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赵建依旧在自家的大棚中工作。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摄
迎接狗年的年三十，山东省青州市持续大风。为了照看3个蔬菜大棚，我那36岁的表哥赵建带着媳妇和女儿，在大棚旁边的两间工房里过了年。
与蔬菜大棚的开阔、整洁相比，低矮的工房里陈设简单：一台20多英寸的液晶电视，两个旧木沙发，一个玻璃茶几。西墙上挂着一幅画，雄鸡正在打鸣；东墙上悬着“勤劳致富，实干兴家”八个大字。戴着黑色金属眼镜的赵建把这几个字视为座右铭。
工房里还有一张电脑桌和一张老板椅。正月里，来拜访的亲戚一进屋，忍不住惊叹：“呦，赵建当老板了！”
电脑桌上的显眼位置，还摆放着一张家庭农场的营业执照。“以前农民又苦又穷，都怕做农民，现在我们叫‘新型职业农民’！”赵建说。
“趁着价格好，得抓紧”
农历大年初一，像往常一样，早上7点半，赵建爬上7米多高的棚顶，拉开给大棚保暖的苫子。
阳光透过塑料薄膜照进大棚，蔬菜见光生长。他和妻子穿着秋衣秋裤，猫腰在菜苗中间，整枝、抹杈、清理废叶……
春节前后，北方蔬菜价格开始季节性上涨，两口子一天也不敢停。
赵建种的辣椒，受南方雨雪天气影响，年前价格从3块一斤一路涨到5块4毛钱。但是，正月之后，随着地温升高、蔬菜生长加快，菜价会像开口朝下的抛物线，从最高点一路下滑。
“趁着价格好，得抓紧啊！”作为有5年种植经验的菜农，他很明白，对冬季大棚蔬菜来说，春节前后是必须抓住的黄金期。
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赵建的“翻身”年。2016年，他把原来100米的蔬菜大棚转卖，投资近120万，盖起3个230多米的高标准大棚。
规模化经营的成本投入，把他和妻子“绑”在了大棚里。一家人和棚里的蔬菜保持着一致的作息，“早上7点起床，晚上八九点睡下”，夜里遇见刮风下雨，还要起来围着棚看一看。
尽管辛苦，赵建和妻子觉得还算幸福。2017年，辣椒价格“漂亮”，他还上了部分欠款。
“他们贷款种大棚的大户，不像以前种棚的，是养家糊口，”附近一个小户菜农告诉我：“人家投入是原来的十几倍，跟开一艘大船一样，为的是挣大钱。”
“新型职业农民”
2018年元旦前后，隔壁县的农业局带着电视台记者和菜农，到赵建的大棚里参观。一水儿的现代设施，电视台拍了三天。
一进大棚，地上铺的是“铁轨”——两条轨道贯穿整个大棚，电瓶拖车来来往往，像工厂生产线上的传送带，把人工摘下的蔬菜直接运到棚口。
赵建还是村里最早安装自动放风系统的。放风机会根据棚内温度，自动调节通风口。在传统大棚里，每天要通过人工收放苫子控制气温，“200多米的大棚，只通风一项，就要安排一个专门的劳力。”
大棚顶上有一根铁管，“这是自动喷药系统”，表嫂挪了挪屁股下的板凳，一边摘菜一边指指头上的一根铁管，对我说。
几年前，她在别人大棚里打工时，人背着喷壶洒药；现在，喷药机沿着铁管滑过，像雾一样洒下农药，更加节省。更重要的是，以前“药滴在人身上，滴在哪里哪里长包”，现在全部换成了更环保的生物药，“每一茬蔬菜的农药残留更少，而且农药、化肥和菜苗都集中采购，来源都可追溯。”
这些现代化的农业设施，都是赵建以前不敢想象的。
赵建生活的青州市与“中国蔬菜之乡”寿光县相邻，同属潍坊市。村里的老人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寿光县发明冬暖式蔬菜大棚、结束了冬季北方人只能吃白菜萝卜的历史开始，村里就跟着种起大棚。
在成为菜农之前，用表嫂的话说，他们俩都是“手没沾过土的人”。
二十来岁时，赵建开着大货车跑遍了中国。从沿海地区装上百货、蔬菜，拉去边疆，再装上煤炭、瓜果，从边疆拉回沿海。
21世纪最初的十年是个体货运的繁荣期，他的工资从4500一路飙升至1万元。因为赚钱多、门路广，在村里，“跑大车”是能跟公务员、工人和个体户相媲美的职业。
2010年前后，随着全国物流业的迅速发展，传统的个体货车运输越来越难揽活。长时间驾驶，他全身没一处舒服的，颈椎病，腰疼，胃病，眼疼。
家里的亲戚开始劝他，“在家种棚一年收入八九万，跟你出去跑差不多。”隔壁村种菜的二姨传递了一些种菜“暴富”的事例——村里一个种胡萝卜的菜农，一年挣了20多万。菜农买车、买楼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2014年，为了照顾妻儿，他最终辞了司机的活计，租了两个大棚种五彩椒，第一年下来挣8万多，感觉还行，便在2016年办下贷款，建起3个200多米长的高标准大棚，成了村里规模最大的菜农。
还是2016年，农业部增加山东、安徽、江西、河南四省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体推进示范省。按照山东省的培养计划，2016年到2020年，山东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0万人，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骨干。
2017年秋天，赵建还挤出时间参加了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第三期培训班，七天课堂学习、七天田间实习。“头一次具体了解了国家30多项扶持政策，我们现在叫‘新型职业农民’！”2月19日，送菜回家的路上，他在菜价跌涨的焦虑中，展现出一丝愉悦和骄傲。
“用品牌化对抗风险”
赵建所在的村庄，以辣椒、西葫芦、西红柿为主要种植菜品。
2016年、2017年，他连种了两年辣椒。去年辣椒价格低迷，村里人不看好：“够你们哈（喝）辣椒汤了”。2017年，碰上辣椒价格好，前一年调侃他们的人，又羡慕又嫉妒：“哎呀，今年让你们种着（大运）了。”
这玩笑，反映的是菜农最大的压力——收成好不好，要看能不能押对宝，“种下去，三四个月之后才能知道价格，一耽误就是一季。”
在赵建看来，散户盲目从众的特点，导致几乎每个菜农都为种菜交过“学费”。
为了分散风险，他在3个棚里种了2种辣椒，其中一个大棚套种了西红柿。他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经营理念：“既要随大流儿，又要敢试敢闯”。“随大流儿”能保证种出的蔬菜有市场；“敢试敢闯”能争取主动地位。
2017年春天，高温大棚里的新品陇椒上市。人们没吃过陇椒，市场不认可，价格很低。到了秋天新一季种植的时候，赵建还是决定拿出一个大棚冒险，种了8000棵陇椒。
春节前，陇椒价格一度涨到7块，供不应求。但他用来分散风险的西红柿则遭遇“滑铁卢”，年前跌到1块3一斤。
作为家庭农场的掌舵者，赵建正在研究对抗风险的策略。
春节前，他装了几十箱蔬菜礼盒，想改变以往批发的思路，尝试打出自己的蔬菜品牌。因为人力和生鲜运输问题，销售并不理想。但他决定，明年还要继续尝试。
他还从培训班上得知，家庭农场被认定为省级示范场，才有可能获得财政补贴、信贷支持、农业保险等多方面的扶持。他按照《山东省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一条一条比照了自己的农场，“现在还达不到，”但是他认同政策引导的生产方向，“要让蔬菜通过规模生产，实现品牌化，去抵抗菜价下跌的风险。”
大年初四傍晚，赵建开车走在白色大棚掩映的乡间小路上。亲戚打电话过来要点蔬菜，他打趣地说，“我给你送去，你们管我顿酒哈”。电话一挂，这个自称“新型职业农民”的菜农，又一头扎进大棚里了。
■ 同题问答
新京报：用一个词来形容2017年，为什么？
赵建：辛苦一年，也比较欣慰。蔬菜价格一直有涨势。
新京报：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和规划？
赵建：看看今年有什么好的政策。能给我们这些农户落实一些好的政策。
新京报：你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希望怎么改变？
赵建：全国各地都在大力发展农业，各地政府都在支持，但有点过剩了。发展农业还需要理性，根据当地的需求，应该进行一些调整。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