打听过小云峰的下落,但最初的线索断了,重新搜寻时已无从下手。

  有的家庭对找回孩子已彻底不抱希望。2016年,申军良打通了一家人的电话,孩子的父亲在电话中说道:我们不找了。申军良转不过弯:“自己的孩子自己不找,你在想什么?”

  13年来,申军良是9个家庭中唯一坚持寻找孩子的人。他充当了家长和警方的联络人,组织大家进法庭旁听,设计传单并张贴传单……

  他详细询问了每个孩子的出生日期、被拐卖日期、体貌特征等,并印成彩色宣传单。但时隔多年,有些家长已经很难准确描述出这些细节。

  赵丽脑海中关于小前进的印象所剩不多。她强迫自己回忆起关于他的事情,想来想去,只记得他喜欢喝酸奶,有时一天要喝掉两板酸奶。他的耳廓上有两个小孔,“和我这个一模一样。”赵丽摁着自己的耳朵给别人看。

  只有申军良能像背书一样流利地说出申聪的特征:“屁股上有一块圆形朱红色胎记,右大腿有一块长形红色胎记,左脚趾有一点绿色胎记,左眼角有个小孔。”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广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