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08 03:32:08新京报 编辑:刘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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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宋晓梧 我不赞成唱衰东北

2018-11-08 03:32:08新京报


宋晓梧 70岁,历任劳动部国际劳工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等职务。

  11月3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办公室里,宋晓梧裹了件厚棉衣,为了拍摄,里面还穿着西装和小马甲。年已古稀,宋晓梧外貌上却没有多少改变。1980年,32岁的他进入北京经济学院读研,踏上了研究劳动经济之路,历任劳动部国际劳工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等职务。

  “劳动经济”、“社会保障”、“振兴东北”,是宋晓梧人生的关键词。

  48年来,令他骄傲的是,参与了两件“雪中送炭”的事:一是新农合改革,二是棚户区改造。尽管“投资不过山海关”、“唱衰东北”的论调甚嚣尘上,他仍对东北有信心。

  作为经济学者,宋晓梧这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调研、写文、著书上,没挣上几个钱。但他从未后悔。“世上成功之路并非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的的确确只有这一条。”宋晓梧说。

  

  “属于我的路,只有一条”

  宋晓梧已经退休十年了,他精神仍旧矍铄,黑发里只藏了几根银丝,皱纹也爬得缓慢。聊天时,思维清晰,反应极快,总是爽朗地笑。

  但退休后的生活却变得更加忙碌了,因为兼了许多社会职务,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宋晓梧总有参加不完的活动。前一天,南开大学教授陈宗胜邀请他去天津参加收入分配的会议,再往前,他在北戴河出差了十几天。

  刚退休时,宋晓梧来者不拒,希望能“发挥余热”。2013年,生了一场病,他开始想“金盆洗手”,集中精力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和老伴去祖国各地转转,却总是抹不开面子。有人找上门来,他从不好意思拒绝。

  闲下来的时间里,宋晓梧最喜欢写诗。好友马役军评价宋晓梧和他的诗,用了“坦诚”二字。“为官者善诗,但许多当官的人却不能把真实的心境、感受融入到诗里。宋晓梧做到了。”

  宋晓梧在自己尚未出版的13万字自传中写道,“世上成功之路并非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的的确确只有这一条。”

  于宋晓梧而言,成为经济学者似乎是命中注定。

  上中学时,宋晓梧就表现出了对数字的敏感。毕业数学考试,宋晓梧45分钟交了卷。老师看了一眼,写上“标准答案”4个字,让他贴到楼道里。

  正在宋晓梧纠结报考北大数学系还是哈工大工程物理系时,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学梦被击得粉碎。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30岁的宋晓梧报了名。可招生办的人告诉他,“你年龄大了,学理工科没有发展前途,分配你到北京师范学院白纸坊分院,去不去自己考虑吧。”

  两年后,有消息传来,能以同等学力资格直接报考研究生。宋晓梧决定“最后挣扎一把”,这次,他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专业的研究生。

  读研期间,宋晓梧开始到国家经委企业局实习。他跟着调研组到黑龙江调研,发现大多数国企存在“大锅饭”、“铁饭碗”,人浮于事。有企业为安置职工子女就业,一个澡堂安排20多人打扫。

  问题存在已久。1957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便定下了“中国不存在失业”的论调,连“失业”这个词都不允许提。

  宋晓梧想,如果没有“失业”,企业很难消化冗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隐性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相应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在某次国企改革研讨会时,宋晓梧提出了这个观点。反对的声音占据主流,有人让他别跑题,有人讽刺他讲外行话。甚至有劳动部门的老领导严厉批评,“你们知道失业是什么滋味吗?有的年轻人在那里写文章提倡失业保险,瞎搞,那还是社会主义吗?”

  1988年,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宋晓梧讲了句,“中国面临失业问题”。国外的一些报纸借此刊登消息,“中国学者公开承认中国也有失业”。

  一位老师特地打电话叮嘱,“暂时先用‘待业’一词,等中央文件明确了失业一词再用不晚”。但宋晓梧说,改革把企业推向市场,自负盈亏,实行劳动合同制,不可能没有失业。

  这是宋晓梧第一次参与经济理论争论。像这样的争论层出不穷:“劳务市场”是否该更名为“劳动力市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应不应当搞双轨制?是否只有GDP增长8%以上才能保就业……

  “学术研究,贵在和而不同,有不同意见才更能激发深入研究问题。”宋晓梧说。

  新农合的设想

  2000年,国务院八个部委组成联合调研组,先后到八省农村地区进行医疗卫生体制专题调研。宋晓梧是国务院农村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工作班子负责人。

  调研前,宋晓梧从报纸电视里了解的是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到农村后,眼前的景象出乎预料。在湖南张家界的某个乡镇卫生院里,存放疫苗的冰箱已经锈迹斑斑,冰箱腿儿也断了,拿了几块砖头支着。用来做外科小手术的床上,还残留着不少血迹。医生是专业水平极低的赤脚医生。有农民告诉宋晓梧,“进城看一次病,就是一头牛(的钱)。”

  当时,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非常严重。

  据此,宋晓梧提出设想,构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由农村医疗救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农村商业医疗保险三层次组成。

  八部委对此大方向达成一致,但具体的政策却争议不断。2002年秋,在北京杏林山庄讨论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争论到清晨2点,部门之间也没达成统一意见。

  散会后,卫生部一位司长一夜失眠,犯了病。宋晓梧也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来填了一首词《望江东·农村卫生调研》:“城市豪华大医院,挤不进,人满患。乡村破败卫生站,可罗雀,多已散。调研八省仰天叹,城乡异,云泥判。合作医疗应立案,为耕者,还心愿。”

  好不容易确定改革初稿,在文件正式会签过程中,财政部和卫生部又发生分歧。关于农村卫生院的经费问题,财政部门的意见是按事拨款,补需方,卫生部门认为财政应按定编定员保证经费。

  文件拿到卫生部会签时,有位老同志指着宋晓梧的鼻子说:“你不把文件上这条改了,你就是破坏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历史罪人。”卫生部强烈要求按照定编定员保证经费。

  国办那边也一直来催,“马上要上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怎么稿子还没会签下来?”时间紧迫,宋晓梧只好自己带着文件一会儿跑到中南海,一会儿跑到西直门找卫生部,到处沟通协商签字。

  最终定下来按卫生部的意见为准。2002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正式发布。

  2003年,初型新农合制度开始建立。2017年,新农合总体筹资规模已经达到每人每年630元,是2003年的21倍。

  东北棚户区改造

  2004年,宋晓梧被调到了国务院振兴东北办,负责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在抚顺调研时,时任市委书记周忠轩向他们汇报了当地棚户区的问题。

  棚户区的房子大多都是50年代初盖的半地下小窝棚,另一部分是伪满洲国时开矿盖的,约有14万人集中连片居住,绝大多数都是大集体职工和他们的家属。

  宋晓梧到了棚户区,遍地都是垃圾,污水横流。随机进了一家门,屋里阴暗、潮湿,床上散着床破棉絮。主人见了他,“咯噔”就跪下了,拿出一份上诉状,说自己以前是劳模,企业破产后生活困难,希望能有政策帮扶。

  屋外聚了好几个男青年,冲着宋晓梧大喊:“又来调研!调什么研?来了这么多次,管什么用?”

  和居民座谈时,宋晓梧了解到,煤矿枯竭以后,多数下岗职工在外打工,很多孩子成了留守儿童。在小学,老师不能教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老师带着一唱,小孩们哭成一片。

  棚户区的犯罪率也比其他区域要高十几倍。当地政府想了很多办法,组织下岗工人自谋职业,但一直也发展不起来。

  在调研中,宋晓梧发现,资源枯竭城市普遍存在棚户区现象。于是,他们提出棚户区改造应当立项。

  如今,棚户区改造不断扩展。2018年,两会政府报告中提到,“五年来,全国棚户区住房改造2600多万套。农村危房改造1700多万户,上亿人喜迁新居。”

  绕不开的“振兴东北”

  从2004年开始,“振兴东北”是宋晓梧绕不开的话题。

  今年年初,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长毛振华录制视频称,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侵占其公司23万平方米土地。一时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论调甚嚣尘上。

  “东北是大政府、弱市场”。宋晓梧坦言,“政府”这只手起的作用要比其他地方大一些。

  像亚布力这样的情况,宋晓梧也遇到过,但当时,整个东北办也才二十余人,这类事情多了,宋晓梧也没辙儿。

  2005年,在香港召开港澳企业家东北投资座谈会。宋晓梧问企业家们:“你们认为东北有什么问题?”

  企业家们普遍反映,东北地区官员一上来非常痛快,特别是喝了酒以后,大包大揽,“你这全能解决”。可一旦项目落实了,各种情况就出来了。而在珠三角投资,是“丑话说在前头”,虽然一开始跟政府谈得很细,但最后基本都能够按条款来办。

  宋晓梧说,无论是新兴产业培育还是传统产业升级,都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北地区企业养老负担特别重。

  宋晓梧打了个比方:如果投资一个10000人的企业,平均每人月工资5000元,年工资总成本6个亿。如果在广东投资,跟黑龙江比,一年可以节省人工成本5400万。很不公平。

  宋晓梧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全国应统一缴费率和缴费基数,实现全国共济。”但他也说,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很多年了,但始终下不了决心。

  尽管如此,宋晓梧仍不赞成唱衰东北。从2004年到2013年,东北的GDP增长全国领先。在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背景下,钢铁、石油等需求非常大,与东北的产业结构相契合。

  2015年,全国政协到黑龙江调研,宋晓梧也被邀请。参观了多家工厂后,他发现,东北的工业生产技术在全球都是顶尖的,产品能销往德国、日本等地。“东北经济会出现‘断崖式下跌’,是因为国内整体经济下行,对工业原料的需求减少,东北没有国内订单了”。

  宋晓梧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一直是改革的重点。这种城市未来的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宋晓梧说,目前,东北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经济结构已经有较大的改善。

  “东北经济已经开始反弹。国家目前也给了很多支持,只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东北一定会有所发展。”他说。

  ■ 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宋晓梧:年龄过了70岁了,按照有关规定,不能再担任任何社会组织职务,自己更加超脱了,可以有更多的精力用在学术研究方面。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宋晓梧:我有两个愿望,一个愿望就是进一步集中精力做一些自己想做的研究,比如说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自己过去经历的一个回顾和总结。再一个就是和自己的老伴到祖国大好山河,以前工作忙没有去过的地方,都一块去看一看。

  ●新京报:未来你对中国社会有怎样的期待?

  宋晓梧:我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国力的发展不用说,整个社会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不动摇。这是一个伟大的探索,探索成了,我们就探索出了一条新的治理国家,或者是向前发展的道路。

  采写/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实习生 侯轶

  图片/新京报记者 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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